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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霍尔的《编码/解码》看报刊火灾事故报道的编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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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播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或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它贯穿了人类传播的各种形态。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还是由专业传播机构从事的有组织的大众传播,传播都充当着符码运输机的角色,都依仗着信源的编码手段、信宿的解码过程。本文从传、受两个方面分析采编人员在报刊火灾事故报道中的编码策略,力图促进该领域采访报道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编码 解码 报刊 火灾事故报道 策略

一、编码和解码的关系解读

编码和解码是人类传播进程从“信息交流层面”到“复杂关系结构”的助推器,是直线传播模式、循环互动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编码是将信息转化成便于媒介载送或者受众接受的符号或代码的过程,在大众传播中,它多表现为传播从业者采集、编辑、制作传播内容的相关活动。解码则是把接收到的符号或代码转化成受传者可以理解的信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受传者以其自身的“读码”能力为基础,最大限度地理解信息的“意义”。

“意义”是实践对象最为重要的内核,它诱发了传播的内在驱动机制,推动了传播活动的有效进行。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中,其核心内容便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其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生产、流通、使用和再生产四个阶段,批判了大众传播研究根据信息流通将传播过程概念化为“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提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存在“主导的复杂结构”,并将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电视从业人员对原素材的加工,即“编码”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成品”阶段。霍尔认为,电视作品一旦完成,其“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此时,电视作品变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其符号本身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人类感官所能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

第三阶段是观众的“解码”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解码能力,符号的“所指”、“能指”等原因,受传者的解读可能不会遵循“演示规则”,进而产生一种误解或者选择性的感知。

这种“选择性感知”和“误解”来源于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的不完全对称,来源于编码者、解码者所处位置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因此,霍尔强调一种“主导的文化秩序”,摒弃那些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缘故“被挑选出来的解读”。这样的解读违背了“能力与使用的规则”,产生了“许多歪曲的和结构的‘反馈’再次融入生产过程本身”。

生产是一个符号排序、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符码经历了“自然化”的历练,有了其外延层面上最为朴实的含义。然而,“‘外延’通常与语言中对‘现实’的文字描写相混淆,因而与没有符码介入的‘自然符号’相混淆”。这些混淆“并不意味着外延或者‘字面’意义外在于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其意识形态价值被强有力地固定下来”,因为此时的符号已经有了更为普遍的和自然的意义。

意义的价值产生于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之中,传授双方或是独立解读代码的意义,或是达成对“意义图表”的统一认知……编码到解码看似像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式,然而它却包含了传授双方对传播效果、“对等关系”的不同理解……正是由于理解的不同,电视话语才有了各异的解码过程。

那么,“编码”与“解码”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下面的图表:

“编码”与“解码”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知道,在编码阶段,由于受到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编码者向受传者传递大量代码,试图让其接受编码者对其意义图表的统一理解。然而,由于受传者观点立场的不同,其解码过程伴随着对代码的选择性接受,进而出现了“对抗性符码”,即解码者对符码“意义图表”的不同理解或对传受双方不平等关系的抗争。(如上图中“无形的”平衡线所示)

二、从霍尔的《编码,解码》看报刊火灾新闻的编码策略

“解码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地依据编码过程,二者并不是同一的,这一论点加强了‘没有必然的一致性’的论点”。 “不一致”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平衡的打破,因为这种不平衡便有了主导——霸权地位的出现,有了“职业符码”凭个人标准进行的转化操作,有了解码者对编码者的选择性接受,有了“协调符码”在编码者与解码者间充当的“好好先生”角色,有了“对抗性符码”在编码和解码斗争、抵触、交融之间崭新的意义。

意义一词让我们重新审视信息流通的过往,让我们重新回味“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的传播实践。我们注重“意义”的有效传递,更注重承载“意义”符码的“编”和“译”,更强调编码解码之间形成超过“比较水准”的良好预期。

这些“预期”自书间浮出,借学者之力游走于大众传播之林,打动着万千受众之心。受众是编码解码的共同体,是传播效果论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我们强调传播效果,重视编码策略的调整给受众带来的“结局控制”和“行为控制”。

“结局控制”和“行为控制”本是“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范畴,之所以用到这儿,是为了进一步强调“编码”方式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媒介编码策略的调整。

媒介编码策略,尤其是当下主流媒体——报纸、电视的编码策略,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像霍尔的《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解码》正是基于电视媒介所进行的研究。在这里,笔者借助另一种主流媒体——报纸阐释对《编码,解码》的基本认识。

报刊,尤其是都市类报刊,是我们长期接触的一种传播媒介,它存在“易保存”、“便携带”、“信息量大”等特点。正因为这些特点,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离不开对报纸的“依恋”,因为它具有印刷媒介的“追求书籍的实际价值的动机”、“休憩动机”、“夸示动机”和“逃避动机”,因此,尤其是对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市民来说,清晨,吃着早餐,拿着报纸,看看昨天发生的大小新闻,已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作为我们媒体研究人员来说,如何利用好这种受众的习惯呢?笔者认为,还是应当从“编码策略”上入手。

在报纸采编过程中,“编码策略”所涉甚广,笔者在此以常见的火灾新闻谈一谈对“编码策略”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则《成都商报》报道的火灾新闻,题目叫《17分钟延误 换来12天拘留》。

2012年12月6日零时40分,成都市五块石电子市场发生大火,火灾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

乍一看,这篇新闻报道实在无味。一个看似严重的大火却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这是一个往往可以用百字内短消息报道的典型例子。然而,《成都商报》用了二分之一版面来报道这一事件,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如同标题所言,关键的问题在于那“17分钟”的问题。

在报道配图中,我们看见一名红衣男子,他是五块石电子市场的消防控制室值班员。火灾发生后,他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而是组织人员对起火商铺进行灭火,直到火情越来越大,眼看无法控制才报了火警,这期间的时间是17分钟。根据我国《消防法》第64条的规定,身为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的雷建国不及时报警,使得火情扩大,将面临12天的拘留。“17分钟换来12天拘留”,这是该篇报道的核心内容。从采编人员的思路去理解这条新闻,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而,单从火灾新闻的一般逻辑来讲就有些疑问了。

首先,通常的火灾新闻一般包括几个要点:①火灾时间;②人员伤亡;③财产损失;④火灾起因;⑤责任认定;⑥事故教训;⑦善后工作(赔偿等)。而在《成都商报》的这篇报道中,除了火灾时间、火灾损失、责任认定以外其他5点均没有涉及。那么,“财产损失”为什么不介绍,“事故教训”、“善后工作”为什么不报道?这是描述一个火灾事故最基本的内容。

其次,在报道中,我们看到了所谓的“责任认定”。这位值班人员真的是这场火灾的主要原因吗?火是从哪儿来的?市场值班负责人为什么没有被追究责任?其实,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向了次要的矛盾之中。

最后,关于事故损失。在本报道中,没有对整个火灾事故损失的评估,也没有对市场方或者主管领导的采访,有的只是对个别商家的采访,有人说这是“管中窥豹”的做法,可作为出动17个消防中队的大火来说,管中能窥豹吗?显然,记者没有做详细调查。

8个主要问题缺了5个,一篇火灾新闻报道还能说清问题吗?恐怕给受众留下的仅仅是“大信息熵”和“信息冗余”。那么,从《编码,解码》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待这篇报道,又怎么调整火灾新闻的编码策略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编码和解码中符码的不对称性,杜绝“扭曲”和“误解”的产生。在霍尔的《编码,解码》中强调了编码和解码中的不对等性,这种“不对等”导致了传播实务中传受双方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了“扭曲”和“误解”。在《17分钟延误 换来12天拘留》这一报道中,编码者——报纸采编人员和解码者——读者出现了对同一信息的不同理解。编码者强调“17分钟”,解码者强调事故的原因、处理结果,双方的不同需求造成了一种不平衡的产生,于是,受众开始误解:是记者疏忽大意呢,还是有意维护某人的利益呢?

第二,强调自然化的符码,追求新闻的客观真实。前面我们提到,一条合格的火灾新闻应当包含8个主要的新闻点,这些点是“自然化”的,它们有助于维持一种编码者同解码者之间的平衡。简而言之,“自然化”的符码就是要追寻新闻事实,把最为客观、真实的事件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三,理性看待“被挑出来的解读”,慎重做好新闻把关工作。在这篇报道中,“17分钟”是“被挑出来的解读”。我们暂且不去怀疑它的真实性,只是要强调一点,这“17分钟”既然被挑了出来,就必定会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特定的位置。因此,作为报社的编辑人员一定要注重对此类“倾向”的把关,如果这一倾向是错误的或是不科学的,整篇报道都会失实。

第四,注重“职业符码”相关标准的科学性。对于都市类报刊的火灾新闻来讲,采编人员“职业符码”的标准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具体来讲,从业人员的“职业符码”的标准主要有两点:①新闻价值。新闻价值是“选择和衡量新闻事实的客观标准,即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素质的总和。素质的级数越丰富越高,价值就越大”。[余家庆主编的《新闻学辞典》。]②社会价值。社会价值是一条新闻不可忽视的问题,有时候一条新闻具备足够的“新闻价值”,但由于其“社会价值”的缺失,我们只能选择放弃。

编码、解码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涉及到编码者的策略、倾向,涉及到解码者的观点、立场、角度等问题。笔者通过对都市类报刊火灾新闻报道“编码”策略的初探,了解了“编码者”——新闻采编人员“编码”策略对传播效果、读者解码的影响。而编码、解码没有必然的一致性,编码者的“结局控制”、“行为控制”必然会引起解码者由于双方不对等关系、不确定因素影响产生的“误解”或“扭曲”。从传播学上讲,这是一种“传播隔阂”,需要我们编码者采编人员采取必要的措施或是策略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1.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

2.余家庆,《新闻学词典》,新华出版社出版;

3.【美】Werner J.Severin等,郭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4.黄晓钟等,《传播学关键术语释读》,四川大学出版社;

5.鲁道夫·F·威尔德伯尔等,《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