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施塔特镇:也非舶来,也非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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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施塔特名字中的“Hall”可能源自古克尔特语的“盐”。在欧洲大陆上，波罗的海南岸是泥岸，涨潮退潮之间海岸线相距常达数公里，不适宜晒制海盐。德国、波兰虽然都有规模巨大的岩盐矿床，但深埋地下，不易开采。所以古代欧洲的食盐基本上都是在地中海地区生产，从意大利翻越阿尔卑斯山，经奥地利西部通往德国和欧洲大陆中北部。萨尔茨堡便在这条“盐路”上，原意就是“盐路上的城堡”。

哈尔施塔特镇，一个由古老的盐矿衍生而来的村落，有什么可山寨的呢？

首先我要说，今天的我们有些愧对“China”这个词。关于现代英语中“China”一词的起源有五种说法：一说是，来源于波斯语的“Cini、Cinistan”，意为光明之国；一说是，来源于古印度梵语的“Cina”，原意为智巧；一说是，来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中“Seres”，意为丝绸；一说是，来源于古罗马时期的“Cin”，即当时中国的自称“秦”；一说是昌南的音译，即景德镇，为瓷器的代称。无论是哪种说法，都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声名远播，也说明我们祖上的确阔过。

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内有一座女神像，身着透明长衣，质料柔软，有学者认为这种细薄的衣料是亚麻，但更多的考古学家认定，这种极细的纤维就是出产于中国的丝绸。在古代罗马，丝绸制的服装就已成为当时贵族们的高雅时髦装束，按黄金论价。罗马帝国因进口丝绸流失了大量的黄金，曾经有“丝绸西行”、“黄金东流”的说法。提庇留大帝曾下令禁止男子穿绸衣，以遏制奢侈之风。哲学家们把对丝绸的狂热当成是西罗马帝国衰亡的象征。丝绸在西方的流行历经千年，到1851年英国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时，浙江商人徐荣村选送的“荣记湖丝”，一举获得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发的金奖，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民族工业品牌。

而“瓷”的史话，开自汉唐，历经宋元，盛及明清。尽管早在商代，就有原始青瓷出现了。同丝绸一样，瓷器在西方上流社会的价值，堪称“白色的金子”。陶瓷自宋朝起，就开始向欧洲和南洋诸国输出。到了明朝，陶瓷的制造工艺和艺术水平已在世界上独占鳌头。而据估计，在清朝雍正年问，约有2500万件中国瓷器运往瑞典，统称“外销瓷”。这些外销瓷的风格和题材多按外国人的喜好来定制，在形式上，亦有迎合欧洲人饮食起居习惯的创新，比如接胡子渣的剃须盘，暖汤的温盘，喝水的马克杯等等。

由此看来，“China”这个词，自古就是与丝绸贸易的盛况和中国瓷器的精致联系在一起的。“丝绸之路”这一学术名词在19世纪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yon　Richthofen）提出，德语民族素有以主要货物命名“商贸之路”的传统，比如“琥珀之路”、“盐路”。不幸的是，我们因此露尽了富。当鸦片撬开了国门，这个野蛮的“外来文化横的切入”（柏杨语），震荡了中国几千年的酱缸，把中国人的骄傲震得荡然无存。我们在黑乎乎的酱缸中摸爬滚打了一个世纪，出来就看见佛罗伦萨的小贩们守着五颜六色的皮制品，对我们摆摆手，急急忙忙地撇清：“not　made　in　China”（非山寨品）。

风水轮流转。我们被打劫得家徒四壁，接着就被描述为不尊重科学，也不重视技术的现代野蛮人。璀璨的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在很多时候被刻意忽略掉。于是有人以行西方之制、穿西式之服、吃西式之餐、用西式之具、住西式之屋为荣。

我一觉醒来，还是不甘心，这个哈尔施塔特镇有什么可山寨的？

我沿着湖边漫步，心想，大概是为了异国情调吧。

起初关于“异国情调”的讨论是放在伏尔泰宏大的世界史观框架下的，异国情调是与历史相对的观念，超出本国一脉相承的历史之外，才存在所谓的异国情调。伏尔泰被誉为第一位现代的历史学家，他创立了对所有文化历史研究的方法，而不论它们与希腊——罗马的关系如何。伏尔泰对一般文化的历史进步非常关心，正因为如此，他也被看作是把艺术视为国家发展重要方面的第—人。古希腊哲人并不关心历史，他们关心的是“用数学来表达永恒不变的事物，或者由诗歌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而不是历史中所展示的短暂变化的时间和空间关系。在这种不由具体事件支撑的历史观中，中世纪显然是黑暗的，西方之外的世界显然是荒蛮的。但伏尔泰的著作《风俗论》却提出（1751-1754），自然的特性，主要在于变化而非恒定。伏尔泰把文章三分之一的篇幅献给了中世纪，批判了宗教的不可知论，论述了欧洲制度的连续性；又把整个人类文明纳入世界文化史中，阐述了对东方的新看法，打破了“欧洲中心”的史观。这都是伏尔泰认定的“进步”：前者属于传承的范畴，是渐变；后者属于新颖的范畴，是突变。同时期的思想家，辩称东方曾有过的文化在许多方面都胜过当时的欧洲社会。这种比较实际上提示出任何两段文明间都有“相对”之分别，也有“进化”之可能，它们的结合摧毁了对绝对与永恒价值的信仰。而从维特鲁威开始，古典主义建筑的全部概念就是建立在这种信仰之上。

历史是进化的，异国情调是相对的。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18世纪中叶开始在园林建筑中重现异国情调就非常自然了，比如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在伦敦郊外设计的丘园。钱伯斯多次到访中国，在广州时钱伯斯在建筑方面只能算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他当时的身份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押货员。1757年，钱伯斯出版了《中国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的设计》一书，这本小册子在英国乃至欧洲社会大受欢迎。钱伯斯尤其欣赏中国园林的非对称布局，认为中国人在造园方面的品味很高。他在丘园的绿地上，点缀了一些鲜艳的花卉，与旁边的参天古木相映成趣。他还在园中建造了一座中国式的孔庙和八角塔，塔上装饰了80条龙。但钱伯斯同时也认为，“他们（中国人）仅仅相对于邻国是聪明伟大的，绝没有拿他们与我们（欧洲）世界的古人、今人相比较的意思。”

对东方的兴趣不仅限于中国，到19世纪中叶以前，许多欧洲的别墅都采用来自印度或远东其他古迹的纹样来装饰。美国也有意漠视欧洲传统标准的权威性，而趋向于从其他国家的建筑中寻找灵感。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哥伦布博览会上，日本政府的国家馆就是模仿宇治平等院的“凤凰殿”。此后赖特设计的草原住宅就受到日本传统建筑的影响：大幅挑出的屋檐；室内用屏幕分割不同的单元；取消各种雕塑和清漆镶边，代之以不加油漆的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