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摊开在我面前百读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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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些掉渣的故事，它们普普通通，没有光环，没有色彩，或许撩拨不到你心底的柔软。但我想说出来，它们像泥土一样在时光里不紧不慢地发酵。我想起小时候家里盖的土坯房，挖来些泥，合成稀糊状，加些草茎，用模子脱胎成土基，砌成我小小的围城，任岁月的烟火对它烟熏火燎，黑漆漆地，像老祖母的牙齿，像爷爷烟锅里掏出的烟屎。
《妮妮会说话》是多个场景的组合。那天是要去购个什么东西还是去访个什么朋友我忘了。我开着车在小县城转悠，看到一个巨大的垃圾袋子在前头移动，确切地说，是一个捡垃圾的人背着一大袋垃圾在走。垃圾袋子太大，以至于把他整个人陷在里面了。很意外的是，一条白毛小狗亦步亦趋地紧跟着他的脚踪。一个人、一袋垃圾、一条狗，成了午后一道出其不意的风景，遮住大半个车道。
我想按下喇叭示意，又忍住了，索性停了车，默默地看着他和它默默地走着。
小百货店的女老板看见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蹩过来说，捡垃圾的是个老头，耳朵有些聋，人有些神经。给他吃的穿的他不要，给他钱也不要，他每天就靠捡垃圾、卖垃圾过日子。有时候还来她的百货店买个酱猪蹄，他啃肉，狗啃骨头。不要他的钱都不行。
我问老板娘，知道他是哪里人？
老板娘撇撇嘴，谁知道呢！
一直目送着那人挤进一条小巷。我久久有东西堵在胸口。我想起在汽车站、在火车站、在庙宇门口，那些装着可怜的，拉着拽着找你要钱的人。听人说，那些人一小半是生活所迫，一大半是职业乞者。
我又想起小时候居住的村里出的两个疯子。一个是我的同龄人，因为小时候发烧没有及时得到治疗，烧坏了脑子。此人经常在家门口都不知道回家，问我们他家在哪里？他虽然傻乎乎的，却很仗义，一起去割草，他总是把我们背箩弄满了，才弄自己的。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欺负他傻的捣蛋鬼。
一个是因为爱情发了疯，喜欢的人另嫁他人，一口气上不来，乱踢乱打，乱叫乱骂。大人们说，这是失心疯，要灌童子尿。一帮小孩在大人的呵哄下掏着那玩意儿撒尿，久久都撒不出来。结果我率先一激灵，有了……
离开故乡二十年了，每每回到老家。我都会不自觉地打听一下这两个人。同龄人成了家，另一半是个眼睛有些残疾的人，两口子吃苦耐劳，相敬如宾，生了对双胞胎，活泼健康，聪明伶俐，一家人其乐融融。另一个也找了另一半，幸福美满，膝下有三个娃儿，有时也会发发疯劲，却不是十分厉害，也不需要那可笑的童子尿。
我一直都想说说这些我记忆中不起眼的事情，总算被街头的奇遇撩拨了出来。
我一直都想走进那些彷徨的、傻傻的、神秘的、坚守的、残缺的人的内心去看看，看看生命、生活给予他们的关注与悲悯。
哪怕是去做一条狗，带着狐狸的狡黠与聪慧的狗，我也乐意。
《年关》是今年的阳春三月，昆明作协组织去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采风。听县文联吴主席说到当地农村现状，无意间提到有些大山深处的村寨里，年轻人出去打工了，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家里。后来，撤点并校了，一些村里的小学没了，为了让孩子读书，年轻人带走了孩子，村里就只有老人了。再后来，年轻人打拼一番，在城里租了房子或买了房子，安了家，这些家临时的也好，简陋的也罢，年轻人和孩子都不回老家了。他说起一个村子，原本二三十户人家的，后来村里就只剩下八个老人了，过年杀个猪，拿猪的人都找不到。
我是农村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这会是我多年魂牵梦萦的农村吗？会是我记忆中，鸡飞狗走，马嘶牛哞的农村吗？会是那个炊烟袅袅，子孙绕膝，墙角树下暴哄着荤荤素素的玩笑段子的农村吗？我便和邻座的张庆国老师谈起了一些农村的现状。
张庆国老师当时就给我一个命题作文，写篇小说，就写吴主席的这个让人心酸的故事。
同行的雷杰龙中肯地对我说，这样的题材有人写过，至少他知道有两个人写过，他并且读过。一个中篇，一个小小说，都写得很高明。他建议我去读读这两篇小说再动笔。我忽地感到压力，这两个人是谁我不记得了，小说题目叫什么我也不记得了。
再说，我是个不善于阅读的人。我一直努力地要自己多读书，但是除了学生时代零零碎碎地读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啃了中国四大名著。害羞的是，这其中的《红楼梦》我至今还没有完整地读完一遍。每每耐着性子把书摊开，读不上几页，便瞌睡起来了。文学沙龙上，许多朋友一张口就是某某作家，某某作品，某某片段，我却一无所知，默默地当着旁听者。
我曾一度怀疑，我这么一个不善于读书的文学拓梦者，肯定会进入死胡同，万劫不复。我会把自己的文学写死的。
还好，我有着农村的小半生历练，有着一个爱听人摆古说事的习惯，爱从别人的故事里捕捉灵感。
吴主席的故事的撩拨，我写了这篇小说。反正中篇有人写了，小小说有人写了，我写个短篇小说凑凑数，大家应该包容得了我。
年关是个坎，但凡中国人都要过这个坎。想起少时，家里杀过年猪，那是多么自豪的事儿，在小伙伴面前都是高昂着头，我家今天杀猪耶。那些杀猪的人，拎着一个袋子，袋子里装着杀猪刀、开膛刀、刮毛刮子、剔肉刀等等。一到家里，总是好茶好烟招待。从他口中，哪家杀了几个猪，哪家杀的猪壮，哪家杀的猪瘦。他像一杆秤，称出农村人一年到头的酸辣苦咸，喜怒哀乐。猪杀倒了，找着好的部位的好肉，煮炒酥烧，弄几桌，请来亲戚朋友，隔壁邻居，大吃大喝一顿，美其名曰：杀猪饭。剩下的火腿、排骨、挂子肉，盐渍起来，板油、花油，炼成精炼油，收在油罐里，猪头猪尾，是过年的供品。一家人一年的油水荤腥多半就从这头年猪上开销了。
随着社会的繁华，杀猪过年的日子越来越少了。菜市场上，拍拍钱夹，要肥要瘦，要多要少。自是不必去折腾那些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幸福感了。
有人戏称，岁月是把杀猪刀。我觉着抽象了些，不过，岁月确实递给每个人一把杀猪刀。它割断了我们的许多记忆，许多美德，许多一去不复返的东西。
我幻想着某个时间段里，人们忽地想起那把杀猪刀。它还静静地躺在岁月的麂皮袋子里，等着我们抽出来，按翻一头我们自己喂养的猪，把杀猪刀，递进猪的脖子了，喷出一股红艳艳的血浆。一家人眉开眼笑，好事者给孩子吹个猪尿泡，让孩子们攥着它跑呀跳呀。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祭灶王；二十四，写大字；二十五，点豆腐；二十六，沽点酒；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猪杀；二十九，帖倒酉（意即贴春联）；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我喜欢这段谚语，它唤醒我童年的记忆，我的村庄，我的泪流满面。
我的一本大书――农村，摊开在我的面前，我想百读不厌。
我的一个心愿，把我听到的经历的故事说给大家，请别漠视它们的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