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权在于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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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四味(以下简称“记”)：请您简单介绍一下2009艺术北京的基本情况。

艺术北京执行总监董梦阳(以下简称“董”)：今年的艺术北京有60多家画廊参加，以国内画廊为主。场内活动包括了“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艺术突破主题展之‘诗意・日常’中国年轻艺术家群展”和“影像北京”。影像北京特展包含了国际时尚摄影特展、艺术家影院和巴马科摄影双年展获奖作品展。每个展览都是跟画廊合作来完成的。我们在培养小的品牌，这里面还有很多专题活动，比如摄影这一块，还跟大众汽车合作做一个fashion艺术。另外一个重要的教育项目就是论坛。

记：今年艺术北京的销售业绩如何?金融危机对艺术北京的影响表现在哪里?

董：金融危机对所有的事情都造成了影响，包括市场本身，当代艺术和市场中本身出现的问题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暴露出来了，对我们来说有影响是一定的，比如我们的展览规模和去年相比缩水约两成。但令人意外的是，博览会的人气非常高，开幕当晚就迎来各界人士上万人。而且今年的成交额情况超过往年。

记：是不是作品的定价比较合理，大家都有“捡漏”的心理?

董：面对金融危机，大家都比较实际。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参展画廊纷纷主推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有些知名艺术家的新作价位合理，给更多人参与艺术品投资的机会。比如油画家曾梵志，此次出乎意料地带来8幅铜版画《狮子》，每幅售价10万元，展会没结束就已全部售完。在“1+1慈善展”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丁一林的油画《丽水人家》和《鹿咀风光》两幅作品以10万元的价格出售，王伟的青铜雕塑《夜》，开幕当晚就被收藏家马未都以8万元订下，这些价格都远远低于两位艺术家以往的市场价格。购买人群扩大是此次博览会成交额不降反升的原因。

至于“捡漏”，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合理的定价是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必然趋势。艺术不能束之高阁，否则就对社会没有意义。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突破和创造性，盲目地追求市场价格，并不有利于艺术市场的健康。在这个危机时期，我觉得我们画廊去认真做经营，我们艺术家去认真地做学术，我们的收藏家自然而然会有更为清晰的收藏思路，而不在于投机性质的“捡漏”。

记：收藏家以国内为主，还是国外?

董：国内收藏家或者说消费者逐年增多，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趋势。

记：艺术北京和CIGE、上海春季艺术沙龙、香港的艺博会相比，定位上有什么不同?

董：“立足本土，面向亚洲，放眼国际”是艺术北京相当长时间的工作目标，是需要我们通过扎实的工作，一步一步去实现的。

记：很多人都在谈“建立东方或中国的艺术价值评价体系”，您怎么理解这个说法?

董：当代艺术起初是有“殖民”色彩的，发展到现在，不管泡沫有多厚，可以说完成了第一步。前些日子，随着金融风暴的发生，很多人又在批判当代艺术，这又有点“矫枉过正”。“存在即合理”，艺术市场会自发地调节到一条正确的路上。许多被冷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又可能被推崇。

价值体系的建设，无非是有没有能力发声，发出多大的声音的问题。我们有深厚而优秀的文化可以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抗衡，但是发不出声音来。如果能够在纽约建中国当代艺术馆，也许那是一种能力。我认为要发声，要强大自己，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操作。同样是几百平米的房子，几个工作人员，为什么有些画廊可以推出重要的艺术家，有些则不行?这就是操作能力存在差距。我们谈东方或中国的艺术价值评价体系，仅仅是在理论上呐喊是不够的，还应当用商业的手段推动艺术，完成自身的造血机能，营造一个良性发展的艺术市场。

记：您觉得“国际化”的衡量标准是什么?艺术北京做到了吗?

董：是否把国际上最好的博览会搬过来就是最好的呢?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常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只有用国际性的语言传播民族性的东西，才会是国际化的。向国际化靠拢，本质上是服务手段的问题。我们是做服务的人和机构，每年不断地改进服务水准是我们坚持的目标。

记：艺术北京在选择画廊时有什么标准?会不会干预画廊展出的作品?

董：艺术北京试图表明对艺术问题的态度，试图解答“艺术家该怎么做”“艺术机构该怎么做”等问题。艺术品和艺术家的价值在同一时代很难判断。发现经典的、好的艺术是我们一贯坚持的标准。跟风，不是我们推崇的。当然艺博会是一个商业性的展览，我们在选择画廊和作品时会综合考量他们的市场和学术的潜力。

记：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主导权掌握在谁手里?是西方的藏家，还是西方的艺术机构，还是另有其他?

董：中国当代艺术的主导权最终要掌握在我们手中的，目前我们已经渐渐掌握了主动权，因为国内的民众已经开始消费当代艺术了。

记：北京有成为亚洲艺术中心的可能吗?

董：北京的文化底蕴和包容性是它的优势。当然，现在看来，北京要成为亚洲艺术中心还面临着很多困难，首先缺少标志性的高水平的国际双年展，类似于卡塞尔文献展或威尼斯双年展。不过一切都在变化，一切也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