明代辽东教育体系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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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辽东教育体系越来越为学界重视，其在辽东一带的地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以都司儒学、卫学、社学、书院、医学武馆等为主的各样学校形态构成了辽东独有的教育体系，辽东教育体系在辽东一带地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具体的教育建置层级、体系内部人员管理等方面，都于其他地区的教育设置有着明显的差异。同时采取钱茂伟先生的“国家―政策社会“的视野分析辽东教育在明王朝的中央与地方所扮演的角色，最终着眼点在于辽东教育与地方社会文化之间互动交融的关系，从而在动态分析中重构辽东教育体系乃至地域文化。

关键词：明代辽东；卫学；教育体系；社会文化

一、明代辽东教育体系层级与其运作

辽东一带的教育自明初建置，直至明代中叶达到较为完善的地步。太祖建极以来，一改元制在辽东设置都司卫所，为明王朝辽东教育建置提供了制度基础。把辽东教育放置到微观的视域来看，笔者此处将辽东教育体制划分为官学和私学。传统官学之中有如下几种：都司学、卫学、州学与监学、医馆等。其中对于“卫学”，笔者拟采用泛称的定义。而私学又有书院、社学、武馆等。就差异性而言，各种形态的学校内建置不同，教员与生员乃至教授目的、内容与学制均有不同。就层级性而言，各种形态的机构内运作自然也不甚相同，从生源与教员的任命、考试方式与升迁途径等各有区别。而这些不同层级的机构塑造了明代辽东的教育体系。

二、明代辽东教育评析

钱茂伟先生曾谈到明代教育体系的四个特点：学校国家化、学校儒学化、教官正规化、教材儒家化、生员职业化、教育儒学化。总结了官学在明代的兴盛、学校教授内容以儒学为主、教员被纳入国家官职体制等几方面的明代教育特点。作为边疆教育的体系，辽东教育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不同于内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在明王朝国家教育层级中占据重要地位。

首先，辽东卫学乃至其他教育机构是结合边地特色而发展起来的。卫学兼具儒家文化教育与基本武学教育，具有文武共通的综合性。而书院不同于内地的重讲学风气，更具有科举取士的目的。“辽东卫学以一种卫学和地方儒学集合体的形式出现，成为辽东区域内的一种新式官办地方综合型学校。”然而大多数学校开设的目的均为科考取仕，并非讲学论道传播义理之学。其次，辽东地区的教育层级不同于内地府州县建置，而是按照都司卫所的建置分布，主要服务于地方军户子弟，其生源主要来自当地军户子弟，具备一定服务于军事防备的性质。

再而，辽东教育早在明初就更多体现行教化、施礼乐的社会治安功能。辽东地处边疆，北有女真人，西有蒙古各部。为了安定边防，明王朝注重“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 互为安边之本”，强调“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这充分体现了辽东边地教育与内地创设功用的不同。

当然，辽东教育另一重要特征就是民族融合性。辽东地处边陲，多民族聚居，卫学内部的生员也多具有多民族成分。

至于辽东教育的嬗变影响，从积极的意义来说，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为辽东社会文化发展及人才培养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出身辽东地方社会的士人以自身力量联结了地方与国家，为明王朝发展贡献智慧。同时大多出身辽东学校的官员致仕后又反哺地方社会，成为发展辽东教育的推动力量。其次，从社学至书院，从武学至医学为辽东培养了大批各领域人才，推动辽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再次，辽东卫学极大地满足了当地军户子弟的文化需求，也兼及地方如民户、少数民族等其他阶级的后代教育需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受限于文化水平，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社会状况，辽东教育发展至中叶出现鱼龙混杂，生员教员质量下降的状况。明朝为鼓励更多的人赴边地教学，放宽对教员素质的考核，更把培养举人数量这一重要考核标准从教官评价体系中剔除，极大地损害了教员的教学积极性，既降低了教员素质又限制学生发展。此外，由于辽东卫学的文武二性，较难协调其间的冲突，更难以使得生员各有所长。更为重要的是提调官的任命多是辽东地方官员，这些官员多为武将，文化水平不高，且辽东战事频发，这些官员对儒学内部的管理与发展作用十分有限。

三、明代辽东教育体系与地方社会互动

就教育体系本身与地方互动而言，教育植根于地方社会，又服务于社会。地方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该地区教育基础，为其提供资金与人力，而就同时地方的人口为教育提供生源。相应的，教育机构以其运作培养人才，输出文化影响着一方水土。若以“国家―政策―社会”的视野分析，国家出资建立教育体系，从而影响地方社会，而地方社会输入人才，支撑国家发展。

（一）经济互动

辽东学校教育植根于地方社会，其与地方经济联系相对较为密切。首先，辽东士绅关系社会教育，士绅为地方教化模范，为促进地方文化教育，他们大多愿意资助学校建设。史料中多出现辽东地方士绅出资捐助学校建设。如广宁卫学在建学之初用度紧张，建设校舍缺乏经费。由诏守广宁争虏前将军中军都督同知曹义捐己资募工将校舍修建完成。此外，针对学校内品学兼优而家庭经济贫困的生员，士绅们也“捐款置田，襄助学事。”而卫学教育又造就了相当一部分的士绅阶级，如贺钦等人，这一群体最是关心辽东教育发展，致力于完善辽东教育体制。

（二）文化互动

辽东的教育与创设时所想，起到了一定的移风易俗的作用。举例来说，出于义州卫学的贺钦于成化二年（1466），登进士第，师从大儒陈献章。后归辽东，为人所“由是小学之教盛行乡邑，士之登科，笃行谊者多出其门。”除此以外，生员参与的乡饮酒礼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化层面互动。生员的“官事”为：“凡岁举乡饮酒礼，月吉行香，春秋二仲上丁祭祀先师，皆率诸生以听于郡邑守宰”。乡饮酒礼是一种官民聚宴，于洪武年间设立，以地方官员带头，生员主导习礼仪、明法令，敦长幼之道。“洪武十六年（1383年），定举行乡饮酒礼，以府州县长吏为主，以乡间致仕官绅有德行者为宾，择年长有德者为Q宾，其次为介宾，又次为三宾，再次为众宾，教职为司正，并选人分掌赞礼、赞引读律”。至于春秋二仲丁祭祀先师生员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充分体现着明代学校在教化风俗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三）家国调和

卫学以卫所为载体，不同于内地的府州县学，更具有调节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作用。在地方，卫学乃至辽东的教育“由于卫所制度在明代贵州地方社会中所具有的特殊功用，卫学自始至终处于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的重要位置，主导了地方社会教育的构建，承载了国家观念向地方社会的嵌入，以及开启了地方社会向国家上层流动的通道。”此论断不仅适用于贵州地区，辽东地区也是如此。教育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发展，地方社会因此而受益，文化事业得以兴盛。地方的士人也有了升迁的渠道，通过教育科考进入国家机构任职，又服务于国家。这一过程实现了阶层流动与社会互动，调和了家国利益。可以说，辽东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辽东社会，把各阶层系与文化习得，晋升科考从而服务于统治阶级。当然，至于晚明辽东形势紧迫，军备紧张，大量人员外逃也对该地区积累的文化底蕴造成了反噬。

四、结语

综上，有明一代，辽东建立起自社学至书院，文武医学等兼具的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卫学作为辽东教育的主干具有承上启下的节点作用，而书院作为辽东精英教育的代表，为辽东培养了大批人才。辽东教育体系具有文武兼备、民族融合、服务军户、军事防备性强的特点，培养了大批文官武将，为辽东地区文化事业的建设发展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此外，辽东教育官学化特色鲜明，私学并不如内地发达，讲学之风也较弱，学校教育以儒学为主，兼顾武学，生员学习目的多以科考升迁为主。然而由于战事频发，军备粮草需求大、农业经济不发达等因素，辽东地方对于教育的支撑并不算强大，甚至阻滞其发展。这也是辽东一带文化教育与地方社会互动不对等的体现。总而言之，有明一代，辽东地区发展出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这一体系联结地方与朝廷，成为阶层流动的链条，更为明王朝文化教育添加浓墨重彩的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