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残酷的现实里仍有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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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为什么会想到写一本“母女书”？

H：自从知道了我当母亲后，好几个出版社先后找我写关于孩子教育的书，我签过3个合同。我想了很久，还是觉得以故事，尤其是自己经历过的故事来教育孩子，效果最好。这本写给女儿的书，其实应该说是女儿给我的。每晚哄女儿睡觉时，她都会缠着我讲故事，我就从小时候会唱的童谣讲起，“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她会背了，然后问我，“妈妈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你住在哪里？”

哪能拒绝她那么好奇的眼睛呢。于是我给她讲我的小时候。有时我讲的是一个怪老头，有时我讲的是一只猫或鸟，有时我讲的是神秘的葡萄树，讲得最多的是我的母亲，她的外婆。那些故事全发生在重庆长江南岸的贫民窿，那些陡峭石阶吊脚楼矮小房子里住的稀奇古怪的人们。

我的女儿听得津津有味。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本“母女书”和“枕边书”，算得上《饥饿的女儿》和《好儿女花》的补充。在那两本自传体小说中，自己的童年生活虽有提及，但写得不多。

BQ：女儿的出世，母亲身份的增加，对你的写作有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

H：未做母亲前，像一片鹅毛，飘来荡去。做母亲后，站在大地上，神定气足。写作时，也多方位。以前我直视这个世界，现在有了孩子，会绕到背后用小孩的眼睛去看，发现很多以前忽视的地方。故事都在我心里，但过去写《饥饿的女儿》时我不会这么写。这本书里还是有寒冷、恐惧、饥饿，但多了温暖。现在中国90%的家庭都只告诉孩子世界上美好的东西，把丑陋藏起来，这样让孩子长大了没有自我防护能力。应该告诉她生活的本来面目，但残酷现实里仍有温暖。

BQ：女儿在学着长大，你也在学着做母亲。你觉得，你母亲曾经教育你的方式和情感，是否会影响到现在你对你女儿的爱的方式与态度？

H：从开始怀上孩子开始，我就学习做一个好母亲。当母亲容易，当好母亲难。我会用不同于通常的“道德”去教育女儿。首先，我认为她和我是非常平等的，我不觉得她是一个小孩子。她现在看世界有自己的判断，但还比较表面，要看到一个人的内心，她还要成长。我没法把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强加给她。我只能说，一个孩子的成长，最好在自由平等宽松的环境里。对于她的成长，我没有任何期望，我希望她健康快乐。

BQ：那些出现在生命里的人，有的当年对你并不好，你也恨过。你现在原谅他们了吗？你怎么消解你的负面情绪？

H：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很难。 一个人如果没有在生活中遇见千变万化的难，不会理解别人的难。一个人没有成为母亲，也不会理解母亲。我写《饥饿的女儿》，自以为和母亲和解了，当我知道我母亲以前是怎么对我生父的，也很感动，离家出走后又回来看他们。但是，并没有从根上理解和原谅他们。写《好儿女花》时就彻底理解了。我认为，治愈的方式就是打开痛苦，深入本质，才能前进。无视伤疤，就得不到真正快乐的生活。

BQ：在这本书里，你儿时在重庆南岸的那片狭窄逼仄的街巷的生活，你重庆南岸的邻居们的故事也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你怎么看待在你生命初期出现的这些人和那些事？

H：《小小姑娘》讲的是我童年故事，是前两本书的底色和基石，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开始。我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那过程，也是我写作的源泉。童年记忆对我而言，是解开我所有作品的钥匙。

重庆南岸的那片狭窄逼仄的街巷，很像卡夫卡的布拉格和小说世界。我从小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幸好那儿是长江江边，江水的向前流动，带给我希望。我的长篇小说《好儿女花》，谈到这条江在我命运中的重要，更说到母亲在我命运中的重要，没有母亲，也就没有我，包括我的语言，也是承继了她说话的风格：朴素简洁，别致，我还少一点她的幽默。

我的家人和我的邻居，他们是团阴云，我站在其中，深切地感受到社会底层百姓的命运，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牺牲者，难改变世代不变的苦难命运，他们挣扎过，努力过，可是暴风雨一来就把他们吞没了。他们中也有让我永远记住的人，他们曾是那般的善良无畏，充满了同情心和正义感。像书中的借给我《水浒》小人书看的老头子、我的代课老师，还有邻居周姐，甚至花痴，他们无疑是我人生最早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