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的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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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初，一场名为《回家的路》的海归艺术家群展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美术馆举行，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当代艺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归艺术家群展，艺术家的年龄跨度从50后至80后，他们曾留学旅居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漫长的旅居生涯中，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生活在别处的这些艺术家们，在东西方交流里是否经历过文化冲突与内心的矛盾痛苦？他们寻求的精神家园何在？“回家的路”通往何处？在策展人肖歌女士的帮助下，本刊有幸采访到三位旅居异国的中国艺术家，谈起了他们生活在别处的日子。作为每个时代“最不安分”的群体，艺术家们时时都在路上。生活在别处的他们，有过无助和痛苦，也收获了成长与笃定。不过他们明白，他们要做的，不过是走好脚下的路。
高洁：文化的探索是一个不断摧毁，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
采访高洁前，在他的画册上读到这样一段文字：“我们在这个时间地点，人与空间、社会、世界、城市，人与现在、现代、未来，人与人，人与艺术，是什么样的联系？是怎么样的空间？视野？状态？我们在一起吗？我们一致吗？我们在前进吗？我们的方向对吗？我们的生存现状合理吗？我们的联系方式正确吗？我们的价值应该以现有的方式思考存在吗？”这一大段含着问号的文字牵动了人们的思考神经。
提及旅法中国艺术家，人们便会想到赵无极、群，以及海归的林风眠、徐悲鸿、吴冠中等；之后又有陈箴、黄永砯、王度、严培明、杨诘昌、沈远等第三代旅法艺术家的崛起。
在这一大批的名单中，“高洁”听起来似乎有点“名不见经传”。1979年出生于福建厦门的他，于2002年赴法留学并进行艺术创作，曾担任艺术家黄永砯的助手。他的创作关注现代人存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幻想与现实的关系，其中以《失控》和《空间》系列为代表。他做雕塑、装置、手绘、油画、摄影、Video、新媒体艺术，用鲜红色、表情诡异的人头表达“入侵”，用躺着的注满水的书架，寓意有“知识是自我循环的系统”。
作为本届巴黎艺术博览会（ART PARIS）由艺术总监亲自引荐参展的华人艺术家，高洁的艺术事业颇有点“蒸蒸日上”的意味。从2011年3月在巴黎A2Z Art画廊的首个个展开始，他的作品已连续两年入选博览会，此外，他的作品还参展2012年的巴黎伊芙里《 In & Out》联展、泰国唐人当代艺术中心《绝对真理》群展与上海双年展的中山公园项目特别展-视界艺术中心的《隐形脐带》群展。
谈及自己的海外成长经历，高洁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表情，“挺艰难的，当时感受到的文化碰撞相当剧烈。”说完他便陷入了沉默，整理了一会思绪，他接着说：“2002年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很不受重视也不被认可的。而我初到法国时，这里的新鲜和不同给我带来了很大震撼。在2002年的中国，美术史教育到了印象派就语焉不详了，基础教育里的美术课都会被其他课程占据或挤压，而在法国，我发现幼儿园的课程里会提及卢浮宫的艺术瑰宝，奥赛美术馆是小学生讲述印象派的课堂，而在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初中老师带着学生来讲课并布置作业。这种基础教育使艺术成为法国社会的自然而然的核心部分。”
他回忆了自己在法国布展时的一次经历。当时布展人手不够，门口陌生的黑人清洁工居然主动积极地愿意帮忙“搭把手”。而接下来展出开幕时，清洁工回家换了套西装之后还携老婆前来观看。“即使是黑人清洁工，他也可以谈论杜尚，沃霍尔，表达他对当代艺术的见解。因为在法国，这属于整个社会基础的文化知识，也是他们的普遍生活状态——不紧张，自然知足，关心并了解艺术”，他补充道，“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后来我慢慢地发现，这在西方社会是最为普遍的存在，于是我才逐步理解了，为什么在这里有这么多美术馆、这么多当代艺术展览。而国内的生态环境就很不一样，很多自由的艺术方式其实没有被中国的普通大众所接受，比如毕加索的油画，我想他们基本不会接受，如果接受也仅仅是因为它很值钱。相比而言，更多的中国普通大众可能更愿意在墙上多挂一台电视机，因为这显得更加流行。”
对于国外生活整体上的适应度，高洁没有能给出更多的细节。“我的适应过程其实是方方面面的、很多细节的堆砌，这里面的故事实在太多，变化的过程又太细腻，包括我在生活习惯上的适应，认识的转变，哲学的认知、学习、吸收与修改。总之，文化的探索是一个不断摧毁，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
而法国带给他的最大成长，应该是“艺术，成为了一种生活状态”。“在这里，我的生存压力会更小一些，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来思考当代问题，认知世界。”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高洁认为：“中国接受当代艺术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因为它接受了国际上建设美术馆作为城市与文化地标、文化发展的建设模式，但尽管这样，在文化上的缺口却是巨大的，如果不在软件建设上做长远努力，已有的博物馆、美术馆只能是悬浮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央的黑洞。”
曾师从黄永砅的高洁把恩师比喻为“一部非常深奥的书”，“我觉得去解读他的作品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所包含的思考与诘问特别且丰富，他的作品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事。”他说。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正在复兴的“东方精神”和“中国风”，高洁谈到：“我们的东方精神无处不在，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艺术的、观察与理解事物的思路，比如乔布斯苹果手机的设计就融入了‘禅’的思路。不过，我们从上世纪初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元素的挖掘，目前的方向应该更聚焦于‘去芜存菁’。”
安晓彤：巴黎的华人艺术圈给了我成长的助力
比高洁年龄略长的安晓彤，目前也旅居在法国。在国内学习的是国画，到巴黎之后，她开始学习多媒体。
“初到法国时，我算是以把自己放空的状态开始的。那时候是在上学，我选了一个与之前所学很有距离的专业——多媒体研究，所以除了在语言和文化上的融入，在艺术上的重新开始，也花了我很长的时间。”安晓彤说道。
在安晓彤离开北京去巴黎之后，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具体做什么作品，“我当时一直在思考这个转变的过程”，她说，“挺难过的阶段，之前学习的是国画，所接受的毕竟是传统的学院教育。这个过程对我来说特别难消化，这也是我当时为什么选择要出去，自己真正地寻找一下自己的状态的原因，学国画出身，这让我在国内要选择其他的发展方向充满了限制，而现在，这些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压力了，它只是我一种工作的手段而已，是我用以表述观点的最熟悉的方式之一。”
2004年，是安晓彤艺术成长期的一个转折——她与法国里昂设计中心的馆长一起策划了一个展览，而那次策展是她“感受深刻的一次工作经历”。“在那次展览的所有程序中，我真正体验到了西方艺术家和艺术机构的工作方式：艺术机构永远在第一时间为艺术家工作，而遇到任何问题都是在相互讨论和绝对尊重的前提下解决的”，她回忆道，“每一个阶层的工作人员都愿意随时拿起锤子去第一现场布展、安装，从选择艺术家到整个展览的实现，策划团队都会认真造访艺术家工作室，并且随时倾听来自艺术家的哪怕是离谱的方案，并最终在探讨中找到可行的实施途径，真的给予了艺术家很大的工作空间。”
另一方面，巴黎的华人艺术家圈子对她的成长影响也很大。“大家在一起团结、互助，与他们的相处中，每个人都是我成长的助力！平常大家一般都各自忙着工作，有展览的时候则会一起碰头，逢年过节还会一起聚会，或者在严培明家啊，或者在我家。”她笑着说。
在她眼里，欧洲与中国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在于一种文化的氛围，“在欧洲的地铁里随处可见读书的身影，大家在读历史、小说、哲学，而非满世界的八卦杂志。每天下午，在随便一间咖啡馆，都可以看到人们侃侃而谈，聊哲学聊政治或是文化艺术，没有人觉得异常。”
法国无疑给了安晓彤一片自由天空。她以水彩与装饰艺术为媒介，反映数字时代的前卫与时尚；她突破传统的绘画模式，利用互联网上收集来的影像，特别是那些个人主页上极具特色的自画像，创作独特的作品；她还利用“刺绣”的技法，将日常生活中的购物小票用作艺术材料表达。“刺绣是很特别的技巧，很柔软、细腻，它里面有一种潜在的能量，这种东西有点像中国女人的性格，无声无息、很坚强柔韧的东西在里面，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她说。而她的系列作品里，她很喜欢的一个叫做《幸福时刻》，“当时我画六张水彩画，里面全都是幸福的瞬间。有一张是一位40多岁的德国女人与跟她谈了二十多年恋爱的男友真正考虑婚姻的时候幸福的脸，看过画的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很开心。我喜欢这样与爱画者共享的时刻。”
安晓彤把自己形容为“表里不太如一的人”，看似安静沉稳，工作的时候却很激情。“脑子想得特别多，是那种每秒钟都会在脑子里制造问题的人。”
谈起与艺术家王度的感情，安晓彤显得很幸福。“王度是我的爱人，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之间的相处可能跟很多艺术家夫妇一样，有共识也会有争论。在工作中，我们都比较独立，也常常会一起讨论作品。”她顿了顿，又补充道，“我很欣赏他的才华，喜欢他的那些多得不得了的想法，作为艺术家，他是个执著又单纯的人，好客、好吃、好喝、好抽，还特别吃苦耐劳，除了睡觉之外一秒钟也停不住。而且他特别多才多艺，二胡拉得不错，京剧也唱得有点味道，很江湖！”
彭小佳：试图找一种“猪油沾白糖”的口感
1955年出生于北京的彭小佳，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曾在上海工艺美术工厂黄杨木雕组工作，1989年，获得美国塔尔萨大学艺术学院雕塑专业FA硕士。1991年，美国马里兰大学艺术学院雕塑专业，FMA硕士毕业，现定居美国。他的主要作品有《墙》、《栅栏》、《轮子》等大型木雕系列，《书》系列、《骰子》系列及近年来创作的宗教题材雕塑作品《七宗罪》、《六根·六欲》等，作品被选为美国城市雕塑，美术馆及私人收藏。
旅居美国的彭小佳，目的简单明确，“我就是想了解当代艺术”，尽管当时他已经30岁了。他回忆刚去美国的情形，“有太多文化上的不同了，但是我本着学习的态度，尽量把脑子之前的东西都清空了，但即使是这样也还是接受得很缓慢，因为那时我已经是30岁了，对新思想的接受能力比较差。”
谈到在美国生活最直接最强烈的冲击，他认为是“文化上的多元化与个性化”，“在国内张大千可以以模仿别人作画，以假乱真成为中国画坛上的美谈，但在美国这种行为就很难得到很高评价。在美国做艺术，强调自己的视角、自己的感受，以及用自己的方法来表达。我才去的时候非常落寞，因为在美国很长时间都感到自己的作品像是别人做的，缺乏个人角度。”
他回忆起1985年自己刚到美国时在课堂上受到的震动。“教授给我了一个作业，四维空间以上的雕塑，我当时根本不懂，雕塑是三维空间艺术，什么是4维？教授说，时间、光线、声音等等，都可以给雕塑的长、宽、高，增加空间，埃及的金字塔与日月星辰的关系也增加了多维空间——这些是我从没有想过的。还有，在美学课上教授讲到，‘什么是艺术？’也是耳目一新的，比如‘为什么杜尚的小便池是艺术？为什么其他小便池不是艺术？’‘有没有纯粹的艺术价值？’ 当时我根本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我考虑的是‘如何气韵生动’‘如何传神’，更不用说，那时在国内倡导的是‘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了。”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回忆道，“80年代中国留学生的生存状态反差是很大的，衣食住行没有一样可以用国内经验套用。比如，进了人家的厕所总要想一想如何打开水龙头，再比如，要一点点地学习开车，在国外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腿。半年之后，我得到了学校的助教奖学金，教授又给我了特别的待遇，可以免费用学校的雕塑材料，才有了基本生活保障。当时中国留学生少，学校、教授和同学从各个方面给我了很大的帮助。”
在那边呆得久了，彭小佳也感受到很多更深层次的东西。“许多美国艺术家是嬉皮士，但不仅仅是我在国内认识的那样，长发、吸大麻而已，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哲学，自己种地以求自给，购买小公司和个体商的产品，反对政府和大公司的倾蚀，反对战争，反对不平等。这些文化上的不同，也可以说成是碰撞。对于一个来自长期闭塞社会的青年人，很有吸引力！”
彭小佳的创作，强调东方的要义，也吸收了西方的文化成分。他的雕塑，将雕塑语言同中国传统文化对接。“我一直对中国文人小雕塑很感兴趣，年轻时在上海学过传统木雕，于是由简单的图解马志远的秋思，然后逐步发展到比较自由发挥的左拉右挤、柴木锁雕塑。”他创作过一组名为“七宗罪”的雕塑，表示自己追求的是“猪油沾白糖的口感”。他解释说，“一般来说，雕塑是一种正面的、歌颂的艺术，它更有纪念性，但七宗罪雕塑不是这类雕塑。我不想把七宗罪表现得很美，但也不要很丑，于是以此作喻——油质和糖分有诱人的口感，如果多了，又对人体有伤害。”
由于自幼学艺在上海，家人也在上海，除了旅居美国之外，他每年有一段时间住在上海，“换个环境，也能再做些作品”，而在美国，他的创作状态属于“田园牧歌”式，在那里“安静，几乎见不到人，没有行政干扰，只有和大自然为伍”。
他刚刚做完上海原曲画廊的个展，主要展品为把玩类小品，而新的作品仍然是用“书”的形式创作，叫做“梦蝶飞花”。
当被问起中美两国的艺术市场时，彭小佳想了想说，“美国推崇多元、个性、原创、真挚的理想的艺术发展环境，而收藏家对这些艺术的迷恋和热爱则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而这方面，中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生活中彭小佳还有什么其他爱好吗？他回答得有些幽默，“与自己的平庸作斗争呗，还有就是多看各国同行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