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性感取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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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胸、清瘦、长胳膊长腿……赫本对自己不是那么满意，但她解释了自己身上的另一种性感。“我不像索菲亚・罗兰那样体态丰满，但有些性感并不一定是外在的。我不必用卧室证明我的女性特质。我可以穿得紧紧的，在树上采苹果，或是伫立在雨中，也能显现出魅力。”

1961年，奥黛丽・赫本穿着一条优雅的黑裙子出现在《蒂凡尼的早餐》中。凌晨6点钟的第五大道上，赫本带着起床气醒来了。只有到蒂凡尼逛一圈才能痊愈。她从出租车上走下来，站在蒂凡尼珠宝行外，凝视着橱窗里的珠宝――这个画面堪称最经典的银幕形象之一。而这条出自法国设计师纪梵希之手的黑裙，在电影上映后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黑裙”，2006年12月，在英国举行的拍卖会上，赫本在这部电影中所穿的黑裙以80万美元成交，大概是拍卖前估价的7倍。

人们特别多地在谈论奥黛丽・赫本的这条裙子和她的优雅。她对服装的见解和选择，让“赫本风格”至今仍是全球女性模仿的对象。时尚界说：“是奥黛丽穿衣服，而不是衣服穿在奥黛丽身上。”赫本的一切同时也显示出她的性格，另一种生活方式：特别现代而睿智的。她可能出于本能，鼓舞着全球女性去发掘与强调自己的优点，这也迎合了鼓吹“做你自己”的时代要求。1990年《People》杂志推举她为“全球最美的五十人之一”。1996年，距离她辞世已经3年之久，《Harpers&Queen》杂志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要找出当代最美丽的女性，高居榜首的仍是奥黛丽・赫本。

她偏瘦的平板身材总是穿着最合身、最具独特风格的衣服，清纯、典雅。简单的黑色小洋装、无领无袖洋装、白衬衫、不松不紧的七分裤、黑色高领毛衣、围巾，甚至平底芭蕾舞鞋……很多品牌都专为赫本设计了属于她的太阳镜。小黑裙的设计师纪梵希曾评价赫本：“她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她了解自己的容貌与身材，优点与缺点。她知道要穿削肩的晚礼服遮住自己嶙峋的锁骨。”

按照20世纪50年代或者任何时代的审美标准，赫本太高挑纤细了，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才是性感的。赫本知道自己平胸、清瘦、长胳膊长腿，她对自己不是那么满意，不然不会试图遮住嶙峋的锁骨。一米七几的身高粉碎了她想成为与玛戈特・芳婷齐名的芭蕾舞蹈家的梦想。但是，她用扁平的身材、短发、平底鞋、剪裁合身的裤装和衬衣，把女性从一大捧蓬松卷发、锥形内衣、紧身毛衣和窄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高跟鞋也一并抛弃了，她同时将女性从丰满的胸部和对身体近乎偏执的自我预设中解放出来―与这一切相对的，就是后来形成的“赫本风格”。赫本发掘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她强化、发展了自己。这套对于女性审美的崭新定义，是个意外发现，但也碰巧对了一大批人的胃口。

对了哪一些人的胃口？

在英国作家雷切尔・莫斯利采访了分别成长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与90年代的英国人（大多是女性），发现“赫本风格”影响了几代女性影迷和非影迷的自我塑造和认知。

在展现出女性气质、造型和魅力方面，赫本显然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同时期其他走红的玛丽莲・梦露之类，却经常被拿来与她们进行对比。赫本被理解为与众不同的原因与认为她有“男孩子气”的观念有关。这些人认为，赫本不性感，但是非常时髦――这两个特征被认为是直接对立的――梦露被描述为“放荡”，服装、性、阶级和角色制造出这样的印象。赫本则被描述为“看上去……真的是个美好的人。”梦露是为男人制造的。赫本是给女孩儿们或者女人的，这些言辞中，暗含着一种对赫本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女性气质的认同，因而对她的喜爱里多了一些尊敬。即便对于20世纪90年代长大的女性来说，奥黛丽・赫本依然符合主流的自我意识我美丽标准。时代已经不同，即便不可能跟三四十年前的女人一样彻骨地模仿赫本，但简单从她的外形中提取出一些风格元素搭配进自己的衣服里，依然是特别可行的。

而男人们对她的印象呢？

“奥黛丽・赫本要到镇上来了，这时每个人都想减轻10磅。”拉尔夫・劳伦回忆赫本因《罗马假日》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的那段时间，“从这部片子开始，我每看一部她的电影，就与她坠入情网。我扮演着每个男主角的角色――我是格里高利・派克，我是威廉・霍尔登，我是汉弗莱・鲍嘉……”赫本解释了自己的这种魅力：“性感是一种深藏内在的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不像索菲亚・罗兰那样体态丰满，但有些小性感并不一定是外在的。我不必用卧室证明我的女性特质。我可以穿得紧紧的，在树上采苹果，或是伫立在雨中，也能显现出魅力。”辛西娅・罗利说：“奥黛丽・赫本是第一位不靠性感取胜的人。”

“人们梦想拥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但我却梦想拥有一个很大的衣橱。”这个衣橱里不仅装着银幕上那些过分昂贵的服装首饰，在银幕下，赫本喜欢物美价廉的衣服，但对质感一点也不马虎。她的朋友奥黛丽・怀尔德说：“如果她穿衬衫，那必定是一件质料一流的衬衫。或是一定最好的帽子。但是她需要的样式都很简单―我指的是，她在做园艺工作、煮饭或是其他琐事时。”他们俩经常一起逛威尔西大道上的一家服饰店，如果赫本不需要穿得很正式，她就挑这里面的衣服穿。“这家店推出一种天鹅绒裤装。这是赫本最喜欢的衣服。”怀尔德太太记得很清楚，“她一次会买很多套，因为价钱十分便宜―长裤40元，上衣60元，各种颜色都有―黑色、咖啡色、粉红色、绿色、蓝色，你可以搭配着穿。每个来自欧洲的人都喜欢这样的搭配方式，穿起来很好看，式样简单，只有三四个纽扣，外加一个可爱的小口袋。”

而在赫本晚年，她开始变得清心寡欲。这段时间她说了一些跟过去想要一个巨大衣橱不太相同的话：“物质越丰富，我想要的却越少，许多人想登陆月球，我却想多看看树。”她最后的20年，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瑞士一个小镇上，那段时间她甚至不大佩戴珠宝和化妆。“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因为这是我的时间。”她会在花园待上一整天，她的花园里产樱桃、梨子、苹果、桃，还有蓝莓、榛果与胡桃……她会花很多时间采购家居用品，明亮的餐巾和瓷器，天气好的时候她会招呼朋友们在院子里吃饭，薰衣草花园芬芳四溢，院子里几只小狗在奔跑追逐……在两场灾难般的婚姻后，选择了小自己很多的荷兰商人罗伯，他是她的老友，也是灵魂伴侣，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她十分满足。

与此同时，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赫本逐渐淡出了影坛，开始关心慈善。后来，她就任联合国儿基会大使，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唤起社会对索马里、苏丹等落后国家儿童生存状况的关注。除了参与活动、发表演讲，赫本还亲力亲为，多次不顾战乱和传染病的危险亲赴非洲，走到地球上苦难最深重的角落拥抱饱受折磨的儿童，展开考察并实行援助。赫本之子西恩回忆赫本去世前一天的情景：“我问她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她说：‘没有，我没有遗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

对儿童苦难的感同身受与赫本童年的经历密切相关。1929年5月4日，赫本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生，她的母亲是一位荷兰贵族。在有着纳粹倾向的父亲离家出走后，母亲带着赫本在二战时的荷兰长大。11岁开始学跳舞，她爱上了芭蕾。这似乎是那些年母亲和她的舞台梦的唯一出口。舞蹈同时是赫本的一个情绪出口，是残酷的世界里残存的美好事物。战事纷乱，芭蕾舞课从未中断。在祖父家中，她把邻居小伙伴集合在一起，她来给他们上芭蕾舞课。为此，祖父在家里铺着黑白大理石的大厅地装上跳舞用的把杆。“我的学生里各个年级的人都有。”赫本回忆说，“每节课收5分钱。”到了1944年，德军几乎横扫全欧，赫本连新舞蹈鞋都买不到，只能用木制舞鞋将就着训练。

美好的舞蹈世界之外，赫本的童年并不那么容易。母亲的家族谣传有部分犹太血统，当赫本还是个孩子时，她就开始四处散发反纳粹的文章，同时还要躲避德军的追捕。15岁，她在荷兰经历了所谓的“饥馑之冬”――这是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天，1945年。许多人被饿死，加上缺乏棺木而爆发肺结核瘟疫，这个冬天像是死亡的冬天。赫本后来回忆，当时她要靠吃郁金香球茎维生，还用草裹进面粉里做成面包。更多的时候，靠喝水过日子，为了有饱胀的感觉，她大杯大杯喝完水就早早上床睡觉以便保存体力。赫本下决心这辈子不要再受食物匮乏之苦，也养成了她这辈子只要身处压力之下就不进食的习惯。

荷兰重获自由时，赫本已经亭亭玉立，1米68的身高，体重只有41公斤。这时的她哪里谈得到什么优雅，贫血、黄疸以及因为营养不良所引起的许多疾病困扰着她。成年后她长到1米7，体重达到50公斤时，偏瘦的身材蔚为流行，人们并不知道这部分来自于她悲惨的成长环境，她的整个新陈代谢功能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影响。

1990年，赫本在接受电视访问时，被问起生活在纳粹统治下是否造成了不安全感。“那并不是造成我不安的原因。”她回答说，“父亲离我们而去，才是不安的原因。我对任何亲密关系都没有安全感，每次谈恋爱结婚，我都会活在害怕被遗弃的恐惧中……无论你最爱的是什么，你都会很怕失去它。”

赫本知道饥饿的滋味，身为男爵夫人的女儿，她却必须在严冬的土地上寻找能吃的东西。她见过坚毅不挠的母亲因为恐惧而啜泣。然而童年经验带来的心理创伤并没有使她成为一个悲观绝望的人，她身上兼具着欧洲人的优雅和美国人的活力。在二战后几年，经济蓬勃发展，乐观主义盛行。银幕上的赫本充满勇气却又娇柔、漂亮又坚强，像个女英雄但又是没有攻击力的、无害的。摄影师菲利普・哈斯曼捕捉住了这位美国新星的乐观神采。他拍摄了那么多名人的跳跃身影，赫本穿着圆裙和合身的白色衬衫快乐的一跳是最具吸引力的一个肖像，人们说，好莱坞公主确有其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