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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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兰，对教师是没有任何检查和考核的，教师是和律师、医生一样的专家。给我们作讲座的教授说：“我在于韦斯屈莱（市）很有名气，每个人都认识我，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教授，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小学教师的丈夫。”

教师是芬兰人心目中的首选职业，因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最强。政府不对教师进行考评，教师没有功利思想的驱使，能真心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许多教师将进修、学习当做自己人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度的自治权

一位在芬兰当大学教授的中国同行对我们说：“在芬兰，同样是硕士毕业，当教师的薪酬只能算中等，但是大家愿意当教师，因为当教师‘自由’。教师的自由不是对规范与法律而言，而是体现在教师的高度自治权上，教师可以决定自己怎样去教学生。”

芬兰教师得到教育制度的最大信任，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善待学生，对学生有益处，而不是为了让学生或自己的教学成果拿第一。教育行政部门给予学校的是指导而非批评，他们不会对学校进行排名。芬兰学校没有职称评比，没有省市级公开课选拔比赛，没有严格的考勤制度，也没有任何的督导和年度考核，教师被给予充分的教学自由，可以自由选择教材、制订计划。在这种宽松的评价体制下，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工作充满创造力和热情。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芬兰开始赋予学校更大的自，教师聘任、教科书审核、学校管理、预算分配等权限陆续从国家下放到地方和学校一级。在课程规划方面，国家统一的课程模式被抛弃，学校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指导下自主制定校本课程。教师专业权力获得认可，教师能够自主选择教学内容和方法。

芬兰不给学校排名次，不办重点校，不设尖子班，不把学生分成优生、差生。他们认为，教师无权挑选学生，每个教师有义务和责任教育好不同类型的学生。教育局与所在地的学校，根据教学大纲共同设计本地的各门课程，并在对课程进行自我评估的基础上逐步改进。每月召开校长会议或举办培训班等，不断提高校长的管理水平。大多数学校有董事会，由家长、教师、学生和部分社会成员组成，讨论课程安排、与当地社团合作等事宜。

芬兰虽有教学大纲，但十分宽泛，教师和校长可以商量开设课程。给我们讲课的教授是一位哲学教师，他对7~9岁的孩子进行哲学教育很感兴趣，他以自己为例说明课程设置的自主性。他的妻子是一名小学教师，在一个小村庄的学校教书。为此，他们决定对村庄小学的孩子进行哲学教育。在芬兰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中并没有哲学课程，为此，他们去找校长申请开设哲学课。校长问清楚他们开设哲学课程的原因后同意了他们的申请。

强烈的责任感

芬兰有着先进的教师教育体系，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这些都是芬兰教育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芬兰教育的成功，更是与社会对教师的高度信任和教师强烈的责任感密不可分的。

芬兰教师都能意识到，自治权意味着有一个发展学校和发展学生的空间，自治须要对自己、对学生、对学校和社区更加负责。教育自治和教育道德是相互制约的，真正专业的教师都是具有很高职业道德的，对他们来说，自治就是时刻准备成为一名更好的教师。

在教师自主培训提高上，芬兰确实没有任何外力，没有经济刺激，也没有所谓，完全是教师内在动力作用的结果。在芬兰，虽然也有极少数“不好”的教师不主动学习与提高，然而大部分教师都能积极主动地自我提高。

给我们讲课的教授说：“我夫人在她结婚后的15年里，很好地养育了3个孩子，并且在原有硕士学历的基础上，又修得了两个硕士学位，修完了3个辅修专业。这并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芬兰的教师都把教师职业看做是最好的职业，他们热爱教育，对教育充满热情与激情，对他们来说教育不是养家糊口的差事，而是对事业理想的追求。

（本文节选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