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新家庭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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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趋势之一是“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从经济学向其他领域扩张”，在与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则有家庭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加里・贝克尔。贝克尔和他的同事们引入时间的机会成本，研究了广泛的家庭行为，如生育行为、婚姻市场、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以及家庭劳务分工问题等，这些都被称为“新家庭经济学”。
贝克尔认为，家庭活动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消费活动,还是一种生产活动,它生产某种“满足”，而任何最终物品或劳务的生产和消费都可以看成是为获取一种产出而需要耗费的各种投入的组合。为了获得最大的满足,家庭既大量使用从市场上购买来的各种消费性商品和家庭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性商品,还同时使用时间资源。对于家庭成员而言,任何一种家庭活动（包括消费活动）都可以视为在家庭货币收支和家庭时间收支这两种限制条件下进行的经济行动。在这里，货币收入与时间收入相加，便构成了家庭成员为获得效用的满足目的所拥有的收入总额。如何在家庭的各种活动之间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达到投入最小而产出的效用最大,便是现代经济学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本文研究家庭经济行为合理化的客观依据。家庭这个生产者跟其他理性的经济人一样，每天都要进行投入与产出相比较的生产决策，对相关资源进行合理地分配以试图达到最佳组合，对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和不同活动的时间价值进行综合考虑，求得家庭成员在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获取最大的满足，实现家庭生产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引入时间机会成本概念解释家庭消费行为
把时间作为一个限制条件引入经济分析是贝克尔在上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的，在贝克尔的模型中，时间是一种机会成本，家庭活动在消耗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同时，还要使用十分稀缺的时间资源，在对家庭活动的分析中加进时间资源因素，对研究家庭经济行为的合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微观经济理论把消费看作是家庭生产，他曾说，“家庭综合运用时间及市场产品，生产出更为基本的产品‘满足’”，即认为消费某种商品或资源，实际上也是在进行“家庭生产”即生产某种满足的活动。比如把“健康的体魄”看作是人们在家庭生产中所获得的最终产品，那么购买体育器材、各种健康食品、医疗服务以及花费在锻炼上的时间就是生产这种最终物品的所有投入。个人或家庭把这些投入转化为产出（包括孩子的成长、舒适的家庭生活、健康的身体、精神的愉悦等等），即为家庭的生产或消费过程，时间既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又作为一项约束条件，决定了它必须同其它市场物品一样具有经济价值，那么，家庭的时间价值如何计算呢？在贝克尔看来，家庭的时间价值就是家庭的工资价值，等于家庭把这段时间用于其它工作时能为之带来的额外货币收入。也就是说，时间这种稀缺资源的价值，就是它的“机会成本”，即耗费单位时间所放弃的货币收入。
像一般生产企业实现生产的最优化要考虑生产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一样，实现家庭生产的最优化也要考虑各种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例如，看一场戏、读一本书、或者吃一顿美食，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所以这些行为的完全价格必须包括用于这些行为的时间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可以根据个人的市场工资来计量。个人最终选择的决定因素将是每顿饭中花费的每一块钱（完全成本）所带来的效用量（亦即家庭生产的产品价值）。
这种新消费行为的理论的另一方面是解释消费模式的，它还可以分析人们消费方式的变化。在这里，家庭成员的需求结构也许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方法。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就会出现物品密集型商品和活动逐渐被时间密集型的商品和活动代替的趋势。事实上，这是由于经济增长而产生的一种在家庭内部反对时间密集型生产和消费的偏向，省时器具的发展和广泛使用，可以部分地根据这种现象来解释，因为省时设备和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时间密集型商品，这是时间机会成本增加的反映。再一方面就是，在家庭消费过程中市场购买消费与家庭自制消费的直接均衡问题，如果市场购买消费的价格高(这里的价格包括时间价值的机会成本在内)，那么家庭就会扩大自制消费；反之，则会增加市场购买消费，直到市场购买消费和家庭自制消费的增量成本达到等同状态为止。
解释出生率或家庭生育问题
我们还可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分析其他家庭行为，比如说家庭生育问题。生育行为可以看成是对人的生命生产的行为，把孩子抚育成人需要耗费人力资源、资本和时间等投入，即需要使用稀缺的家庭资源；而且，孩子是可以为父母带来满足的；父母也能够对生育孩子的问题进行选择（生多少，何时生等）。
下面我们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部分地解释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和发展中国家的高出生率问题。在发达国家，随着较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家庭收入的增加，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出生率在下降。贝克尔的分析超越了简单的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理论，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决定人口增长的因素不仅仅是收入水平，还决定于孩子的相对“价格”。抚育孩子的完全成本不但取决于所承担的直接花费，还取决于家长们所蒙受的机会成本，这些机会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随着母亲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结果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中，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了反对生育孩子的趋向。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特别是在那些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贫穷国家里，孩子却代表了直接的劳动投入，他们的父母把他们看成是相当有价值的劳动力来源，而且这些国家的劳动工资普遍很低，也使得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因此导致了人口的过度增长。这一点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政策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是减少人口数量的一种可能的途径，同时计划生育部门应加强对父母们的教育，大力宣传对儿童人力投资的好处和方法，这也有利于广大的家庭选择少生优生。
家庭组织经济理论解释婚姻问题
加里・贝克尔的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是家庭组织经济理论的先锋，是用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学范围内的问题。虽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都把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关系看成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的集合，但是贝克尔把它看成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并把婚前约会看作是一种对未来配偶信息搜集的投资，还认为大多数成功的婚姻除了夫妻双方具有互相关心的感情之外，他们的偏好和价值也是基本一致的。用贝克尔的话来说，“婚姻是双方当事人执行直接和隐含责任的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
当我们把婚姻看成是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时，在成本方面，结婚意味着伴侣中的每个人都要牺牲某些独立性、作出许多关于个人习惯、交友方式和支出方向等方面的妥协；在收益方面，结婚提供伙伴关系、互相关心和爱情，而且为养育孩子提供便利条件。婚姻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与结婚和离婚直接相关的费用，机会成本是指为追求一种状态而放弃另一种状态所损失的福利，即结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单身所获得的福利，离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婚姻所获得的福利。贝克尔认为，两个人只有在结婚的共同所得大于单身时的分别所得之和的情况下才会结婚。
除此之外，婚姻还提供了一种机会来让双方能从劳动和分工的专业化中享受所得到的经济挣得。传统的家庭中，分工使得已婚男子通过家庭外的市场工作而成为市场收入的主要挣得者，已婚女子或多或少地专事家庭生产和生儿育女。直到最近几十年，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里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是重要的是，只要配偶之间的技能存在差异性，丈夫和妻子从专业化分工和交易中能获得的收益就会是潜在巨大的。
因此，经济学家建议人们在寻找伴侣时，最好在生产方面负向搭配在生活方面正向搭配。例如，具有市场生产相对优势的人最好找具有家庭生产相对优势的人结婚，这样将促进家庭的专业分工，达到较大的家庭产出；相反在消费方面，夫妻双方具有相同的志趣爱好才有利于增加家庭的快乐，进而增加婚姻的所得，最大化婚姻的正效用。但是与婚姻相关的还有一个“搜寻成本”的问题，由于在婚姻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掌握信息不充分等问题，使得一部分人在寻找合意伴侣的过程中感到搜寻成本过高，而对婚姻失去信心甚至望而止步，于是选择保持单身；同样也是由于搜寻成本过高，导致更多的人们可能更容易与在生产方面正向搭配（具有同样生产特征）在生活方面负向搭配（具有不同消费情趣）的人结婚，结果降低了婚姻的质量，这也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见到的最普遍的现象。
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与劳务分工
家庭既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还是投资单位，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主体。我们把时间成本与市场物品的成本同等看待的时候，便对传统的在工作和闲暇之间选择的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现在家庭经济学研究的是在市场工作、家庭生产和闲暇之间的选择。
家庭生产是指家庭内部的物质产品生产，市场工作是指家庭外部的市场产品生产，这些生产活动都需要家庭付出可支配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产生的收益主要是货币收入；闲暇是另一种家庭生产活动，它直接使家庭欲望得到满足，是一种直接生产满足的方式，它能满足家庭成员享受的需要和一部分发展的需要。工作与闲暇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单纯性的闲暇必定是对工作收入的放弃。家庭同厂商一样是一个决策单位，以时间价值作为标准来进行生产行为的选择。如果工作时间的价值高，家庭则会增加对工作时间的分配；反之，则会增加对闲暇时间的分配，直至边际工作与边际闲暇的时间价值相等时为止。当工资率上升时，意味着每一小时的工作会换来更多的商品，家庭就会倾向于增加市场工作时间，减少家务工作时间。同时闲暇相对来说也变得更昂贵，于是家庭倾向于消费较少的闲暇，从事更多时间的工作来获得更多收入。在工作时间的分配上也是一样，如果面向市场工作的时间价值高，家庭就会向市场增加劳动力要素的提供；反之，则会增加家庭内部工作的时间分配、增加家庭内为自己生产的消费品或服务。随着从市场工作中挣得收入的增加，导致家庭内部生产的机会成本相应增加，我们就会看到人们会把更少的时间投入到家庭生产中，而把更多的时间献给市场工作。另一方面，工资率的增加引起家庭实际收入的增加，会产生“收入”效应，使得家庭会增加对物品包括闲暇的消费需求，因而当工资增加到一定程度上，由于收入效应会减少市场工作时间。在整个时期内，这些组合之间的的分配比例会随着市场工资率和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再就是家务内部劳动如何分工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家务劳动的分工应本着相对优势的原则：市场生产率高的一方应把工作时间全部用于市场工作；而家庭生产率高的就把时间全部用于家务劳动。这样，家庭可以得到最大量的物品和闲暇，从而获得效用的最大满足，增加家庭福利。
总之,家庭作为一个综合经济行为主体，根据时间价值的波动，可以对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家庭决策作出理性的安排，达到家庭经济行为的均衡状态，以实现家庭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尽管以贝克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应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方法把其研究领域扩展到经济学以外的领域，但是没有一位经济学家会（包括贝克尔本人）认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经济学是惟一的或中心的要素，当代微观经济学只是从某些侧面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洞察力，补充了其他社会科学的不足，它最终也不过是一种分析问题时可利用的方法，给后来的经济研究者们打开了一扇特别的窗户，开启了一种新思路。
参考资料：
1.（美）加里・贝克尔著,彭松建译，《家庭经济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肖经建，《现代家庭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刘茂松，《现代家庭经济活动的资源约束与新经济人假定》[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6期
4.杨玉生、杨戈，《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