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企并购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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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9月中旬频频召开会议,与五大发电集团和各地方政府商议电价调整方案。
“近半年来,电力企业反映得厉害。”国家电监会一位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此次调价,是在电煤矛盾最为尖锐的山西、山东等省份进行,但调价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
2010年,中国CPI已连续两个季度涨幅超过2%。在此敏感时分上调电价,国家发改委需要莫大的勇气,亦说明随着近年煤价的飙升,“煤电顶牛”的僵局越来越难调解。
煤炭行业的利润为产业界钦羡。仅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煤企利润总额就高达1225亿元,同比增长了80.91%。黑金之暴利,导致各路资本纷纷杀入煤炭行业。传统煤炭巨头早已四处跑马圈地,甚至把触角伸到海外;而“挖煤自救”的众发电企业,并购煤矿的积极性更高。
资本“入煤”
在今年年初的工作报告中,五大发电集团全部提出要大幅增加煤炭产量,个别企业甚至将短期目标定在“亿吨”。业内估算,今年五大集团的煤炭年产量将在3亿吨左右,相当于全国发电煤耗的1/5;五大集团计划到“十二五”末,将煤炭自给率提到30%~50%乃至更高。
五大集团外,有9家非煤央企也加入挖煤之列。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透露,目前非煤央企投资煤矿达254处。
央企外的地方国有煤企,仗着地利和接二连三的资源整合,在“十一五”期间,均成为“重组大赢家”。
本月,新疆电力设备巨头“特变电工”(600089.SH),也宣布出资8578万元成立能源公司,要从事煤炭资源开发。
有统计数字表明,2006~2009年,中国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接近8700亿元,比“十五”净增6280亿元。
获得投资最多的,是煤炭资源丰富的晋陕蒙和投资新贵新疆。
高额投资带来产能。去年,内蒙古勇夺全国煤炭产量头把交椅,由此导致交通瓶颈凸显,京藏高速大堵车与此不无关系。
今年,资源整合大局几定的山西迎头赶上,重夺“一哥”宝座。
陕西也不甘人后。陕西煤炭资源探明储量为1700亿吨,居全国第三。本月中旬,陕北榆林又有5个重大煤矿项目和1个煤电一体化项目获得国家能源局“路条”。国家“十一五”确定的13个大型煤炭基地中,陕西占3个,国家规划的重点矿区陕西占10个,2009年该省产煤接近3亿吨,增长潜力巨大。
去年年底,中国煤炭总产能已经高达36亿吨,产量30亿吨,另净进口1亿吨,煤炭大国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预计今年产煤将在33亿吨左右,而上半年就进口了8000万吨煤炭。
而“十一五”规划的全国煤炭产量目标是26亿吨。未到收官,“十一五”规划的煤炭总量控制已经“完败”。
产能之忧
《财经国家周刊》在对各涉煤部门的采访中了解到,我国尚未建立一套统一的产能过剩判断指标体系,故各种数字差别很大,让人无所适从。
从2003年开始,中国煤炭产量几乎以每年2亿吨的增量上升。“十一五”期间,超预期的产能扩张,有效地支撑了经济增长,煤炭不仅没有出现预料中的产能过剩,反而一直处于紧张或紧平衡状态。
煤价也未出现发电企业期盼的跳水,反倒逐渐和国际接轨,甚至时常高过国际煤价,导致进口飙升。
与之相伴的,是不绝于耳的“产能过剩”警告。
早在“十一五”起端的2005年年底,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马凯就公开表示,包括煤炭在内的11个行业产能过剩或存在潜在产能过剩;2006年6月,国家发改委又出台《关于加快煤炭行业结构调整应对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要求提高煤炭准入门槛,尽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严禁煤矿超能力生产。
2007年的煤炭产运需衔接会上,国家发改委严禁“六证”不全的违法煤矿参与煤炭供需衔接;同年2月27日,国土资源部《关于暂停受理煤炭探矿权申请的通知》,对全国范围内的新煤炭探矿权实施“门禁”。
国家安监总局也在同期宣布要“三年解决小煤矿问题”,安全监管亦成为压缩煤炭产能之利器。
这已成为煤炭行业的惯例:只要宣布煤炭产能过剩,开始布控压缩,必然迎来新一轮煤炭短缺和煤价高涨。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新一轮“过剩警告”又开始被频频端出。
去年8月,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上书国家能源局,要求企业限产。
今年8月,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也对外表示,要考虑设置煤炭产量的“天花板”,因为“十二五”期间将出现产能集中释放,供过于求几乎无法避免,应当对各地上马产能情况进行严控。
一时间,“天花板”成为业界流行词。
今年6月中旬,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佑国在中国能源战略与“十二五”能源发展论坛上透露,到“十二五”末,我国煤炭产量目标为36亿吨。
神华集团总经理助理谢友泉也公开撰文说,按照2020年煤炭在能源结构中比例要降至57%以下的国家目标,商品煤供应量“天花板”应降到约36亿吨。
但是前不久,国家煤监局曾对全国煤矿做过统计,目前共有在籍煤矿15119处,总产能已达36.91亿吨;而国土资源部的数字是:有煤炭采矿许可证的煤矿共14423处,总产能36.6亿吨。
今年上半年,中国工程院和行业专家共同完成的《我国煤炭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综合考虑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条件、生态环境承载力、水资源、运输条件等多因素,到2020年我国科学的煤炭生产能力应在38亿吨左右。
事实上,按照现在的建设速度,突破38亿的产能指日可待。
国家安监总局煤炭信息研究院能源安全所所长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根据弹性系数预测法和GDP单位耗煤法,综合考虑安全、环境、人力等各种因素,该所预测今年的煤炭总需求是33亿吨,而2015年是40亿吨左右。
但是,近期各省区纷纷公布了其煤炭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稍加汇总即可发现,各省区规划到2015年煤炭总产量将超过42亿吨。
“天花板”之辩
中央财经大学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岳福斌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产能过剩”一说,只是一些人士怕出现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煤炭整体亏损情形。
岳福斌认为,现在金融危机,煤价都依然坚挺,股票板块中也是煤炭板块最稳定,秦皇岛煤运码头的港存也在合理范围,看不出任何过剩迹象。
根据煤炭经济研究院开发的煤炭需求预测模型,岳福斌预测到2015年中国煤炭年需求将达到45亿吨,甚至高于这个数字。
岳的预测,考虑了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已发生3年,全球经济即将进入回暖的“后危机时代”,必定首先带动能源需求上升。
而中国的中部振兴计划,仅湖北、湖南和江西,在“十二五”每年就需调入煤炭2.5亿吨;传统煤炭大省河南,在“十二五”将变成调入省,每年缺口4000万吨。全国蓬勃发展的煤化工,也将消耗越来越多的煤炭资源。
岳福斌认为,产能过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产品过剩。“应在保证产能相对过剩下,严格控制产量过剩。”
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国家还应保证产能有一定的过剩,作为战略储备。因为煤炭不同于石油,储存产品只会造成污染和自燃,“只有储备产能和资源。”
产能过剩也是可控的,“一是政府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二是做好十二五规划等规制。”而这,正是目前政府的中心工作。
岳福斌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国家应对1998年煤炭相对过剩是有历史教训的。在1978~1997年,中国煤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长10.56%,有效支撑了经济发展;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一面大力关闭小煤窑,一面减少固定资产投资,1998~2001年平均每年下降26.28%;结果2002年经济回暖后,能源供不应求,煤价飞涨,小煤窑大量超产,导致安全、环保等问题丛生,“我们不能总犯历史错误。”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产能过剩”一说“不靠谱”:从经济学角度,只要价格没有下跌,就不存在过剩。
至于“天花板”理论,林伯强认为,即使中央政府不说,山西等各个地方政府也在做,“山西等地方都在限产,只有新疆还没有意识到;这不是觉悟,它们只是觉得资源未来会越来越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