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影《纯真年代》与小说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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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纯真年代)》是美国著名女作家伊迪丝・华顿的代表作之一。华顿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为读者精心描绘了一幅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上流社会的世态风俗画卷。1993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斯科西斯在尽量贴近小说的基础上以男性的立场对该作品做出了自己的阐释。
一、引言
1920年出身于纽约名门的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发表了她一战后最重要的长篇小说《纯真年代》，并凭借此书于次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正如其传记作家R.w.B.刘易斯所指出那样，华顿的作品“是欧美女性在现代历史、社会环境下的遭遇以及她们所受的各种困境、背叛、排斥的永久见证。”《纯真年代》的主要情节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老纽约”，即，纽约上流社会，讲述了面对不可动摇的传统习俗，出身于正宗上流家庭的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和爱他的两位女性：大家闺秀梅・韦兰及其表姐埃伦・奥兰斯卡之间的爱恨情仇。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华顿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审视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阶层中女性的命运和地位，并对她们觉醒中的女性意识予以关注。
1993年，同样出生于纽约的著名导演马丁・斯科西斯在花了七年时间研读原著，又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后。终于成功地将这部小说搬上了大银幕，并于1994年荣获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五项提名和最佳服装设计奖，成为万千影迷心目中的经典佳片。作为一名男导演，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斯科西斯对这部浸盈着女性意识的作品做出了自己的解读。本文将从叙述视角的角度比较该电影与小说的异同。
二、纽兰・阿切尔――叙述的中心意识
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即，故事完全经过一个人物中心意识的过滤来发展的技巧。被认为是亨利・詹姆斯对现代小说的主要贡献。素有“亨利・詹姆斯的忠实追随者”之称的华顿无疑借鉴了这一叙述手法。但与詹姆斯不同的是，詹姆斯在《淑女画像》等代表作中往往通过女主人公聚焦故事。创造了许多追求文化进取和自我完美的新女性形象，而作为女性作家的华顿却选择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作为中心意识来聚焦和过滤事件。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苏珊・兰瑟(Susan S Lanser)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一书中将叙述模式分为三种：作者的、个人的和集体的叙述声音模式。她认为女性小说家之所以避免采用个人型叙述声音。原因可能是“她们担心自己的作品会被误认为是自传作品”，从而难以建立一种可信的叙述声音，容易受到公众的抵制。相反，男性声音则容易获得读者的信任。兰瑟提出，在西方过去的文学传统中，话语权威大都“当然地附属于主导意识形态中受过教育的白种男性，只是紧密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华顿显然意识到了女性声音所面临的困境，因而选择纽兰作为叙述的中心意识。作为一个出身于纽约上流社会的年青绅士，纽兰不仅喜好读书、喜欢思考。并且见多识广。通过赋予男主人公比周围其他人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和更高的道德水准，华顿轻而易举地建构了纽兰的叙述权威。因此，在和老纽约“家族”问题的最高权威西勒顿・杰克逊争论埃伦是否应该离婚，是否与她丈夫的秘书有暖昧关系时，纽兰关于“女人应当有自由――跟我们一样的自由”(第36页)[5]的论断才更令人信服。这一叙述模式在电影中得带了很好的再现，斯科西斯利用蒙太奇、推镜头、空镜头、闪回等手段将纽兰的意识流动、情感变化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透过他的眼睛和极其细腻的心理活动，观众看到了纽兰从最初对埃伦种种“不得体”、“不合宜”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的不满，到为其焕发的自由精神、独特的思想所吸引。再到陷入两难选择时的挣扎与彷徨。通过纽兰眼光的过滤，观众看到了埃伦和梅的不同。在众人眼中，梅的形象甜美清纯，像一朵素雅的铃兰。是个几近完美的“屋内天使”，但纽兰却清楚地认识到梅的纯真是社会制造出来的虚饰物，肤浅刻板。固守习俗，在她恬静的外表之下掩藏的是一片感受力的空白。而埃伦却性感奔放、真诚率直、不落俗套。像一朵艳丽的黄玫瑰，是一位敢于蔑视老纽约的陈规陋俗、追求独立的“新女性”。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艺术修养，有着活跃的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纽兰对“新女性”的推崇以及对“屋内天使”的质疑正彰显了华顿强烈的女性意识。
另外，华顿还通过以纽兰为首的上流社会男性的怯懦软弱和优柔寡断来体现男权的困境和危机。以其作为中心意识。纽兰的心理和性格得到了完美地呈现。较之于埃伦的率直洒脱，纽兰无疑是软弱的。虽然他对传统习俗深恶痛绝，对上流社会虚伪的伦理道德心怀不满，但他的反叛只限于内心世界。面对冷峻的现实，他没有勇气与梅解除婚约：在梅别有用心地为埃伦“饯行”时，他只能听任摆布，眼睁睁看着爱人孤零零地离去：甚至在梅过世之后。57岁的纽兰站在埃伦的公寓前，咫尺之遥，却无法提起勇气去见埃伦，只能黯然离去。对于他来说，“玩味行将到来的快乐，常常会使他比快乐真的来到时感到更深切的满足。当这种快乐十分微妙时尤其如此。”(第4页)纽兰懦弱无为的性格，实际上是华顿对男性神性光环的颠覆和解构，纽兰的言行和心理反映了男性权威丧失的事实。
三、从“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到女性画外音
通过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华顿刻意隐瞒自己的性别，从故事中抽离出来，用一种客观、超然的状态来叙述故事。在一场场的歌剧、一次次的宴会中，华顿将“老纽约”社会的全貌、维多利亚晚期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结构真实地描绘出来。读者因此能够了解到如果明戈特家要举办“正式宴会”就必须“增加3名男仆，每道菜两份，中间上罗马潘趣酒”(第40页)：人们如何穿着才算“得体”、晚餐后什么时间出门访客、听歌剧什么时候到场、礼服翻领上插什么花、女士从巴黎订做的衣服要放多久才能穿等等。这些威力强大的社会习俗织成了一张大网牢牢地绑住了包括纽兰在内的所有“老纽约”人。按照主人公纽兰的说法：“他们实际上都生活在一种用符号表示的天地里，在那里真实的事情从来不说、不做，甚至也不想，而只是用一套随心所欲的符号来表示”(第39页)。
凭借电影的优势，马丁・斯科西斯将原著中提到的“老纽约”的华服美致地呈现出来。但作为一名男性导演，他显然忽视了女性作家的边缘地位。似乎没有洞察到华顿采用无性别的中性掩饰手段以期建立叙事权威的良苦用心，为电影设置了一个严肃平和、无所不知的女性画外音。
四、结语
《纯真年代》是伊迪丝・华顿结构技巧、叙述策略最为完美的小说之一。意识到在当时男性主导的社会文化语境里，女性没有参与社会话语的权利，女性作家很难建立起可靠地叙事权威，华顿转而采用男主人公纽兰作为叙述的中心意识。通过男性视角来关注妇女所处的困境和她们觉醒中的女性意识同时。她还采用隐藏其女性身份的第三人称叙述来对叙事进行补充。而在电影中，斯利西斯虽然较为成功地呈现了以纽兰为中心的叙述，却忽视了华顿欲掩饰其女性身份的努力，不能不说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