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成本变动的敏感性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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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探讨不同类型跨国公司在成本变动的在华区位选择问题。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相比较，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的地区；相对于欧美日韩企业而言，港澳台企业对于成本变动的反应更强烈；传统制造型企业对于成本变动有更强烈的反应，而新成立高科枝企业数量在某一地区所占的比例则随着成本升高而上升。同时，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对于成本变动的敏感性得到了部分验证。

关键词：跨国公司；成本变动；区住倾向

自2008年以来，在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增速缓慢、国际资本市场持续动荡的不利局面下，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呈现总量增长、结构优化等积极特点。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已经使跨国企业重新考虑企业的整体布局：韩国进出口银行2008年3月的报告称“自中国的劳动法颁布后半年内，韩国在青岛投资企业已撤出2.5％”，韩国媒体也认为劳动法实施后在华韩资企业的劳动成本负担将增加50％左右，将导致大量亏损企业撤出中国；近日，印度政府发表新闻稿称，“戴尔公司与该国总理商谈将从中国采购的价值250亿美元的电脑设备和部件转移到印度”。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内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成本优势在逐渐消失，产业升级不可避免，需要改变原有的外资激励政策组合，大力改善软环境，为了在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下获得持续的外资直接投资，引资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加快吸引高质量外资，引导外资遵从“加52-制造一创造”的道路发展。而要做出正确的调整，必须明确成本变动是否会对跨国公司在华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成本变动对不同类型跨国公司会产生何种影响?这正是本研究将重点探讨的主题。

一、文献回顾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重点主要是研究跨国企业的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和投资流向三个问题，其中，有关投资流向的研究就是区位(投资地点)选择问题。传统成本学派的先驱主要研究运输成本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随着交通条件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已然不是制约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唯一成本要素，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逐渐成为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本最小化一直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在总结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同时吸收区位理论的基础上，Dunning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i973，1977，1981)，即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为了补充和完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81，1993)又结合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提出了国际投资阶段论，规模、更好的资源使用能力、劳动成本、市场潜力、政府政策等都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获取FDI方面的条件，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有不同的特点。

自从Dunning首次正式将区位因素纳入FDI理论分析的范畴之后，区位条件在各国学者的研究中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Hennart等(1994)强调，东道国投资区位作为重要的FDI变量，对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和战略规划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跨国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会综合考虑区位因素给企业带来的最优化整体潜在收益。劳动力市场情况、税收优惠、技术水平、GDP水平、政策变量、集聚经济等特征因素都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对工业化国家FDI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综合成本最低的区域会成为FDI的首选地区。

自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产业领域的扩大和技术层次的提高，外商在华投资的区位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魏后凯，2003)。国内有学者考察了国内不同地区的FDI区位选择模式，发现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土地成本、人均GDP、教育水平、聚集效应和交通状况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杨晓明、田澎、高园，2005)。金相郁、朴英姬(2006)在对中国210个地级以上城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包括成本因素、市场因素、集聚因素、制度因素。成本因素永远是投资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只有获得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才能使企业在没有技术改进或突破的情况下扩大利润回报。

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是跨国公司和FDI研究的重点内容，从国外学者对美国、日本资本进入欧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研究来看，劳动力成本是企业必然考虑的要素之一，低的劳动力成本往往能够吸引FDI的到来。对于欧盟新成员国和旧成员国之间的对比研究发现，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创业程度的提升会影响FDI的流入(George，Christos＆Leonidas，2008)。对于京津冀地区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对当地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隋忠华，2006)。

土地作为FDI投资必要的生产要素，对FDI有巨大的吸引力，一个地XK~地资源的多寡，将直接决定当地是否会进入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筛选的范围。上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了近郊区的土地及其他资源的不断开发(Wu，2008)。但是，随着引资行为的深入，可利用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少，土地成本不断升高，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国内各个地区之间差异的土地成本就成了吸引外资的重要考量因素，土地成本高不利于吸引外资(杨晓明、田澎、高园，2005)。最近，学者通过城市级数据对南非地区的FDI情况研究表明，FDI倾向于流向具有高要素生产率的地区。研究结果表明其中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就是资金、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同时，高生产率将会为当地带来更多的投资，如此可促进FDI的良性循环(Charles＆Mark。2008)。

总体来看，区位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研究中不断被推陈出新的研究热点。而国内的实证研究(如，杨晓明等，2005；金相郁、朴英姬，2006)没有在企业层面进行细致分类和对比分析，没有从不同来源地、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区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也没有对不同企业对成本因素变化的不同反应做出分析解释。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差异。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滓冀地区作为我国三大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改革进程及制度变化等因素的差异，造成各自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一环渤海地区分别属于出口拉动型、投资拉动型和内需拉动型。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三极，京津冀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缘条件、丰富的资源禀赋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今天，相对落后的环渤海地区各个城市经济具有良好的国际经济发展机遇——东北亚国际经济合作相比较，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因素。由于历史条件的因素，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目前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就形成了它们各自的区位优势，对于FDI也就有其各自不同的吸引力。

H：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个地区对比，FDI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的区域。

Ha：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个地区对比，FDI倾向于选择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区域。

Hlb：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个地区对比，FDI倾向于选择土地成本更低的区域。

2.欧美日韩企业与港澳台企业的差异。在市场潜力、成本因素和基础建设适当性影响FDI的区位选择的同时，外商投资者对区位变量的集合显示了不同的敏感性。学者对中国50个地区四年时间内的FDI数据分析发现，不同原籍地的外商投资者之间对区位特殊因素的反应有很大的不同(Zhao＆Zhu，2000)。尽管所有的企业都认为廉价劳动力和土地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港澳台地区来内地投资的规模相对较小、技术水平也不是很高(叶军，2007)，而欧美企业拥有更多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因此香港等新兴工业体企业比欧美企业更重视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刘勇敏，2005)。与港澳台企业不同，欧美日韩企业更倾向于高级生产要素，即往基础设施占有优势的地区投资；港澳台企业技术含量明显低于欧美日韩企业，对劳动力素质没有太高要求，因此，大陆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就为众多来自港澳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3.高科技企业与传统制造型企业的差异。在我国，制造业是所有外商企业投资的热点行业(刘勇敏，2005)。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传统制造型企业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以来都非常高。例如，在2007年，我国传统制造业利用外资金额为408。6亿美元，占了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54。6％。徐康宁、陈健(2005)的研究发现，在选择区位的过程中，研发类的跨国企业更加重视当地的技术基础、通讯能力等科技因素，高端的跨国公司对低劳动力成本并不敏感。高科技行业的动态竞争，对于高速的技术变革具有积极作用，要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技能人才，当然，在获得技能型人才的基础上能保证低成本则更加有利。高科技企业在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更加重视当地的人力资本和相关的配套设施。

4.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差异。中小企业对基础设施、融资环境、劳动力素质评价等方面的重视程度普遍高于大企业(程秀生，2002)。国外学者通过对20世纪80～90年代欧洲境内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也发现，中小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重视劳动力供给的水平和规模，其中工资水平就是非常重要的考虑要素(Moore，Tyler＆Elliott，1991)。大企业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价值，同时具有规模经济、对物流及供应链的管理能力和某些资源的垄断优势，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对其而言只是一小部分支出，它们更多地考虑长远的发展战略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因此成本因素的变化相对而言对其影响较小。中小企业本身处于扩张阶段，具有的竞争力较为有限，需要获取成本优势以获取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因此较为重视成本因素，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会将成本作为主要的参考标准。

(二)变量衡量

1.自变量。作为FDI研究的要素之一，劳动力成本向来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当地的人均工资则被认为很好地代表了劳动力成本，因此人均工资水平经常被选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标准(George，Christos＆Leonidas，2008)。一个城市的劳动力成本越高，越不利于FDI的进入。本文选择被研究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标准，即劳动力成本变量WAGE。城市土地资源的不断开发，会导致土地成本的不断上升，从而影响FDI的进入选择。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土地价格与当地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势。因此，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选择目标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自然对数作为土地成本的衡量标准，即土地成本变量LnRE。除了上述两个基本的自变量之外，为了综合衡量FDI投资区位选择的总成本，从而验证成本因素对于外商企业投资区位倾向的总体影响，本文使用SPSSl7，O通过对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进行z标准化处理，取得标准化数据之后，将两者加总综合为标准化总成本变量TotalC。

2.因变量。针对不同假设，本文提出7个因变量，分别是外商投资企业总体投资倾向(FE)、欧美日韩企业投资倾向(EUJKE)、港澳台企业投资倾向(GATE)、高科技企业投资倾向(HTE)、传统制造型企业投资倾向(ME)、大企业投资倾向(LE)、中小企业投资倾向(SME)。对于欧美日韩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投资倾向，则用新成立欧美日韩企业数占当年新成立外商企业总数的比例和新成立港澳台企业数占当年新成立外商企业总数的比例表示；对于高科技企业和传统制造型企业的投资倾向，则用新成立高科技企业数占当年新成立外商企业总数的比例和新成立港澳台企业数占当年新成立外商企业总数的比例表示；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投资倾向，则用新成立大企业数占当年新成立外商企业总数的比例和新成立中小企业数占当年新成立外商企业总数的比例表示。

3.控制变量。在国内外研究外商投资企业、国际合资企业等的实证研究中，常常使用的控制变量有：宏观环境的制度因素、聚集效应、基础设施等(徐康宁、陈健，2005)，以及企业个体层面的投资规模、海外经营经验等(薛求知、韩冰洁，2008)。由于本文的因变量的衡量采用了以市为对象的研究层次，故使用宏观环境的控制变量较为匹配数据层次。故本文最后从宏观层次选择了经济增长因素、聚集效应和基础设施(Xiao&Zhao，2009；曾国军，2005)三个控制变量。其中本文采用一个地区的GDP增长率来表示该地区的制度因素(RGDP)，采用上一年各市外商投资数额的对数来反映其聚集效应(LnFDI)，采用当地的人均道路面积来表示该地的基础设施(Infr)。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作为自变量的体现FDI成本的劳动力成本(人均工资)和土地成本(房地产投资额)，以及作为控制变量的制度因素(INP／GDP)、集聚效应(Ln∑FDI)和基础设施(Infr)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定期向公众公开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作为因变量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例的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根据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个地区的行政区域划分和区域内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划分标准，本文参考前人研究选取下列城市作为样本数据来源的城市：珠三角地区包括9个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肇庆、惠州、东莞、中山；长三角地区包括16个城市：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京津冀地区包括10个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

(二)模型回归结果

本研究选取了1999～2008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所研究城市各年新成立外商投资企业(开业年为当年的企业)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模型回归的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1至7分别检验外商投资企业总体投资倾向(FE)、欧美日韩企业投资倾向(EUJKE)、港澳台企业投资倾向(GATE)、高科技企业投资倾向(HTE)、传统制造型企业投资倾向(ME)、大企业投资倾向(LE)、中小企业投资倾向(SME)与自变量的关系。

1.成本因素变动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标准化总成本还是工资水平或土地成本，跟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体投资倾向都是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某地的成本越高，外商直接投资往该地投资的倾向性越低。跨国公司在对东道国进行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追求的首要目标是成本的最小化，在投资地成本不断上升的过程中，若周围有更加优化的成本组合，其选择他地进行投资也是跨国公司作为经济组织的必然选择。

2.不同来源地的外资在成本变动时具有不同的投资倾向。欧美日韩企业对于成本因素变化的反应要小于港澳台企业。传统的欧美日韩企业掀起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浪潮，而港澳台企业则是在承接FDI的基础上发展进而对大陆地区进行投资，两者所处的外商直接投资阶段(Narula，1996)决定了对外输出资本的质量，欧美日韩企业相对于港澳台企业而言，更加倾向于连续性、合理化和效率追求型的投资。因此，欧美日韩企业在进行FDI区位选择时，对于工资水平、土地价格变化的敏感性较港澳台企业而言较低。

3.不同的企业类型在成本变动时具有不同的投资倾向。相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传统制造型企业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的地区。高科技企业在进行投资区位选择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当地的人力资本和相关的配套设施，例如当地的科研机构数目或高等教育机构的多寡等。本研究认为高科技企业和传统制造型企业在进行成本选择，即均衡考虑工资水平和土地成本的过程中，给予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权重更大；同时，由于国内对于引资质量的政策要求，高科技企业受制度因素的影响较大，可能冲减了土地成本的影响。

4.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成本变动时具有不同的投资倾向。企业规模与标准化总成本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通过对成本子项的检验发现，中小企业倾向于选择工资水平与土地成本较低的地区，子假设4a和4h得到了部分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成本因素对于跨国公司在华的区位选择倾向依然重要，而且是不可忽视的基础要素。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时会重视基本的成本要素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此，在中西部地区更是如此；不同类型的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也有不同的倾向，欧美日韩、高科技企业要依靠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本和市场优势，可降低成本要素的权重，而传统制造型企业与中小企业无疑更加重视成本要素的影响，从而在进行投资时结合地方政府政策和地区优势综合考虑择优选取目的地。

相比以往的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本文作为成本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探讨，主要有以下贡献：

(一)就成本因素利用较长时间跨度的面板数据对三大经济区域内的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以中国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成本差异和变动作为关键要素来研究FDI资本的流动性，区别于目前的FDI区位理论普遍研究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外国资本流动和跨国企业的行为，是一个新颖之处。同时，本文通过对1998～2007年三大经济区域数十万计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力图为国内的区域发展和跨国企业的决策提供实证性的论证支持，也是国内FDI问题研究实证方面的一个创新和贡献。

(二)从微观方面综合利用主要的企业分类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行为进行解释。本文从来源地、类型、规模方面将企业分类，从微观方面综合利用企业分类对外商企业在华投资行为进行分析，是FDI在华行为实证研究的重要补充。当然，更加细致、深入地研究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区位选择行为的各种特征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刘勇敏，2005，对小型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思考[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5)

隋忠华2006外商在京津冀直接投资的诱因分析[J]，科技与产业(5)

魏后凯2003加入WTO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化及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前景[J].管理世界(7)

薛求知，韩冰洁2008东道国腐败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J]，经济研究(4).

徐康宁，陈健2008，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J]经济研究(3)

杨晓明，田澎，高园2005，FDI区位选择因素研究——对我国三大经济圈及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11).

曾国军2005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学术研究(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