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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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诚”作为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之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直至北宋周敦颐将“诚”植入《易传》之时，作为本体论范畴的“诚”才终于得以突显，周敦颐也因此被尊为理学鼻祖。受此影响，至朱子时代，一个精细庞大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终于日臻完善。

关键词：诚；周敦颐；朱子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28-02

“诚”作为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之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直至北宋周敦颐将“诚”植入《易传》之时，作为本体论范畴的“诚”才终于得以突显。受此影响，至朱子时代，一个精细庞大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终于日臻完善。

一、诚的演变

《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诚”的：“诚，信也。从言。成声。”

“诚”的概念在先秦儒学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孔子并未直接讲到“诚”，而是通过对“信”的阐述来透显出“诚”的意蕴。

《论语・述而》篇中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7・25）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生活的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这里讲的到“信”即显示出了“诚”的意思。

“信”从哪里可以体现出来呢？孔子认为是从“言”、“行”可以体现出来的。《论语・先进》篇中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11・14）孔子强调了言语一定要诚信，行为一定要坚决。

如果说孔子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诚”，那么到了孟子那里则有了明显的不同。在《孟子・离娄上》中就有对“诚”的明确论述。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7・12）孟子所讲的“诚”是真实不欺、真诚之意。此时的“诚”已经被视为一种自然规律，追求“诚”则成了做人所应遵循的规律。诚能感动上天。

《大学》中的“诚”是作为其“八条目”之一而被提出的。所谓八条目，大学第一章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为简便起见，本文所引《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内容，只随文注明篇章编号。

八条目的行事有一定的次序，平天下须先治国，治国须先齐家，齐家须先修身，修身须先正心，正心须先诚意。而在这一次序中，最重要的是“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守仁在《大学古本序》中有过这样的感叹了：“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

真正把“诚”作为核心概念来论证的当推《中庸》。从第二十章开始，《中庸》详尽地论述了“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20・7）意即真诚是天道的法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原则。天生真诚的人，不必勉强就能做到，不用思考就能拥有，从从容容就能符合中庸之道，这是圣人啊。此处“诚”已经上升为天道的原则。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21）这是一个“诚”与“明”之间关系的探讨问题，真诚自然会明白道理，这是天性；明白道理自然会做到真诚，这是人为的教育。可见做到真诚是一个先天与后天配合的过程。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25）即真诚是自我完善的，道是自己运行的；真诚是事物的发端和归宿。在这里，“诚”已经上升到一个事物发端的高度。

至此，我们已经发现“诚”不仅是高尚人格的体现，更是天道的法则。但是“《中庸》论‘诚’虽已颇详，但却没有具体回答何以它会具有天道的性质，天道又何以会具有伦理的属性。这可以说是先秦儒学在建立道德本体论时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难题。”[1]那么到北宋的周敦颐是怎样对“诚”进行了新的论证，因此使“诚”上升到道德本体论的高度呢？

二、周子之“诚”

周敦颐通过对《中庸》和《周易》的研究，建立了“诚”本体论。具体来说，“诚”本体论的建构包含以下三个步骤。

首先，论证“诚”的来源。周子引用了《周易・乾卦・彖辞》之语“‘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这里首先把“乾元”规定为“诚”之“源”，从而为“诚”找到了出处。乾元，即太极，这是宇宙万物一切事物生成的基因，当然也是“诚”的源头。周子的《太极图说》中就此专门进行过论述，其前段如是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无极”出自道家，《老子》第二十八章有“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之语。周敦颐在构建宇宙论体系时，就是吸收了道家的这一思想，把“无极”作为宇宙之本原。那么，“无极”如何产生万物呢？周敦颐引进了“太极”，把“太极”作为化生万物的直接因素。“太极”概念来自于儒学经典《易传》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2]，而且“太极”是《易传》的最高范畴。它描述了元气一动一静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阴阳二气，二气的交合又产生了五行，二气五行又化生万物的过程。乾元是万物生化的源头，因而也是“诚”的源头。

其次，论证“诚”的确立。“诚”来自于乾元，来自于天道。周子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3]，“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推出“斯诚立焉”。“诚”在自然之道而言，是“纯粹至善”的，这类似于柏拉图的最高理念“善”理念。但作为个体的人是不可能如自然那样直接呈现出这个“纯粹至善”的“诚”，而必须通过修身养性提高自己以“复”之，这样一来，重心就落脚在“继”和“成”上了。“继”准确地体现出天人关系的沟通，所谓“继之者善也”就是从乾元这个本源意义上而言的，强调人若不继承自然之道，就没有本源的善。“成之者性也”，是就从个体的主体性原则而言的，人如果不主动从修养功夫上去着手，继承这一本源意义的善，就不能成就其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性。

最后，论证“诚”的功效。《通书・诚上》篇最后讲到“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3]。周子进一步指出，“乾”之四德“元、亨、利、贞”的前两者为“诚之通”，即继善；后两者为“诚之复”，即成性。苏轼在《东坡易传》中曾就“继善”与“成性”做了这样一个比较：前者如同火，后者如同烤熟的食物。生的食物因为火烤而变成熟食，但从烤好的食物而言，是看不见火的。而在这个烤的过程中熟食继承了火的性质，因为火烤而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诚”在确立后，人或物便继承了其善性，这就是“诚”的功效。如此，“乾”之四德就表现为人的本质生成的全过程。总之，周敦颐把“诚”还归于“乾元”，然后又通过乾道变化推出人性，这一方面体现出“诚”本论的圆满性，另一方面还实现了天人合一。

周敦颐对“诚”本论的进一步说明也存在不足，这种不足就在于它没有对“诚”本体内部做进一步的探讨，这个任务直到朱熹才完成。

三、“诚”对朱子的影响

周子博览群书，精通儒、释、道三家经典，虽其著述不多，但其影响深远。作为理学鼻祖，周子深受朱熹推崇。朱子曾先后做“建安本”、“南康本”考证《通书》，并称颂周敦颐为“得孔孟不传之正统”。

朱熹考察了“诚”的用法，并在综合诸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切“诚”都本于“天理”之“诚”。受周敦颐影响，通过论证，朱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学的“诚”论体系。

朱熹“理一分殊”这个理论主要是受到周敦颐《通书》的影响而来。他通过周敦颐的“诚”的思想对“理一分殊”进行了具体的解释：“理一分殊”也就是“诚”的流布，在流布的过程中万物各具“诚”本体之特性。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讲道：“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4]道之本体是“诚”，从万物之殊认识“诚”这个一理之本，可理解“诚”是如何规定万物之殊的，从一理之本“诚”理解万物之殊，可认识万物之殊是如何从“诚”派生出来的。可见，人类草木鸟兽，都从“诚”这一本体派生，是一本派生的万殊，彼此相同（同在“诚”之本以及共同的理）；但人类草木鸟兽，毕竟又是万殊，彼此殊异（殊，即万物以“诚”的流布中各有其特质）。除此之外，朱熹关于“理一分殊”，还有诸多论述，“理一分殊”作为朱熹庞大理学体系的形而上哲学观的主要体现，包含诸多层次丰富的内容。

从先秦到宋明时代，“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周敦颐使之上升到一个本体论的层面，周敦颐的自然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史上，在理学创建这个方面，可以说既是历史的一个新起点，也是逻辑的一个新起点，他振兴了一代新的学风，使朱熹等后人直接或间接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个发展中，哲学家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开了“诚”论，并且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一些旧的或新的理论课题，从而推动了古代自然哲学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洪兴.周子通书导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4.

[2]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8：403-404.

[3]周敦颐.周子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门岿.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