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词学研究的进展与瞻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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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以来，词学文献整理全方位推进，明清词断代总集和词话丛编、类编及词籍序跋、论词绝句等新文献连续问世，词集笺注、词人生平和版本目录的考订也多有创获。词学理论研究有四大进展：格局的改变，从重唐采到热明清；维度的转向，从二维到四维；视野的拓展，从个体到群体，从微观到宏观；方法的更新，从定性到定量。今后的词学研究，要回归文本，面向当代，关注“云端”。

[关键词]词学研究 唐宋词 明清词 传播接受 定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6-0143-09

新世纪已过了十五年，词学研究有何进展？未来的词学研究有哪些发展面向值得期待？本文试从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两个层面予以盘点和探讨。

一、文献整理的进展

新世纪以来，词学研究最亮眼、最突出的进展是文献整理的全方位推进，特别是大型断代词作总集和词话丛编、类编的连续问世。

（一）大型断代词作总集

20世纪词学文献整理的成就早已为世瞩目，唐宋金元词的断代总集灿然完备，特别是由唐圭璋先生一手编纂而成的《全宋词》和《全金元词》，是学界公认的杰作巨献。唐五代词总集，先有林大椿辑录的《唐五代词》（商务印书馆1933年），继有张璋、黄畲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后有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和刘尊明合作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1999年），踵事增华，后出转精。唐宋金元词断代总集的完成，愈发使人期待明清词总集的问世，以使中国词史能够得到完整呈现。

至本世纪，明清词的整理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汇聚一代词作文献的总集相继问世。2004年，中华书局推出饶宗颐、张璋合作完成的《全明词》，有明一代的词作终于第一次有了总集。虽然此书存在的问题不少，但毕竟给明词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荟萃性文本。其后周明初和叶晔的《全明词补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多有补苴，厥功不小。周明初又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对《全明词》进行重编。完善的明词总集，值得期待。《全清词》系列，更是新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词学文献整理成果。先是2002年，南京大学《全清词》研究室出版20巨册的《全清词・顺康卷》，2008年张宏生和他的团队增补了《全清词・顺康卷补编》4册，2012年又再接再厉，推出《全清词・雍乾卷》16册。40巨册的《全清词》，犹如词学界的“长城”，标志着新世纪的词学文献整理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词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表明新生代的学人，也有能力做出跟前辈学者媲美的成果，也能创造同样的甚至是更大的辉煌。虽然目前出版的《全清词》，还只是汇聚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词作，而不是有清一代的全部词作，但已为深化拓展清词研究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基础，为唐宋金元明词的传播接受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而便利的文献资料。作家的创造力，是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而其影响力，则是体现在他人的作品中。我们要了解唐宋词人的影响力，必须了解明清词人对他们的反应和接受。唐宋金元明清词系列总集的问世，不仅完整地呈现出词人的创造史、词作的流变史，也完整地构成词的反应史和影响史。所以，明清词总集的出版，固然对研究明清两代词作有不可或缺的学术意义，对研究唐宋金元词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文献整理是学术研究的基石，大而全的文献史料是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20世纪的宋词研究，之所以能在整个词学研究和宋代文学研究中一领，无疑是得力于唐圭璋先生编纂的《全宋词》。有了完备的文本，才有可能了解一个时代词作的整体风貌，才能全方位地探讨一代词史的发展进程。《全明词》和《全清词》的出版，必将并已经推动着明清词研究的进展。今后的明清词研究，不仅是整个词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增长点，也将是整个明清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

（二）词话丛编、类编

除词作文献整理成果突出之外，词话文献的整理也是一大亮点。唐圭璋先生的《词话丛编》是20世纪引用率极高的词学理论文献，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搜罗未备。进入新世纪以来，多有增补，先后有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5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葛渭君《词话丛编补编》6册（中华书局2013年）、屈兴国《词话丛编二编》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问世。另外，刘梦芙编有《近现代词话丛编》（黄山书社2009年）。《词话丛编续编》辑录词话32种，《词话丛编补编》辑录词话69种，《词话丛编二编》辑录47种，《近现代词话丛编》收录8种，《词话丛编》续编、补编、二编和初编构成了《词话丛编》系列。虽然续编、补编和二编彼此有重复，但在《词话丛编》所收86种词话的基础上毕竟新增了100种，规模和内容都增加了一倍有余，古今词话之成书成卷者，几乎搜罗殆尽。

《词话丛编》系列主要收录成书成卷的词话，而前人零星谈词论词的资料，则未予采录。上世纪，施蛰存、陈如江曾从宋元野史笔记、诗话琐谈中辑出零星论词谈词的资料，汇编为《宋元词话》（上海书店1999年），张惠民早前也辑有《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近年邓子勉则进一步网罗放佚，广搜宋金元笔记小说、杂史书目、诗话词选、类书方志、书画题跋和诗文别集等，编成《宋金元词话全编》3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之后又一鼓作气，推出《明词话全编》8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无论整篇零什，概加收录，宋金元明词话之面貌，得以完整呈现。宋金元明人的词学理论、词体观念、词作主张、词什创作缘起和传播接受的有关情形，由此可悉数探求。

词话丛编、全编，是按词话作者编排，旨在钩沉爬梳有哪些词话，如发掘矿藏。而词话类编，则是词人词作辑评，有如深加工，旨在辑录历代词人词作被哪些词话评论。上世纪，孙克强编有《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近年扩展至元明清词，增订为《历代词人词话》（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孙书是按词人编类，王兆鹏主编的《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和吴熊和主编的《唐宋词汇评，两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则是按词作编类有关词评词话。编类方式虽异，使用方便则同。《唐宋词汇评》还辑有词人生平资料，并对相关作品做了系年考订。

除了词话的全编、类编，单书词话的辑录校注也有进展。如孙克强辑校的《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和《白雨斋词话全编》（中华书局2013年），在原书基础上多有增补。刘荣平的《赌棋山庄词话校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推原究本，多有创获。林玫仪的《邹祗谟词评汇录》等也发掘出不少新的词评资料。

（三）词集序跋、论词绝句、词集校勘笺注

词集序跋，是重要的词学理论批评文献，藉此可了解词人的生平事迹、创作个性、师承渊源、词作观念、群体互动、词坛的反应与接受、词集的编刻与传播等。上世纪，金启华和张惠民编有《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施蛰存主编有《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后者收录历代词籍序跋，影响尤大，引用率相当高，然采集不全，如清词别集序跋，仅收录96篇，且只注序跋从出之书名而未注明版本卷数，给检核利用带来不便。近年冯乾利用编纂《全清词》之便，广事搜罗，汇辑成《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收集清人词集序跋3000余篇，详注版本来源，体例甚善。在清人词话之外，此书又开词学理论批评文献资源的新天地，值得注意和利用。

论词绝句，既是创作文本，也是批评文本，自宋代以来作者代不乏人。以前关注者不多，近年则有一批成果予以整理。王伟勇辑录的《清代论词绝句初编》（台北里仁书局2010年）收录清人论词绝句136家1137首，孙克强和裴晶合编的《论词绝句二千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收录历代论词绝句555家2500首，程郁缀和李静合著的《历代论词绝句笺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收录72家1024首，为词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批评文类和资料。

词集的校勘笺注，收获亦大。《全宋词》校注本，上世纪90年代已有才主编的《增订注释全宋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近年又有马兴荣、周笃文主编的《全宋词评注》（学苑出版社2011年），注释加辑评，颇堪资用。新出其他词总集、别集校注本，有杨景龙《花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孙虹《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徐汉明《辛弃疾全集校注》（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吴蓓《吴梦窗词汇校笺释集评》（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孙虹和谭学纯《梦窗词校笺》（中华书局2014年）等，搜罗校笺之功，都迈越前贤。梦窗词世称难懂难治，学界一直期盼有完善的注本问世，今由两位女学者分别推出新注，各有胜解。词集目录版本的研究，亦有新的创获。王兆鹏《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4年）和邓子勉《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详考各家词集的版本源流、异同优劣，较之前贤仅列词集版本目录，提升了一个学术层级。

二、理论研究的进展

新世纪以来，词学的理论研究有四大进展。

（一）格局的改变：从重唐宋到热明清

上世纪长期形成的重唐宋轻元明清的研究格局有所改变，近年来元明清词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明清词的研究渐成热点。

上世纪，金元词研究的专著极少，只有台湾出版过张子良《金元词述评》（台北华正书局1979年）和黄兆汉《金元词史》（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大陆没有一部金元词研究的学术专著。近年则有多本高质量的金元词研究专著问世，如赵维江《金元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陶然《金元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丁放《金元词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刘锋焘《宋金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陈宏铭《金元全真道士词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牛海蓉《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推进了金元词的研究。明词研究，在上世纪更是寂寞。新世纪以来，明词研究的空间大有拓展，词史、词学、词论均有研究专著，其中张仲谋用力尤深，他率先推出第一部《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倍受瞩目，荣获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其后张仲谋又用十余年之精力打造出《明代词学通论》（中华书局2013年）和《明代词学编年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建树多多。另有姚蓉《明末云间三子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余意《明代词学之建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张若兰《明代中后期词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岳淑珍《明代词学批评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等，都各有开拓。过去我们只是听信清人“明词中衰”的说法，有了《全明词》和上述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对明词的面貌和发展进程就有了新的认识，对明词的成败得失能做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立判断。清词研究的基础，较之明词研究稍显厚实。近些年的清词研究，进展更大，特别是清词群体、流派的研究，成果丰硕，如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慈《常州词派通论》（中华书局2006年）、姚蓉《明清词派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李丹《顺康之际广陵词坛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巨传友《清代临桂词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陈雪军《梅里词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侯雅文《中国文学流派学初论：以常州词派为例》（台北大安出版社2009年）、刘东海《顺康词坛群体步韵唱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等，都各有创获。清代词学理论批评的研究，也有令人注目的成果，如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鲍恒《清代词体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孙克强《清代词学批评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谭新红《清词话考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都各有开拓。

沿清词而下，近代和民国词坛也逐渐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代表性著作有：杨伯岭《晚清民初词学思想的建构》（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谢永芳《广东近世词坛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莫立民《近代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林立《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刘红麟《晚清四大词人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李剑亮《民国词的多元解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更可喜的是，当代的词人词作也逐渐进入词学研究的视野。马大勇《二十世纪诗词史论》（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对当下的诗词创作有精彩的评论。王兆鹏主编的《南园词评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则是有关当下著名词人蔡世平词作争鸣评论的汇编，藉此可窥当前词坛的动向。刘梦芙编校的《当代诗词丛话》（黄山书社2009年），收录今人词话3种（另有诗话7种），其中自著的《冷翠轩词话》，以词人身份评述现当代名家词，颇有卓见。

（二）维度的转向：从二维到四维

历来的词学研究，包括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关注的是作家与作品两个维度，而如今的词学研究，已从作家一作品的二维模式转向作家一作品一传播一接受的四维模式。上世纪80一90年代以来，受文学社会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方法的影响和启示，人们对文学价值的实现过程有了新的认识。原来，文学作品的价值实现，既包含创作过程，也包含传播过程和接受过程。正如一般商品必须经过生产一流通一消费三个阶段一样，文学作品从其产生到价值的最终实现，也必须经过创作一传播一接受三个阶段。因此，文学研究很自然地由作家（创作者）、作品的二维研究延展向作家一作品一传播一接受的四维研究。

中国学界的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大约始于1984年。张可礼在《文史哲》1984年第5期上发表的《建安文学在当时的传播》，应该是最早的一篇以“传播”为题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专题论文。同年范之麟在《唐代文学论丛》第5辑上发表的《唐代诗歌的流传》，虽然没有用“传播”的概念，其实也是专论唐诗的传播。这两篇论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发轫之作。不过，整个8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还处在自发的萌芽状态。到了9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专题论文日渐增多，如王兆鹏《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张可礼《诗经在东晋的传播和影响》（《文史哲》1994第2期）、吴承学《论题壁诗――兼及相关的诗歌制作与传播形式》（《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张强《论神话在汉代传播的文化形态》（《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王小盾《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等，都是自觉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专题论文。张荣翼《古典文学传播的批评意义》（《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王兆鹏《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更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学传播研究的学理意义。自此，文学传播研究从自发阶段走向自觉阶段。

但词学领域的传播研究，至本世纪初才起步。较早研究唐宋词传播的论文有：侯雅文《稼轩词的传播及其经典地位的形成》（《思与言》2001年第4期）、张玉璞《论词的传播方式对词人创作热情的刺激》（《湖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刘尊明和田智会《试论周邦彦词的传播及其词史地位》（《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王兆鹏《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等。经过几年的积累，唐宋词传播研究的专著也接连问世，如钱锡生《宋词传播方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陈水云《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谭新红《宋词传播方式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接受史研究的词学著作，则有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张Z《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等。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台北秀威资讯公司2003年）和《明代四种词集丛编研究》（台北秀威资讯公司2005年）、闵丰《清初清词选本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选本研究，与词的传播接受也有关联。选本研究，是近年的热点之一，论著颇多。

传播接受研究，已成为词学和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兴产业”，开拓出词学研究的新空间。但词学的传播接受研究与整个古代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一样，存在着“三多三少”的问题，即证明的多而还原的少，现象列举的多而理论概括的少，单向研究的多而双向研究的少。所谓证明的多而还原的少，是说有些论著只是满足于证明某个传播接受事实的存在，而不是进一步探讨传播接受的细节和过程、还原传播接受的历史生态，成果的信度与深度不足。现象列举的多而理论概括的少，是指有些论著只是停留在传播接受现象的列举上，而不大注意理论的提升与概括，学理性有待加强。单向研究的多，指传播接受研究往往是孤立地研究传播或接受，而不大注意跟创作关联起来思考和探究。传播接受固然可以独立地单向研究，但应注意与创作的互动关系的探讨，使传播接受研究有助于创作过程和作品特色价值生成的了解，真正使作家一作品一传播一接受的四维研究形成互动互联，推动词学研究向更高更深的方向前行。今后的传播接受研究，应加强过程的还原性、与创作的关联性研究。

（三）视野的开拓：从个体到群体，从微观到宏观

20世纪的词学研究，大多是词人个体的研究，词人群体研究的专著只有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进入本世纪，研究视野渐从词人的个体研究延伸向词人群体研究，特别是博士论文，多以群体或时段研究为选题，如彭国忠《元v词坛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姚惠兰《宋南渡词人群与多元地域文化》（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金国正《南宋孝宗词坛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丁楹《南宋遗民词人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李艺《金代词人群体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群体研究不是个体研究的集合，而是对一个时段或一个地域的词人群体进行整体的观照，以揭示词人群体间的互动关系和共同的创作趋向，因而群体研究能发现个体研究无法顾及和观察到的问题。

视野的拓展不仅体现在由个体转向群体，也体现在从文化的角度对词的发展演变进行宏观的多元观照。上世纪，文化学的研究已开其端，如刘尊明《唐五代词的文化观照》（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是较早从文化视角探讨唐宋词的著作。新世纪以来，唐宋词的文化学研究已成热点，成果丰硕。或从文化的宏观视角进行考察，如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沈家庄《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杨柏岭《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黄山书社2007年）、刘尊明和甘松《唐宋词与唐宋文化》（凤凰出版社2009年）等；或从文化的某一领域、某一地域进行考察，如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宋秋敏《唐宋词与流行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罗燕萍《宋词与园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叶烨《宋代文人的经济生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薛玉坤《宋词与江南区域文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等，都各有特色。

在宏观视野下，唐宋词的分类研究、专题研究也颇热络，如路成文《宋代咏物词史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许伯卿《宋词题材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何春环《唐宋俗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苏慧霜《宋代骚雅词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11年）、《中国古代俳谐词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窦丽梅《宋词中的身体叙事――经济因素的渗透与反映》（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都饶有新意。

宏观性的词史和词学史的研究，也有进展。断代词史有邓乔彬《唐宋词艺术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肖鹏《宋词通史》（凤凰出版社2013年）等；专题词史有邓红梅《女性词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木斋《宋词体演变史》（中华书局2008年）、徐安琪《唐五代北宋词学思想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等。其中《宋词通史》在体例、观念、方法等方面开创尤多。词学学术史的研究，是新世纪初的一大热点，时逢词学研究走过百年历程，故先后有多部著作予以回顾与总结，如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2002年）、蒋哲伦和傅蓉蓉《中国诗学史・词学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张幼良《当代视野下的唐宋词研究论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曹辛华和张幼良《中国词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崔海正主编《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齐鲁书社2006年）、陈水云《明清词研究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曾大兴《词学的星空：20世纪词学名家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谭新红《词学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傅宇斌《现代词学的建立：（词学季刊）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词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等等。这些词学史，探讨中国传统词学和现代词学的进程，总结回顾已有成果的利病得失，各有建树。

（四）方法的更新：从定性到定量

新世纪以来词学研究方法的最大变化，是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文学研究，向来只注重定性分析，而轻忽定量分析。随着计量历史学和计量文献学的兴起，人文学科各个领域也越来越注意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来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上世纪末，王兆鹏和刘尊明就开始探索词学的计量研究，发表有《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新世纪以来，他们又对宋代词人的地域分布、经典词作的影响力、词调的使用率和当代词学的发展历程等进行了定量分析，发表了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如王兆鹏的《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刘尊明和王兆鹏合著的《唐宋词的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定量分析方法在词学研究中的运用越来越普遍，肖鹏《宋词通史》就多次运用统计数据来考察宋词的演变，多有新发现。还有学者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统计分析地域词坛的发展及其贡献，考察宋词经典词作生成的过程、经典作家历史地位的嬗变，都新人耳目。词学研究的定量分析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处在起步阶段，应用的空间和前景十分广阔。尽管有人对文学研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心存疑虑甚至质疑，但定量分析能发现和解决定性分析方法无法发现和解决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定量分析方法还需要不断完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是未来人文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学科发展的需要而言，我们也应该更新和升级传统的定性研究，探索和拓展新兴的定量研究。现代词学界，是学者研究词，而不像过去，是词人兼学者谈论词。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下的词学研究，包括诗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文化断层，前辈学者都能填词写诗，但没有什么理论支撑，所以只能走定性研究的路子。今天的学者，大多数不会创作，没有艺术直觉，至少是艺术感受力较弱，不能作艺术判断，只能作理论判断，论词常常变成空谈。所以借重定量研究，既是一种另辟蹊径，也是一种转型。当然，我们提倡和鼓励科学的定量研究，也要注重培养传统的艺术直觉判断研究。像刘梦芙那样能够自己创作词话的学者，是我们对未来的期盼。一个平衡理想的词学界，应该拥有一定比例的创作型学者，，

三、今后发展的面向

今后的词学研究，有三个面向值得特别期待。

（一）回归文本

近些年的词学研究，跟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一样，都是向外部扩张，研究文学与外部的关系。现在比较热络的文学文化学研究、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家族研究、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文学经典形成研究等。都是关注文学外部的问题、创作主体的问题，而文本的艺术构成方式等文学内部问题，越来越不受重视。我们常说，文学史是心灵史，但文学史也是艺术表现史、艺术构成史，我们既应该把文学史当作心灵史、人性史来研究，也应该把文学史当作艺术史、技巧史来探讨。所以，今后的词学研究应该加强同作文本研究、词作艺术研究，这样词学研究就能内外双重突破，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拓展，而且也有深度的掘进。其实，词的艺术研究，前辈学者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成果，龙榆生、夏承焘多方面探讨过词的字声配合与词作声情的关系，唐圭璋先生早年也深入研究过词的作法，写有名篇《论词之作法》，为词的句法和章法研究指示了门径，我们可以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开拓。詹安泰对词的修辞艺术也做过系统的探讨。施议对提出的“词体结构论”，陶文鹏的词体艺术研究系列，台湾学者有关修辞与章法结构的研究成果等，都是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学术资源。

古人写词，很重视法度。周邦彦作词就是“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既然词人创作讲究法度，那么，词学研究理应探讨词中所用的“法度”。历来的词学研究，虽然涉及到词的字法、句法、章法，但并无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比如，词的用字，唐圭璋先生曾总结：“虚字最足传神，代字妙有含蓄，叠字善于描摹”，“去声字，极关音响”。除此之外，动词、形容词等实字（词）的运用，有何奥妙？用法不同，艺术效果有何不同？不同的词人，用字炼字各有何特点？不同时代、不同时期词人的用字有哪些趋同性，有哪些求异性？后一时期与前一时期相比，又有哪些发展变化？都值得系统研究。周邦彦等人喜欢化用唐人诗句，究竟是如何化用？有哪些窍门？是整句挪用，还是摘用、联用？是化用其意，还是仅用其字面？有待深化细化。至于句法，长句和短句、单句和对句、叠句和领句，句型句法各有不同。唐圭璋先生曾总结并分析过词的设想句、层深句、翻转句、呼应句、透过句，拟人句。这些句法之外，还有时空叠映句，如晏殊“一曲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两句之中，既含过去时态的时空和情事，又含眼前进行时态的时空和情事，明写过去，暗含现在。晏几道的“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用法相同。这类句法，也值得总结和归纳。至于章法，古人也特别在意。陆辅之《词旨》说：“制词须布置停匀，血脉贯穿。过片不可断曲意，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章法既包含起句、过片和结句，也包含上下片的安排和情景的配置。双调词一般是对称式结构，也有一气直下，上下两阕不对称的，如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过片处紧承上片词意，直到末句才转折。倾斜式、非对称性结构究竟有多少？对称式结构与非对称结构各有何不同的艺术效果，可以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对称式结构，是整体章法的对称稳定与局部句式的参差变化构成和谐的统一，这与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相通。词的章法结构与中国文化理念究竟有何相通之处，也有必要探究。词的字法、句法、章法与诗的字法、句法、章法有何联系与区别，可以进行比较与会通研究。词的各种法度，古人多有提点。我们既要对词学批评史上有关词的各种法度的论述进行系统地整理和阐释，也要从具体的作品文本和当下的创作实践中去发现和总结新的方法技巧，用新的概念术语、新的理论思维，对词的艺术手法进行新的概括和阐释。我们期待“词的艺术技巧史”、“词的艺术表现史”之类的论著不断问世。

（二）面向当代

这有两层含意。其一是面向当下跟踪创作动向，加强对当下词坛创作生态的批评与研究，其二是面向当代传播古代词作，加强古代词作在当代传播策略、传播实务的研究。中国历来的词学批评，都是面向创作、面向当代的，从南宋初王灼的《碧鸡漫志》，到南宋末张炎的《词源》、沈义父的《乐府指迷》等词学著作，无不有明确的指导、引领当下创作的祈向。所谓“乐府指迷”，就是对词的创作指点迷津。明代张铤的《诗余图谱》也是如此，他总结前代词作的格律谱式，目的是为当时的创作提供技术标准、操作规程。他在《凡例》别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体，并主张以婉约为贵，也是旨在提供创作的审美规范。清代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与批评，也同样是为当时和后来词的创作树鹄的、立标杆。到了现代，由于“词学”与“学词”的分化与对立，词学研究越来越学问化、学院化、书斋化，离当下活生生的创作实践越来越远，词学研究的批评功能日益淡化。如今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诞生，词的创作与传播越来越实时、密集，词坛创作生态越来越丰富，词作的创作队伍越来越多元化。我们的词学研究，应该跟随时代的步伐，参与当代词坛的建设，对当下词的创作进行跟踪批评、整理研究。我们要有一种大的词史观，研究过去完成时态的词，是词史的研究；研究当下进行时态的词，同样是词史的研究。词史是词人创造的，却是学者整理的。词史是词人和批评家、学者共同构建的。没有历代词学研究者对历代词人词作的搜集整理，历史上的词人词作早就被风干风化、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当今的网络时代，词作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更需要学者以专业的眼光做披沙捡金的整理工作，以历史的眼光和审美的精神进行批评和引导，既为今后的词史研究奠定文献基础，也提供一种理论参照。我们期待像施议对《今词达变》（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7年）那样的著作越来越多。

21世纪的学者，承担着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如何让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让传统的唐诗宋词有更多的读者、更广大的舞台，不仅能够被一般公众所了解、喜爱，而且还能够被音乐、影视、绘画、网络、游戏等更多样的形式所利用、所嫁接，变成文字书籍之外的其他文化形态，而被消费接受，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文化使命。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研究词的传播史，还应该从实践层面研究古代词作在当下传播的策略、途径和方法，为词作的当下传播献计献策，真正参与到当下的文化建设中去。当下和今后的读者，越来越偏重于电子阅读，较之纸本阅读的静态化、平面化而言，电子阅读是动态化、立体化、可视化的。上世纪90年代，凭借唐宋词鉴赏辞典之类的纸本读物，在社会上掀起过一股较长时间的唐宋词欣赏与传播的热潮。如今的读屏时代，我们能否推出一系列可视化的融欣赏解析文字、呈现词作画面声响的音像视频于一体的唐宋词电子读物呢？怎样将词的阅读欣赏进行数字化、可视化传播，是读屏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迫切需求。与此相应，我们的研究就不能全是与现实毫无关系的封闭式叙述，我们应该打开眼界，用人类共同的价值尺度和情怀，来观察评价文学和历史，不仅要专注于历史的真伪、艺术的美丑，还要专注于忠奸善恶的分辨，专注于生命的终极关怀。

（三）关注“云端”

所谓“云端”，是借指“云计算”、“大数据”等IT技术及其影响下的前沿研究范式、思维方法。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特别是IT技术日新月异，数字化我们还没有怎么适应，就已经进入到数据化时代和大数据时代了。最近有学者提出古典文学研究要加快“数字化”向“数据化”的转变，词学研究也需要及时跟进。这不是“跟风”追潮赶时尚，而是及时地利用人类最新的科学技术来丰富我们的研究手段，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更新我们的研究思维，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平。做学问固然要坚守学术传统，要有定力，但更要有活力，要以博大的胸襟、开放的视野，利用、吸纳、融合一切先进的理念和方法。

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整个世界都在谈论着工业4.0。我们文学研究的4.0在哪里？我们的3.0应该如何升级换代？教育界常用的一句口号是：教育要面向未来。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必须面向未来，才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尤其应该倡导方法创新、思维创新、观念创新、技术工具创新乃至平台创新。所不同的是，我们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学术传统上守土有责，在学术创新上开疆拓宇。在科学技术尤其电脑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没有学术创新和想象，只有守成的话，我们将永远落后于世界，永远被边缘化。守成和创新，是车辆的左右两轮，不可偏废。

古代文学研究，通常是强调文献意识、理论意识，我觉得，今后要增强技术意识，利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提升和改进我们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要学会把计算机由检索工具变为分析工具，不仅是借助计算机来检索我们需要的海量文献，还要让计算机技术协助我们挖掘、分析文献，把固态文献变成活态文献，让旧文献生成新知识，让海量文献生成大数据，从大数据中发现新问题。所谓活态文献，可举一例，比如纸本《全宋词》的编排，只是按作者的时代先后编排，这种编排方式是固定的，读者无法变更的。未来的新型数字化产品《全宋词》，将可以按用户的需要随心所欲地自动编排，既可以按作者的时代排列，以考察一个时代或时段的词作；也可以按作者的籍贯排列，以考察一个地域、地区的词作；还可以按作者的身份排列，以考察特定类型作者的词作，如帝王、宰相、将帅、状元、僧道、女性等人的词作；又可以按自定义的作者关系排列，以考察特定群体、流派、家族的词作。这是以作者为中心进行作品重组。还可以作品为中心进行重编，可以按词调编排，将同一词调的所有作品编到一起，以考察同一词调的声情与变化；可以按用韵方式来排列，以全面系统地考察词韵的用法与变化；可以按题材来排列，以考察同一题材的不同表现方式及其演进；可以自定义按词中的物象来排列，如分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物、器物等，以分类考察词作中的自然世界、人文世界和情感世界。这种数字化产品，不仅能自动重编作品，还具有分析功能和统计功能，能自动分析词调平仄谱式、韵部韵法、句型句法，能自动分析用典，自动分析意象。还可以按作者、时代、地域、来源、词调、题材等进行统计。今后的统计数据，跟传统的文献资料一样，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理据、证据。我们还可以借助IT技术，用数据来分析作家的心态情感、艺术风格，分析作家群体创作的趋同性、差异性和地域性，分析词作的字法、句法、章法，分析不同作品之间的关联性、互文性，分析不同文体的独立性和互融性，分析语词、典故、意象含义的变迁，分析文学观念的承传流变等等。大数据时代，必将拓展出词学研究的新空间、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