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亏空与禁烟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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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哈佛，听了牛津大学中国研究问题专家黄佩华教授（Christine Wong）的一个报告，分析中国市级财政状况，非常震撼。报告中提到一点，即中国地市级财务，预算内收入根本无法支付高额的地方支出。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国家各种纷繁迥异的事务进行深入的探讨、科学的解读以及合理的联想。

于是，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信息，就可以在理解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卫生的框架下得到解读，而我希望，这种解读如果经过相应的研究和探讨，也可以成为将各种相关因素纳入相关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出发点。

这两条信息中的第一条，最近看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上升到10万亿，而且中央要求银行对地方政府到期债务延期一年。另一条则来自最近多名院士联名抵制烟草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明眼人不难看出其有‘夹带私货’的嫌疑。公示中不但出现“云烟（软珍品）”产品，红云红河集团等多家烟草企业的名称，而且宣称由于相关研究成果的应用，“近三年累计实现新增销售收入1735.74亿元，新增利税1421.8043亿元。”

但考虑禁烟这样的公共卫生问题时，其实不得不将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务问题纳入视角。将两者相联系的最直接视角，就是1994年分税制度的改革。一方面，这场改革客观上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力，而转移、支付制度又不完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要承担大量的公共事务支出，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入不敷出，不得不靠举债度日。

正因为如此，像包括禁烟和免疫接种在内的公共卫生等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事则，其欠债就不可避免。然而，以疫苗接种为例，在中西部地区，目前包括免疫接种的大部分疫苗钱不是由中央政府买单吗？这就需要更广阔一点的解读。

固然，免疫接种的疫苗由中央政府按照户籍人口的人份来买单，但是中央的这部分转移支付，并不能负担疫苗注射过程中的储运、管理、下乡等诸多工作，同时，接种工作的承担者――各级疾控中心――的运营经费仍然要由地方政府来负担，而他们又不像医院，有面向市场的收入来源。

不仅如此，中央政府买单要按照户籍人口来转移支付，而地方疫苗接种管理除了依据户口外，还要根据公立学校和幼儿园来进行协助管理。而中国至少2亿不在原籍的流动人口中，相当一部分难以融入到公立学校和幼儿园系统。很多农民工和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幼儿园，即便在北京这样生活成本昂贵的城市，每月收费也只有三四百元，而代价就是它们是没有被纳入到公立教育的管理体系中的。

禁烟的工作也会有同样的问题。要知道，目前烟草行业的收入，也是各级政府收入的显著组成部分。同样可以想象，如果大幅度增加对烟草行业的控制，地方政府则首当其冲，不但减少了财源，还要增加行政支出。

但这么说，绝不是为了烟草行业利益撑腰、为目前禁烟不利做辩护。而是说，如果将政府的财政问题作为对公共卫生问题解决的一个视角来考虑，会有很多新的解决思路。

比如，对所有香烟，一律加征由地方政府享有主要收入的地方特别税（我所在的美国麻省是2美元一包，中国征收5元人民币一包如何？）这一收入只能用于禁烟和其他公共卫生支出，是否立刻能极大程度地调动政府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被这样的政策沉重打压的烟草行业，自然也不会投入什么大力气，搞“国家科学进步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