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僧”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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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传甚广的济公故事里，清代郭小亭的《济公活佛传》(《评演济公传》)二百四十回是其集大成者。书中塑造了一个外表邋遢、行动诙谐幽默，却又法力无边、喜欢行侠仗义、斩妖除魔的活佛形象，深受下层人民群众的喜爱，人们也因此送给他许多亲切的称呼如神僧、圣僧、活佛、癫僧等。但说到作为丞相“替僧”的济公，恐怕就鲜有人知了。
什么是“替僧”呢?所谓“替僧”，是指替代别人出家的僧人，又叫“替度”、“替身”、“替修”、“替生儿”等。确切地说它最先是明朝的一种皇室习俗，张居正《敕建承恩寺碑文》载：“皇朝凡皇太子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为僧，名替度，虽非雅制，而宫中率沿以为常。”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上说：“主上新登极，辄度一人为僧，名曰代替出家。其奉养居处，几同王公。闻初选僧时，卜其年命最贵，始许披剃，有云重赂主者中贵人乃得之。”这种习俗在清代很快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俗尚。毛奇龄《西河诗话》卷三记载：“北人每发愿舍身，以他儿代之，有所谓替僧也。”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俗尚)载：“富贵人家多信佛，故僧道之地位甚高。子弟往往拜僧为师，求其保护。甚有以子息艰难，恐难长养，而购一贫家儿令其为僧者，谓之替身。他日被替之子长成，此替身僧人若其弟兄然，举家敬礼之。”当然，清代的满洲贵族也延续了这一习俗，只是由于他们信仰喇嘛教，故其“替僧”多由喇嘛担当。
关于“替僧”习俗在中国流行的原因，笔者没有专门研究，不敢妄言，但其与中国长期以来佛教的世俗化进程紧密相关，则确定无疑，因为这种习俗折射出的正是中国信众普遍的功利主义和实用精神。此外，还需补充两点：其一“替僧”的选择，并不是所有人都选择没有剃度过的幼童代替出家，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更喜欢以名声大、有修为的高僧做为自己的“替僧”；其二“替僧”与供养人之间的关系，上文我们引用的几则材料显示，他们之间其实结成了一种特殊的私人关系，“替僧”的地位也因供养人身份地位的不同而不同，如皇帝“替僧”，“其奉养居处，几同王公”。
郭小亭《济公活佛传》中的济公即被作者戴上了丞相“替僧”的帽子，这也是它与此前许多济公故事最大的不同。小说中的这个情节发生在第二十四回：认替僧荣归灵隐寺、醉禅师初入勾栏院。当时的济公在相府里替秦相的儿子与夫人治病，治好后，“秦相说：‘我打算要认你和尚作为我的替身，不知你意下如何?’和尚说：‘大人既是愿意，我和尚求之不得。”’接下来，秦相又派了许多家人护送济公回灵隐寺，并说：“‘传我的堂谕，所有各庵观寺院，必须跪接跪送。他乃是本阁的替僧，送他荣耀归庙。’众家人答应，外面备马。和尚告别秦相，出了相府上马。家人打着引马，头前边牌做得旗锣伞扇，赶退闲人。街市上看热闹的人就多了，都要来看秦丞相的替僧。”自此以后，秦相“替僧”就成了小说中大家对济公社会身份的认同，而济公自己好像也颇喜欢这一身份。我们试看小说中的一些片段：
大人说：“济公是我本阁的替僧，哪时来，不问我有什么公事，不许阻他，须同我知道。”(二十四回)
知县一听，赶紧离了坐位，恭恭敬敬过来行礼，说：“圣僧原来是秦丞相的替僧济公，弟子实在不知，多有得罪。”(四十五回)
家人知道济公是相爷替僧，遂不敢违背，立刻取了二百两银子，交给和尚。济公一只手拿着二百两银子，递给田来报。(四十九回)
和尚说：“老爷要问，我乃是灵隐寺济颠和尚。老爷可知道济公的名头高大?”老爷一想：济公乃是秦相的替僧，焉能这个样子?心中有些不信。(七十九回)
那主人闻言，仔细向济公瞧了一会，回头向那位祁老爷道：“祁兄你莫要轻信他说话。当今秦丞相位极人臣，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富贵已极，哪要这种乞丐和尚做替僧，这分明是假冒。想要借秦丞相替僧，前来硬募强化，你切莫去请他。”(九十六回)
知府叫人给知县搬了旁座坐下。知县瞧一个穷和尚，也在旁乱坐着。心说：“我是皇上家的命官，民之父母，他一个穷和尚，也配大堂坐着。”知县有些不悦，他也不知济公是秦相爷替僧。(一一五回)
“孙泰来你不认识这个和尚?这是当朝秦丞相的替僧，你惹得起么?依我说，你趁早认罪服输，倒是便宜。”(一百六十六回)
大管家秦安一听，说：“好一个胆大陆炳文，竟敢把相爷的替僧锁了!这分明是羞辱丞相爷的脸面!”(一百七十五回)
王胜仙说：“济颠来了也不要紧。他要讲交情!他是我哥哥的替僧，他就不应当管我的事，帮着人家，他如不讲交情，道爷，你只要将他拿住，就把他杀了。有什么祸，都有我呢。”(二百三十八回)
以上这些会话片段，从秦相、一般民众、官吏、相府亲戚到济公本人的言语态度，无不透露出丞相“替僧”身份的特殊，而丞相“替僧”显然也构成了济公形象内涵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济公就是凭借丞相“替僧”这顶特殊的帽子，频繁出入于各个官府衙门之间，既行侠仗义，解民倒悬，却又帮助官府解决了不少难题。小说里的济公集圣僧、神僧、癫僧、活佛、替僧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尤其是“替僧”这一角色的加入，可以说是郭本小说对济公形象重大的改造，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替僧”这一独特身份对济公形象的影响及价值与意义呢?
胡胜认为：“这一特殊身份为他以后的仗义行侠创造了不少便利条件。他和官府紧紧连在一起，他的神通法术必须经过官府这一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就使得他的形象与传统神道有了极大的不同。”(《近代神魔小说试论》，《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汪德羞则认为：“从第二十四回济公做了南宋大奸臣卖国贼秦桧的儿子宰相秦焙的替：身僧后，从思想到行为都成了一个与前截然不同的和尚了，甚至颇具恶僧形象，完全改变了民间口头文学中的原形。”“综观《济公传》全书，济公罪大于功，恶行多于善为，是个不应该肯定的近乎恶僧的形象。”(《从济公传看由民间文学成为文人作品的变化》，《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1期)
这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甚或有些相对的观点。对于后者的否定，笔者不敢十分苟同，因为济公形象无论从哪个角度都难称恶僧，这只要同明清时期僧尼小说中那些充满欲望而又违法犯罪、胆大妄为的恶僧形象稍做比较即可明知。当然，我们也能理解论者的厌恶情结所在，因为小说中被秦相“替僧”身份包裹着的济公形象，确实充满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庸俗气。如作者写其与秦相分别时说：“大人，可恨我与大人缘浅，相见已晚，离别甚速。今日一分手，不知何年才能相见?”对秦相的攀援心态毕现。再如，原本那个行走在人间之外来去无拘束的民间“仙侠”济公，现在却动辄以秦相的“替僧”自居，忙碌奔走在各个大小衙门官府之间，更打上了浓重的官府色彩。
至于前者指出郭本济公形象与传统神道的不同是：“替僧”的特殊身份以及官府的中介作用，我们以为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众所周知，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不仅小说题材存在着杂糅，小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向世俗回归，向封建秩序、礼法、人伦回归的趋向。个中原因，前辈学者多有论述，无需笔者赘言。郭本《济公活佛传》及以后诸多续书即是这一思想背景影响下的产物。在题材上，它融侠义、公案、神魔于一体，塑造了一个亦仙、亦侠、亦儒、亦佛的人间活佛形象；在思想上，它给济公戴上丞相“替僧”这顶帽子，或正可看作作品向世俗伦理道德回归的鲜明标志。如同侠客必定效力于某个清官，而清官又必定效忠于最高统治者一样，济公以秦相的“替僧”自居，代表着“仙侠”类小说在行为观念上向世俗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济公形象与清代众多的侠客和清官形象实并无多大本质的差别。
当然，如同有着官府背景的侠客和清官，在效忠于皇帝的同时依然能解民倒悬，作为秦相“替僧”这一角色的济公，虽斗争精神不无影响，却并不妨碍他继续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替老百姓做着扶危济困、敦伦风化的事情。因为“替僧”毕竟仅是一种名分，而远非秦相或者官府本身，所以，它对济公的束缚便不比侠士与清官，更多停留在一些世俗道德伦理层面。事实上，我们单从文学史上济公故事能够一续再续至上千回，亦可知老百姓对这个形象的喜爱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