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大的挣扎:在两难中选择(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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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很久之前，看过一个哈佛公开课的视频，其中有一个让人挣扎的“假如”：假如你是一个火车司机，正驾驶一辆飞快的机车行驶在规定的路上。突然，你发现，在前面的路上，有几个养路工人正在对铁轨进行养护，完全没有感觉到危险――这时急煞根本无效，结果是必然的。然而，柳暗花明，另一个可能出现了：铁轨还有另一条岔路，你可以走向另外一个方向避开这些工人;可那里，也有一个养路工在工作，你走向另一条道路，他将必然成为受害者。

问题是，你得选择。

你不能“装作”自己不在车上，或者处于假寐之中。

没有唯一的、正确的答案。你总得让一个或多个人的生命受损，你必然让自己处在一种“被告”的位置上：按规定方向，你会杀死许多的人，他们鲜活，是母亲的儿子和妻子的丈夫，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个不当的位置可能是未被告知，而且，在杀死一个人、造成一个家庭的痛苦和杀死许多人之间你竟然选择了伤害多数，于心何忍？伤害多数，做出这样的选择你显得多么无情，多么呆板，多么不知计算――如果决策权交在你的手上，你会不会只按规则行事而罔顾他人？如果你选择岔路，好，问题还在：一个或少数就是值得牺牲的？他们的生命就不应得到珍视？而且，他，根本不在你正常行驶的路线上，你为什么要照顾那些有过错的“多个”而选择转向，冲向无辜？难道只有成为多数的时候才应得到重视？……

它，让我挣扎了许多时日。我需要承认自己不断地犹疑，难以说服自己。我需要选择，但我的选择一定有不正确的成分，我甚至无法确定，在两难之间，哪一种的“不正确”更少。

多数时候，这种挣扎是不存在的，生活并不总在迫使我们如此选择，它出现的机率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们似乎能够判断，轻易判断，白与黑，善与恶，真和假，我们似乎可以轻易选择站在正义的一边，巩固住自己对真善美的向往喜爱，保持着对邪恶的义愤填膺。多数时候，我们人类“渴望一个善恶能够被清楚地区分的世界，因为他有一个天生的、不可扼制的愿望，就是要在他理解之前做出判断（米兰・昆德拉《贬值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多数时候，这种愿望是被满足的，在日常、生活、人群和新闻纸中。我们用自己的假定正义使自己站在不受审判的良知一边，而不必去仔细考虑我的所有所做。

可是，作为“人类神经末梢”的文学（和它的延伸：电影，戏剧）却总是一次次把我们拉入到两难的挣扎中，它，一次次地逼迫我们正视，选择，面对我们有意无意的忽略和盲目。文学，放大了那些微点，可能会被我们轻易放弃思忖的微点，将它放置于文学的显微镜下――它，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庞然大物。在我这样的人看来，发现那些存在于我们“沉默着的幽暗区域”的微点并将它放大呈现，是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之一，甚至是，首要的理由。

在博尔赫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中，面对选择的是一个德军军官，他叫奥托・迪特里希・林德。他本是一个平常的德国人，爱好音乐和玄学，对尼采和施本格勒的阅读也是他日常的部分，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虽然我不乏勇气，但我缺少暴力的天赋。”可他，这个缺少暴力天赋的人最终成为了塔尔诺维茨集中营的副主任，这意味着……这意味着选择。略过挣扎的痛，我们还是看看奥托・迪特里希・林德自己的辩解吧，他说，“我并不喜欢这一职务，但是我克尽厥责，从不懈怠。”克尽职守、从不懈怠！它意味着美德，没错儿，似乎我们无法从这点上指责他，然而，奥托・迪特里希・林德的尽责就是对他的指控中所说的，“严刑拷打和残杀无辜”。

如果说，这位副主任要面对的仅是报表上的数字，譬如今天送多少犹太人去毒气室，他所负责的就是在其他办公人员填写好数字之后签上自己的名字，那，他的“罪恶”是否会有所减轻？因为他听不见人的呼喊，看不到具体的肉体――且慢。他知道那些数字的多少意味了什么，清楚得很，但他遵从了……我觉得是遵从了内在恐惧，包括被人群抛出的恐惧。何况，不止于此，这位副主任直接面对过具体，他下令处死了一名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我们接着让他辩解，像小说中所做的那样：“我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否理解，如果是我毁灭了他，我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毁灭自己的恻隐之心。他在我的眼里并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犹太人;他已经成为我灵魂中那个可憎的区域的象征。我同他一起受苦，一起死去，在某种意义上同他一起消失;因此我心如铁石，毫不容情。”――我极其珍视他的辩解，虽然，这辩解是由作家博尔赫斯提供的。在我看来，他的辩解并非是仅仅的强词夺理，并非仅仅的狡辩，而是具有某种真实性的，恰正因这些，这些大约禁不起细细追问的理由，使一个或一些平常、平庸的人会克尽职守、从不懈怠地完成他们平庸的恶。如小说所说，他们有过挣扎，有过对自己行为的质问，但某种的随波逐流和自我麻木最终会使他们硬起心肠，成为恶的帮凶和实施者。

小说，在这里，通过它的方式，对我们在日常中的忽略、对我们的不审不查提出了警告。我当然不是那个火车司机，我当然不是奥托・迪特里希・林德，但实质，我是。假设在另一种的情境中，我处在他们的位置，该如何呢？能如何呢？而我们人类，又如何避免，让我们处在这一极为为难的位置上？

匈牙利导演伊万・萨博拍摄过一部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纳粹时期艺术家的故事――《指挥家的选择》。我感兴趣的，是“反纳粹文化委员会”对指挥家富特温格勒的审查指证。无疑，“反纳粹文化委员会”具有强烈的道德合法性或说道德正义性，它的成员组成就明显带有天然正义的成分：主持人，美国阿诺德上校，一名战士，他以卓越和无畏帮助了欧洲;秘书斯特劳斯，她的父亲因为参与对希特勒的暗杀计划而被处决;监督员威尔斯，出生于德国后被迫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他的参与是一次返回。现在，他们要审问的，是一个纳粹时期的特别文化顾问、声名显赫的指挥家，电影中，直接用了他的原名：富特温格勒。

这位“为纳粹服务的艺术家”，需要回答怎样的提问？

“你是党员吗？为什么你要在希特勒的生日宴会上演奏？”“1933年你为什么不流亡？”“你为什么留下？你为何演出？为什么你对统治阶层那么有用？”“你没有闻过烧死人的味道吧？我4英里外都能闻得到。你见过毒气室么？火葬场？你看到过堆积成山的尸体吗！你还跟我说文化、艺术和音乐？”进而，是，“你拿文化、艺术和音乐来掩盖上百万受害者的死尸？”进而，是，“看看你的祖国，看看你为之卖命的国家，看看那些有勇气的人们举起反抗的拳头……”

站在被审判的角度，富特温格勒的辩解是无力的，苍白的，高超的指挥技巧对他并没有半点儿的帮助。他处在低处，就像当年那些处在低处的犹太人一样。他不是党员，不是在希特勒生日宴会的指挥，而是前一天;他甚至有过出格的勇敢举动，虽然“不向元首敬礼”的这一举动让他的手和腿都有些颤抖……“在希特勒自杀前一小时，无线广播里播放的是由你指挥的布洛克的第七交响曲。为什么他选择你而不是别人？”

富特温格勒喃喃自语，他的声音实在弱小、乏力，几乎小到自己都听不见：“我爱我的祖国，爱音乐。你要我怎么样？”

我们如何看待对这位音乐家的指责，包括种种指责的有效性？难道，用“爱祖国爱音乐”的苍白理由就能掩饰他的顺从、怯懦和选择性盲目？如果这位指挥家处在奥托・迪特里希・林德的位置上，他是不是也同样克尽职守、从不懈怠，任由灵魂抵押给魔鬼，让那种平庸的恶来控制自己？出于大致相同的理由，他应当也会在死亡证书上签字，把那些犹太人的生命交给火焰和毒气――这种猜度并非全无道理，正如社会学家鲍曼所指出的那样，当某个人被吸纳到一个系统中，接受它的游戏规则，那他会自觉地启动心理和行为中的服从机制，成为“无思无虑”的参与者，“同谋”。是的，服从与支持是有区别的，至少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区别，但在效果上却并不显现多么大的不同。不合作，能是一种可能选择么？如果可能，他为何不做？不能，那，为何不流亡，为何留下，为何要演出？……事实上，公民的不服从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条件，不是每种社会都给个人留出不服从的余地;这个人，音乐家，对于反抗的牺牲，确实没有准备。“你要我怎么样？”

故而，对他来说，合适而没有愧疚感的回答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他也难以说服自己，何况，他面对的是“正义的审判”，面对的是上校反复播放的纪录片：影片中，一辆辆高高大大、钢铁的推土机正地掩埋集中营里众多瘦小的尸体，他们早被饥饿、痛苦折磨得失掉了人的样子。音乐家的生活里没有这些，他，不直接面对。问题是，他是否知道这种存在？他的“不知道”会成为灵魂宽恕的理由么？现在，他知道了;现在，他必须一次次面对。

在一批批生命被剥夺、被埋葬的时候，他，在音乐中。在华丽的音乐厅里。在得意洋洋。音乐，尤其是那些对事件没有丝毫记叙的音乐，在这里，是否变成了某种罪证？政治和音乐能够截然地分开么？是否可以因为音乐而对他审判么？或者，因为，别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他没有？……

让我们把目光略略地移开一些，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这场事先认定有罪的审判上，我们会发现，“反纳粹文化委员会”主持人所采取的问训方式有着某种的“似曾相识”：他先让富特温格勒“在外面等着”，“不要给他倒咖啡，不要对他打招呼”。然后，“我没叫你坐下”――站在“正义”一边，少校获得了粗暴的、横眉的权力，他显得咄咄逼人――这份咄咄逼人当然是他的故意。甚至，他也故意培养着自己的敌意与仇恨。他的词典里没有音乐家有的只是罪人，帮凶。在没有获得确切的、音乐家死心塌地为纳粹服务的证据时，上校采取了诸多非常手段，譬如利用纳粹秘密文件中的记述，譬如把审讯重点转向个人问题上面，譬如反复播放有关集中营的记录片，譬如……在伊万・萨博的电影中，秘书斯特劳斯和那个犹太青年都开始反对起美国上校的审问，她和他不满上校的有罪推定，不满上校用羞辱的方式剥夺被审判者的权利……这位上校所使用的，是人类时常共有的一种“审讯”方式，法西斯也同样如此运用。我猜度，用一种相对的恶意猜度，阿诺德上校期待自己的工作能够“卓有成效”，富特温格勒是落在手里的大鱼，他希望能在这个人的身上有所突破……在这点上，“我”和“敌人”很是类似。

斯坦莱・米格兰姆曾有一个相当著名的实验：将学生分成两个部分，一类指定为“学生”，另一类则是掌握权力的“老师”――为了了解“惩罚对学习所直到的效果”，“学生”们被要求双手被绑坐在椅子上，手腕上连上电极。如果“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出错，“老师”就负责对他施以电击，并且，电击的强度应逐步升级。

结果是让人惊讶和沮丧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最初的时候提出拒绝实验;而且，他们一致地“越来越残忍”，40名成年实验者中有30人把电压调到了最高，他们，甚至欲罢不能。如果允许，我想把阿诺德上校看成是斯坦莱・米格兰姆实验中负责施以电击的“老师”，当他获得这一角色时，“惩罚机制”便得以开启，他同样选择了服从，甚至更接近于“支持”。随着时间，他越来越进入到自我的角色中，从对他者的惩罚中得到了更多，尽管这份隐秘于“沉默的幽暗区域”。不，你可能说，阿诺德上校不是纳粹，他是出于正义和良知，二者有着巨大的不同――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中曾向我们指认，作为20世纪专制形式的极权主义现象，其特殊性就在于，它会通过意识形态的蛊惑，赋予自己“假定正义”，全能地控制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得到几乎是全社会的支持：那些纳粹分子中，有太多类似阿诺德上校这样的人，他们坚信自己站在并始终站在正义的一方，那些有违正常的手段只是为了更为美好的明天。他们，有权力对自己鄙视的“敌人”保持鄙视和义愤填膺。强势，高压，在纳粹和邪恶集团那里是丑陋的，在另一方同样也是;对人进行侮辱、制造恐惧在纳粹和邪恶集团那里是丑陋的，在另一方同样也是。阿伦特说，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同时潜伏着刽子手和被害者，他们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他们身上的制服是可以互换的。在纳粹时代，某些纳粹党人很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审讯阿诺德上校和“反纳粹文化委员会”的所有人，如果有机会的话。阿诺德上校所做的重复，与纳粹之间的区别，一是时间上，二是地点上，三是位置上。

“你想要怎样的世界？你想要把世界改造成什么样？你以为现实世界只有物质吗？……”这是指挥家富特温格勒的低声反驳。他无力把它大声地说出来，也不敢大声说出。而它，在我的耳朵听来――

我当然不是指挥家富特温格勒，我当然不是阿诺德上校，但有时，我也是。假设在另一种的情境中，我处在他们的位置，该如何呢？能如何呢？站在富特温格勒的角度，我会不会选择不服从，放弃音乐和音乐的场域，习惯的祖国，并置女儿的安危不顾？我会不会流亡？流亡到陌生中对我来说意味了什么？我会不会一边小小“冒犯”一边顺从，用大家都如此、人在江湖之类的话来安慰自己？它，又能真的让自己不挣扎么？站在阿诺德的角度，我又该如何处理这个“纳粹的合作者”，我又如何控制携带在身体里的仇恨和愤怒？不启动惩罚，受审者能够痛快地认识和承认自己的罪责？那，又是谁，赋予了我充当审判者的权力，我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如何警惕和控制那种隐秘？还有，音乐和艺术，和科学，是否允许在纳粹的、敌人的土壤里存活，我们应以一种怎样的态度来面对？那些和敌对方有些关联的从艺者呢？

无论我是富特温格勒还是阿诺德上校，都会面临选择上的两难，都会有必须的挣扎。在这里，文学和电影向我们展示的是极端境遇，并非我们的日常遇见，然而我们会在日常中寻找到问题的类似性。透过这种极端化的“放大”，那种需要的内心挣扎也跟着被放大了，它，让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并不得不加以审视。文学一贯如此，至少是，优秀的文学一贯如此。在君特・格拉斯那里，《铁皮鼓》，他扩大了挣扎的裂痕，让小小奥斯卡有了两个“父亲”：马策拉特属于德国，最终被儿子递到手上的纳粹党徽断送了性命;扬・布朗斯基在邮局保卫战中被捕，成为牺牲品。小说中，让两个不同的父亲携带着不同性格，但两个人，在母亲身边也曾有过一段和平的、友善的时光――我将它，看成是寓言，寓言的形象化和具体化，现代作家时常如此。那我，奥斯卡，如何看待“父亲”的分裂，在两个父亲之间我是不是需要选择，特别是，他们都有各自的可爱、可恶和可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挣扎被进一步放大而成为喧哗的争吵，它们各自坚持绝不相让。萨特，《死无葬身之地》，“我们”应如何处理那个和“我们”一起被捕的游击队少年？他能不能熬过刑罚，会不会成为告密者？该不该假定他“一定会招供”，把未发生的罪责推给他，而一起把“可能的背叛”消灭于萌芽，“我们对他的杀死”能不能自我说服，把自己变成正义的化身？假如，他不招供，我们对自己人的谋杀应是怎样的残酷，它对我们的目标一定是种背离;但，假如他经受不了刑罚，巨大的损失应由谁来承担？……及至门罗，卡拉在她的日常中挣扎，如此的生活是不是应当逃离，如何逃离，她要承担怎样的后果，而返回的路上，她和我们又经历着怎样的挣扎？（《逃离》）对于生于伊斯坦布尔的奥尔罕・帕慕克来说，东方和西方是个问题，宗教和世俗是个问题，进而，用怎样的方式去画一匹马都成为了问题，需要经历挣扎――没错儿，对于那些细密画家来说，这匹马是世界观，是你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像摄影那样还是按传统的样式，画它的形还是抽象出它的灵魂，要真实性还是要装饰性……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一度让我陷入挣扎，我将画马换成写作：我应当用怎样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理想创作？是刻意补自己的短板还是片面深刻，让长板更长？有无可能，用最简单的方式言说最为复杂的内容，而不丝毫地减损我想要的繁复多意？我，如何区别杜拉斯的样式，卡尔维诺的样式，福克纳的样式，以及所有已有的样式，而完成我自己的？我，一个受西方文学影响至深的东方人，如何书写和构建我的东方？……

像所有的真问题一样，标准答案是缺乏的，做出选择因而尤其艰难。如同昆德拉说的那样，“在上帝死后”，绝对真理已被分裂成无数个具有相对性的真理――事实上，这种相对性一直在着，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进程，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往往选择了A，就发现B的合理性似乎更强;选择B，则发现，A的损害和忽略似乎要少一些……崔卫平在她的文章中也表达过类似的忐忑：“我们几乎在说任何一句话时，都不能不是腹背受敌的。在刚刚表达完思想的第一秒钟内，就会产生一个念头：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来表达与其相反的意思”。

海森伯：踏着秋日的暮色，我现在来到了卡尔斯贝格的玻尔家的门前，自然是被看不见的影子尾随着。我感觉怎样？畏惧？当然，那种对教师、雇主、父亲的畏惧感。我更畏惧的是我必须说什么，怎么说，如何开头。更恐惧的是一旦我失败了会发生什么。

玛格丽特：不会是与战争有关吧？

玻尔：海森伯是理论物理学家。迄今为止尚无人发现理论物理杀人。

玛格丽特：不会是裂变吧？

玻尔：裂变？他为什么要跟我谈裂变？

……

迈克・弗雷恩，《哥本哈根》，话剧。它是我有限的阅读中，让我的挣扎感最为强烈的一部。它同样具有一个真实的起点：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突然来到丹麦，拜访自己当年的导师和挚友、物理学家玻尔。遭受着严密监视的两个人，此时，正在为不同阵营研究核武器。话剧的幕布拉开，他们处在了这一交汇点上――在天堂里，波尔和他的妻子又一次接待了海森伯，他们努力复原当日的发生，然而随着各自的努力我们发现某些裂痕并没有获得弥补而是进一步加深，在这些加深着的鸿沟里，人性深处的巨大黑洞出现了，不仅让当事人难以正视，就是我，一个阅读者，也在百感交集，苦苦挣扎。我是有着犹太血统的海森伯，我是参与制造了核武并获得成功的玻尔，我是，他们二人。

对海森伯来说，哥本哈根之行是一次临渊之旅;而迈克・弗雷恩则将他的阅读者一起投入深渊。“关于我，世人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测不准原理，另一事便是我在1941年去哥本哈根与尼尔斯・玻尔的神秘会面。大家都知道测不准原理，或自以为知道;但无人理解我的哥本哈根之行”――海森伯，在话剧中说。

他为什么，在那样的时期还要来哥本哈根？他，和玻尔之间又谈了什么？他们，在祖国和民族，科学的道德和人性的道德，情谊和敌意，自我的谴责和原谅之间……《哥本哈根》让他们各自做着单向选择;他们，被单向的选择撕裂开了――之间的对话让我们看得见他们灵魂的挣扎，掩饰，回避和不得不面对。在追问中。

海森伯：玻尔，我必须知道！我必须作出决定！如果同盟国正在制造原子弹，我该为我们国家作什么选择呢？你说过，人们容易错误地以为弱小国家的国民们的爱国心会少些。是的，然而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刚巧处在非正义一方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热爱他们的国家。我出生在德国，德国养育了我。德国是我孩提时代的一张张脸，是我摔倒时扶起我的一双双手，是……德国是我寡居的母亲和难处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德国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知道我该为他们选择什么！再战败一次吗？再让伴我长大的噩梦重现吗？……

玻尔：但是，亲爱的海森伯，我没什么可告诉你的，我不知道同盟国是否有核计划。

海森伯：它在进行，甚至就在你我谈话之时。或许那时我选择了比战败更糟的事情。因为他们制造的原子弹将用来对付我们。广岛的那个夜晚，奥本海默说他的一大遗憾便是未能及时研制出原子弹来轰炸德国。

玻尔：事后他痛苦不堪。

海森伯：事后！是的，我们至少在事前就多少感到痛苦。而他们中有没有人，哪怕是一个人，停下来想过，哪怕是短短的一刻，他们在做什么？奥本海默想过吗？费米想过吗？特勒？齐拉特？当爱因斯坦在1939年写信敦促罗斯福拨款研究原子弹时，他想过吗？两年后当你逃出哥本哈根，去了洛斯阿拉莫斯时，你想过吗？

玻尔：亲爱的，亲爱的海森伯，我们没有给希特勒提供原子弹啊！

海森伯：你们也没把它投向希特勒。你们把它投向了能投到的任何人。街上的老人和妇女，母亲和孩子。如果你们来得及的话，受难的会是我的同胞，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那是目标，对吗？

玻尔：那是目标。

……海森伯的自我辩解并非全无道理，包括由他发出的指责。他并非对那些针对犹太人的暴行一无所知，他并非对纳粹的所做全无保留，可是，他该如何选择？如果，原子弹最终投向德国，他的同胞、妻子和孩子，他又该如何？他的科学是无法按他的意愿只针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就像后来的发生，就像玻尔他们同盟国完成的那样。那，保护那些你爱的弱小，或者出于“某种恐惧”，你就能够心安理得，让你的发明去摧毁另一些同样的弱小？“事先”和“事后”，这当然是个问题，甚至是本质性的，我相信奥托・迪特里希・林德也有那种事后的痛苦，富特温格勒和阿诺德上校也有。可我们，更珍视和看中“事前”的痛苦，哪怕――“哪怕是一个人，停下来想过，哪怕是短短的一刻，他们在做什么？”

就个人的偏好而言，我喜欢思虑，喜欢思虑的文学，我时常，把我当成是文学中的他人，和那些他人一起面对，思考，挣扎。再强调一遍，我认为，发现那些存在于我们“沉默着的幽暗区域”的微点并将它放大呈现，是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之一，甚至是，首要的理由。

当然，如果事前，想过，玻尔他们会不会拒绝？要知道，那时的希特勒势如破竹，整个欧洲都在燃烧;如果事前，想过，科学家们会不会慢下来，消极些，放弃掉自己殚精竭虑想要的成功和成就？如果事前，想过，他们会不会这样劝慰：我们帮助一些人消灭了另一些人，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无辜的，我们有罪;但，如果我们不提供可能的帮助，受难的会是我的同胞，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所以，我依然选择。

我不知道。如果事前想过，玻尔和他们也许依然会如此，尽管他们经历了痛苦和挣扎，而且这份痛苦和挣扎将一直伴随下去，直到生命结束。然而，事前想过依然是重要的。文学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提供了“事前”的可能。它，让我们在事前思忖。它，让我们可以部分地避免无思无虑的麻木状态，让我们，部分地，脱离奥托・迪特里希・林德的位置。无思无虑地盲目服从是人类灾难的渊薮，它，很可能是集体暴力和平庸的恶的温床。

恰恰是，无思无虑者是人类的绝对多数。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米兰・昆德拉从那些无思无虑者中找出其中一个，一个在1971年无限崇敬列宁的女人，到了1991年列宁格勒更名时表现得欢欣鼓舞――他承认，她应当有这个权利。从拥护到反对，其间的变化应是惊人的――不，挣扎没有在她身上出现过，这种随波顺时的在她那里显现出的是一种“非个性本质”。“这改变既不是他们的创造，也不是发明，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出其不意，不是认真思索，不是疯狂之举;它没有诗意;它只是靠向历史多变精神的一种十分乏味的调整。因此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感觉出来：反正，他们总是保持着老样子：总是站在对的一边，总是想着――在他们的圈子里――应该想的;他们改变不是为了靠向他们自我的某种本质，而是为了和他人混成一团;变化使他们始终保持着不变。”“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是按照看不见的、自身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想法的法庭在改变自己的想法;他们的改变只不过是一个赌注，押在明天将自喻为真理的法庭上。”汉娜・阿伦特在考察纳粹战犯艾克曼的罪行时也如此指出，他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是出于什么深刻的邪恶动机，而在于他是一个根本不过脑子，也不是那种可以站在他者角度去思虑问题的人。纳粹在时他们服从于纳粹，而纳粹一旦，这些人也会不假思索地接受加诸其身的任何新规矩。在我和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人依然是个多数，绝对的多数。前和后，左和右，他们随时可以，他们不挣扎，他们会永远顺从于生活的波与流。至于他者，则更不是他们的目光所及了。

而在此处，文学用它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了警告。让我们在“事前”先经历内心挣扎。这，也是我一向看中在文学中被放大的挣扎的原因之一。它，教给我们更多的审慎，让我们过上那种经过思虑之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