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传播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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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性——电视剧分析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学界、业界对于电视剧的分析主要集中于艺术层面，即电视剧是否“好看”，包括题材是否受欢迎、故事是否有吸引力、人物个性是不是鲜明等。在实践层面上就反映为对电视剧所谓“看点”、“卖点”的打造——力求通过叙事方式、情节的设计、主创人员阵容等抓住观众的眼球。这一思路和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作为一种旨在满足观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媒介产品形态，娱乐性是电视剧的应有之义，②而艺术水准的高低无疑是决定电视剧品质的关键因素。但对电视剧的收视状况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在电视剧的艺术性与其热播之间并不能直接划等号。一方面，一些从艺术角度堪称上乘的电视剧常常遭受“冷遇”，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另一方面，一些制作上尚算精良，但难言“上品”的电视剧却“意外”热播。可见，艺术水准充其量只是电视剧热播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随着电视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市场竞争的加剧，未来能够在“荧屏争夺战”中胜出的电视剧必然是艺术水准高的电视剧，但反过来，艺术水准高并不能保证电视剧的热播。对热播电视剧的分析还需引入新的视角。传播社会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它旨在应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及传播行为，进而考察传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在传播社会学的视角下，社会决定传播，传播影响社会。具体到电视剧而言，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电视剧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型塑、互构共生的关系。③一方面，一定的社会特质决定了电视剧的流行和受关注度；另一方面，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传播产品，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对于后一方面，主流传播学将其纳入传播效果研究的范畴，成果颇多，本文不再赘述。下文着重分析社会是如何实现对电视剧等传播现象的“决定”作用的。我国近现代学者王国维曾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④以此阐明作为传播形式之一种的文学作品和作为社会维度之一的时代的关系。在《宋元戏曲史自序》（1915）中，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超越文本本体而赋予其时代性的文学史观由此可见一斑。特定的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造就了个体生命间相似的意识形态结构，由此产生一种集体性心理缺失与心理寻唤（或谓之“集体无意识”），能够有效回应这种心理缺失与心理寻唤的艺术作品将会被社会中的主流人群所选择。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H.A.Taine）将其表述为：“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⑤在现代社会，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在构建虚拟场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一出现便吸引了大量受众。如果将电视剧是否“好看”归结为电视剧的艺术性的话，除此之外，观众是否“爱看”某部电视剧，还与后者能否有效回应集体性心理缺失与心理寻唤有关，此可谓电视剧的社会性。

二、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社会性分析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之所以让人倍感“意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说原著成书于近30年前，描述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这段历史。不论是原著的创作时间，还是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都似乎与当下中国相去甚远。如前所述，按照传播社会学的视角，一部作品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受欢迎程度。那么，一部原著创作于30年前的电视剧究竟回应了当今社会的哪些集体性心理寻唤？换言之，当今中国与30年前有哪些内在的关联？这就需要对过往若干年间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时代特征做一深入分析。

1、现代性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变迁

对于现代社会的特征描述，以吉登斯（A.Giddens）的“现代性”（Modernity）概念影响最大。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缘起于17世纪欧洲，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开来的社会生活和组织结构模式。⑥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现代性的首要问题是“去传统”，即社会由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包括宗教和传统的影响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对知识和科技的推崇；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等。相应的，人们的生活模式也发生重大改变，新的社会关系得以确立，新的社会互动和交往模式形成。对于个体而言，人们开始从传统的束缚中脱离出来，拥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并渴望在新的社会结构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国内通常用社会转型（SocialTransformation）来表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过程。尽管通常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开启于19世纪中叶，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但直到1978年之后，中国才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战略决策，中国正式进入“改革时间”。从此中国开始从“”浩劫中脱离，经济逐渐复苏。改革在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工具理性倍加推崇的同时，也带来了民众思想、价值观的巨大转变。人们开始摆脱传统社会中给定的（Pre-Given）“自我”，而尝试在现代社会中自我经营（Self-Construction）⑧。大量民众开始从公社、单位中脱离，并努力在新兴的市场大潮中重新定位，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大社会景观。小说《平凡的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出身贫苦的主人公孙少平通过读书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他跟自己的命运抗争，虽然身经无数次挫折、打击但始终未曾泯灭生活的希望。可以说，正是孙少平的执著与坚守使得无数青年人从他身上找到了追逐梦想、不断前行的力量。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的主题仍然是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这标志着改革正式步入“深水区”、攻坚期，由此进入到了崭新的阶段。前后对比不难发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属于“增量改革”，主要特点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释放社会生产的活力和创造力，是在全体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基础上的改革。现阶段的改革则属于“存量改革”，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这就涉及社会整体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正如总理所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⑨与此同时，利益的触动、利益格局的变动必然引发民众思想、价值观的调整与重塑。因此，在社会转型、思想激荡方面，今天与30年前无疑有着若干相似之处。这就是原本以为“60后”、“70后”会是电视剧的主流观众——这是他们曾经共同的阅读记忆和精神食粮，但“80后”、“90后”却并不排斥这部“乡土剧”，“意外”成为追剧主力的主要原因。⑩尽管相对于30年前，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具体到每一个人，特别是对于当代青年一代而言，作品所记录的改革背景下无数的离乡寻梦人和留守筑梦者敢于试错、勇于担责的人生剪影也构成了他们当前的“中国梦”。如果说“苦难”构成了孙少平们的人生底色，那么对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生活向他们展现的，不乏工作的辛劳、社会的复杂、生活的艰辛、公平的焦虑，“追梦”之路同样不平坦。虽然时光流转，但每一位观众似乎都能从剧中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2、主角转换：从“第一现代”到“第二现代”

当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已基本实现“去传统”后，现代性又有了新的发展。尽管吉登斯本人否认人类社会已进入所谓的后现代（Post-Modern）阶段。但不少学者认为，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中。这一阶段既是前一阶段的延续，但也有新的特征。因为所强调的社会特质不同，每位学者对于后一阶段的表述方式也不尽相同。贝克（U.Beck）用的术语是“风险社会”、“反思现代”，鲍曼（Z.Bauman）用的是“液态现代”，卡斯特（M.Castells）用的是“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等等。为方便表示并以示区别，有学者将前一阶段称为第一现代，而将后一阶段称为第二现代。!从学者使用的上述术语中即可体会，相对于第一现代，第二现代除了在产业形态上发生转换、社会亦具有强烈的转型特征之外，最主要的特点是社会整体的流动性加剧，不确定性增强，风险尤其是个体独自承担的微观层面的风险普遍存在并不断深化。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已跨过7000美元的门槛，名副其实地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从当初的理想愿景变成前所未有的接近现实。中国的某些地区，特别是一些一线城市，已开始步入第二现代阶段。如前所述，相对于第一现代，这一时期的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程度更高，但对于个体而言风险和挑战更大。如果说在第一现代，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传统社会的限定中解放出来，可以自己做决定，那么在第二现代，人们面临的问题是无从逃避做选择的宿命，“不得不”做选择。在第一现代，人们是从一个社会结构转入另一个社会结构，即吉登斯所谓的“抽离之后的再嵌入”，@在第二现代则如贝克指出，以“没有再嵌入的抽离”为特征的个人化将成为常态。#人们从一种社会结构中脱离，未必意味着一定会被另外一种社会结构所接纳，或者即便被接纳，也可能很快又不得不脱离，即处于恒常的“抽离—嵌入—再抽离”之中。这意味着相对于第一现代，第二现代的人们的自由度更大，同时个体也直接暴露在周围世界之中。鲍曼也指出，在“液态现代”，人们所面对的不全然是社会结构束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自己的选择”的问题；不但是如何争取个人自由，而是人们如何聚集在一起，重构公共空间。社会是现代个人强烈需要然而尤为缺失的条件。$正因为此，启蒙、自由、解放往往成为第一现代的主流文化话语，%安全、温暖则是第二现代最被需要的东西。时代特征的转换也被反映到了电视剧对于原著的改编之中。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是唯一的主角，整个故事的主线围绕孙少平来展开。而在电视剧中，他的哥哥孙少安的戏份明显加重，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前者。这一曾被诟病偏离原著的行为在实践中却受到了支持和肯定。观众们普遍非常认可少安这一角色，相当一部分观众对他的喜爱甚至超过了少平。其中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少平的理想主义与浪漫情结，少安无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与少平一样，少安同样不屈服于命运、不惧失败，但他“要做一只脚踏实地在地上爬行的哺乳动物”^——先满足基本的温饱与生活尊严，再谈更遥远的理想与爱情。这种“有饭吃”、“过光景”的实用哲学和现世准则，无疑对当前处于生活、事业巨大压力之下的青年人更有启迪和裨益。比较起来，一度宣称“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的孙少平，在如今的观众眼中却可能多了几分任性。

3、回归“平凡”：“第二现代”的呼唤

小说《平凡的世界》的点睛之处在于“平凡”二字。主人公孙少平生于平凡而最终又归于平凡。在小说结尾，他并没有像绝大多数读者所期待的那样最终摆脱底层生活的羁绊，相反，作者“残忍”地切断了他与明亮生活的关联，将他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种极具现实主义的写法，曾经与80年代逐渐形成并占据主流的现代主义理念产生强烈冲突，进而遭到文学界的一致抵拒。&不难理解，“平凡”的定位与当时整个社会高谈理想、崇尚英雄的总体氛围实不相符。然而，30年后的今天，整个社会对于“平凡”的理解有了很大不同。首先，平凡是一种人生常态。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想主义的高歌猛进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实不是浪漫的，成功不是必然的，未来也未必一定属于始终奋斗的“弄潮儿”。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平凡的，甚至夹杂着些许的无奈和苦涩。其次，平凡也是有价值的。当下，面对日益兴盛的物质潮流、消费主义的冲击，整个社会面临浮躁风气的侵袭以及功利心态的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平凡的价值力量得以凸显。面对人生风雨甘于平凡、坚守平凡无疑是一支镇静剂、清醒剂，也是营养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倡导“平凡”的《平凡的世界》热播就是情理之中、水到渠成了。

综上，除了电视剧的艺术性之外，社会性是电视剧分析的新视角。一部优秀的电视剧应是能够有效回应主流收视群体的集体性心理寻唤的作品。《平凡的世界》的热播正是很好地呼应了过往30余年间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时代特征转换的结果。

作者：张森 王魏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影视译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