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方济与南明政权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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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明政权与天主教的关系,向来为明清史特别是教会史学界注重。本文以洋教士毕方济与南明政权为中心,分别辨析“毕方济奏折”名称之错讹,以及毕方济与隆武帝朱聿键两者关系之本相,基于此对中国教会史研究方法略作申论。

［关键词］毕方济；隆武帝；奏折；信供与信证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172-02

南明政权与天主教的关系,向来为明清史特别是教会史学界所津津乐道。揆诸情理,教内学者欲借此彰显圣教,教外史家因其牵涉南明王朝对外关系诸事,故而不得不给予特别重视。教内计有黄伯禄、徐宗泽、陈垣、方豪诸人,教外则有王重民、顾诚、黄一农、汤开建、陈文源等。其中,洋教士毕方济与南明政权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毕方济(Franois Sambiasi,1582―1649),字今梁,意大利籍耶稣会士,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东来,在华传教37年。毕方济与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均有所往还,一度作为南明使臣,三赴澳门请求西洋人军事援助,招募兵弁北上辽东战场。或因史料缺略,或因考证未周,笔者认为相关研究仍有待补正完善之处。近来翻看相关历史文献,发现仍有两点问题值得予以厘清,并由此对中国教会史研究方法略作申论。

1 “毕方济奏折”名称辨析

崇祯十七年(1644)十二月初六日,毕方济觐见弘光帝朱由崧,呈递奏疏一件。传世教会文献及明清史学界目前多称之为“毕方济奏折”。笔者却认为,“毕方济奏折”这一名称似有问题。

据查现有文献,教内文献《正教奉褒》首先著录。《正教奉褒》由江苏海门黄伯禄神甫于光绪九年(1883)编次成书。最早问世于光绪十年,光绪二十年、三十年相继刊布第二、第三版,均为上海慈母堂铅印本。据目前研究显示,三个版本目录在文字上有少许改动。但关于毕方济的条目并未有所更改,均题识为：“毕方济疏富强之策并请赐葬陆若汉。”教会史必备参考书《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亦有收录,然而目录却题为“毕方济奏折”,编者未予说明命名缘由,确实考察未周。后来学界沿用此名,不免以讹传讹。此本是末节,不过此名称牵涉明清制度,不可不慎重。众所周知,奏折发端于清初顺康年间。明代臣工上奏的正式文书主要包括题本和奏本两种,顺康之际为强化皇权,事涉机密者改用奏折直达天庭,以防通政使司或六部京官置喙其间。奏本、题本与奏折,三者无论制度缘起、公文格式,还是递转程序、奉旨缴交等,均不相同,作用也各异。基于此,笔者认为,依照明代制度,“毕方济奏折”应更名为“毕方济贡献方物疏”,此更为妥帖些。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这般的纰漏,笔者认为应与教内文献及教内学者的扬教心态有关。诸如此类,将奏本、题本或揭帖更名为奏折者,教会史文献内尚有多处。奏折事涉机密,清初顺康年间如要取得上奏折权,必须征得皇帝同意,教内文献及教内史家多以“奏折”为名,更可以此彰显圣教于明清两朝的恩遇,而教外学者多堕入其中,因循其名,岂不知此实与史实本事不相符合。

2 毕方济与隆武帝的关系

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第一次出使澳门结束后,毕方济曾有《修齐治平颂》一文上隆武帝朱聿键。此文原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以往学者零星有所披露,近日始由比利时学者钟鸣旦全文整理出版公布。细读此文,内中充满着对隆武皇帝崇奉天主教的期许。毕方济指出：“圣王体上天之心者有四,曰修身也,齐家也,治国家,平天下也。斋乎心,所以修身也。正乎内,所以齐家也。勤仁政,所以治国也。敬上帝,所以平天下也。斋乎心者,无邪思之谓也。正乎内者,无二妇之谓也。勤仁政者,无倦怠之谓也。敬上帝者,无虚幻之谓也。登极以来,唯一长素,不独口斋于味,而且举体清贞,此思之无邪也,斋乎心也。登极以来,唯一中宫,不独身远于色,而且积念光明,此妇之无二也,正乎内也。躬览万机,手裁庶绩,宵旰莫非仁政,而未尝稍有倦怠也。明明在上,翼翼小心,对越唯一上帝,而未尝稍有虚幻也。”毕方济将隆武皇帝“唯一长素”、“唯一中宫”等日常起居比附西方天主教会“钦奉上帝、守斋、独妻”的教内习俗,以此试图劝诫隆武皇帝崇奉天主教,实现上行下效式自上而下归化中华的布道目的,正如其文中所称“以圣王至上而犹钦崇一主,尔为王臣,其可违背而不究性命所从来乎？”

待毕方济的颂文呈进后,隆武皇帝随即作御制诗《答故人高士毕方齐字今梁进〈修齐治平颂〉有引》予以答复：“毕今梁,西域之逸民,中国之高士。余迎晤于奉,在烈庙庚午辛未间。丙子冬,余以罪废降,羁重圄。今梁冤惜,力白当事抚臣,余事得明。甲申秋释,乙酉春再晤。今余登极八闽,今梁奉召来朝,进颂含规,文叔云狂奴故态。诗以裁答,兼弁文首。”其诗云：

天地年年故,蟾乌日日新。金兰一友道,橐龠五人伦。

怜彼华夷苦,拯余方寸仁。借旒安世后,太昊委来真。

笔者认为,毕方济与隆武帝之间的往还酬答有两点必须辨明,基于此也可知两者关系之本质。第一，正如前文所言,毕方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方式在华传播天主教。这既是在华耶稣会一以贯之的布道策略,同时也是毕方济本人所主张且实践的传教方法。明清之际,无论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贡献方物、徐光启劝诫崇祯帝拆撤宫中佛像,还是汤若望试图影响顺治帝崇奉天教,无一不是耶稣会“自上而下”布道策略的具体化。至于毕方济本人,亦复如是。万历末年辽东战事吃紧,天主教徒、时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的徐光启上疏,要求赴朝鲜练兵,以加强军备。法国学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称：“当是时也,光启上疏,主遣大臣赴朝鲜征兵,以讨势力日盛之鞑靼。前次未久,朝鲜人曾以勇武建功绩。朝廷报可,光启拟亲行,并延(毕)方济偕往传教。国主如受洗,人民将必从之。遂作种种预备,并多携利玛窦神甫之撰述。将行,朝臣献议,以为遣一阁老往,有妨朝政,宜遣他人行,其事遂寝。”如果说欲赴朝鲜布道是毕方济自上而下传教主张第一次尝试的话,那么此次呈送光武帝颂文无疑是其再一次的努力。第二，即使毕方济一相情愿朱聿键崇奉天主教,然而细读朱聿键御制诗可以发现,隆武帝朱聿键之态度与毕方济之期许差距甚远。据教内文献所载：“时隆武帝位颇危,方济劝之信教,以期永生之望。隆武许其在广州拥有教堂一所和居宅一处,以及其他传教特权。”因西洋教会所宣扬的一神信仰、一夫一妻制度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背离,也正是如此才会爆发中国基督教史上全面影响中西关系的“中国礼仪之争”。基于此,隆武皇帝朱聿键不可能崇奉天主教,然而为了取得洋教士以及澳门葡萄牙人的军事支持,故只好予以礼待。不过,必须明确的是,隆武帝朱聿键以光武帝刘秀、严光之间“狂奴故态”的典故比附他与毕方济的关系,既是对两者关系以及毕方济作为“西域之逸民,中国之高士”的肯定,同时从另外一方面也可知其对毕方济所期许的一种委婉拒绝,即隆武帝朱聿键本人不可能摒弃传统文化,全心全意崇奉天主教。至于“借旒安世后,太昊委来真”,太昊当为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传统,来真当为西方天主教。事实上,为寻求澳门西洋人的军事帮助平复天下,为推动毕方济第二次出使澳门的计划,以在华推行天主教为诱饵,此种说辞实在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由此可知,毕方济与隆武帝朱聿键的关系,并非如教会文献及教内史家所宣扬之情形。毕方济在南明王朝的恩遇,只不过是特定情境下一种另类的历史现象而已。

3 信供与信证

1947年4月,史学大家陈垣与胡适之间有过一场关于中国佛教史研究方法的讨论。陈垣认为：宗教史研究“信供不如信证,故每在教史以外求证,亦孔子所谓‘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之意也。佛家记载如可信,吾何为不信,奈其可信者甚少何。故尝谓研求教义,自当寻之内典,研求教史,不能不证之外典也。”宗教史尤其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教内文献与教外典籍并重,完全基于教内文献研究不免受其牵制,必须援之以教外典籍,方能避免被牵着鼻子走。为此,陈垣曾著有《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以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治学方法。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取用教内文献尤其必须谨慎对待,务必首先考虑清楚,以免堕入其中。当然教内史家的扬教心态更不可取。通过“毕方济奏折”之名称,以及毕方济与隆武帝朱聿键之间关系的辨析,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均有以此彰显圣教恩宠之嫌,实际上与历史本相相差甚远。若要得出公允结论,必须辨明教内文献,并征之以教外典籍,方称得法。也即陈垣先生所谓：信供不如信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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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汤开建,王婧.关于明末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奏折的几个问题［J］.中国史研究，2008,30(1)：139-162.

［作者简介］张中鹏(1983―),男,河南信阳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方向：明清史及港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