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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疯娘痴父:一个时代的爱情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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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上旬,在上海闸北区一家茶馆里,上海汽车集团销售主管戴亮向记者讲述了他父母的爱情故事:“我有一个疯娘,但是我很荣耀。30年前,母亲因我父亲而疯,父亲为我母亲而留:别的知青回了上海,只有他选择留在东北,娶我母亲为妻,照顾她的一切……父母以他们一生的传奇告诉我:爱的真谛,就是担当。”

声声泣血,我母亲叫着我父亲的名字疯了

父亲母亲相识于东北,那里,离俄罗斯一河之隔。

我父亲是上海人,叫戴建国。1970年,18岁的他初中一毕业,便去了黑龙江逊克县“下乡”。不仅自己去了,他还自任“团长”,给那个偏远边区带去一个80来人的“赴北”兵团。

那个叫“边疆公社下套子屯”的地方土地贫瘠,西伯利亚的寒流长驱直入,条件极端恶劣。一群上海小青年,天天干着从没干过的农活,特别辛苦。可是同样的活,到我父亲这里却变得“轻松”:他要锄的地,总有人帮着锄:要轧的农作物,也有人帮着他轧完。

谁在暗暗帮忙?我父亲悄悄观察,终于发现,那人是屯子里最漂亮的姑娘程玉风。而这位程玉风,也就是10年后把我带到人间的母亲。

这份爱先天就有距离。但是劳作的辛苦、离家的孤单,加上青春对爱的本能渴望,让我父亲没有拒绝。深夜,大东北高远而迷离的月光下,屯子边河流的低吟浅唱声中,我母亲低头递上一包用手绢包着的带有体温的花生,我父亲则抱紧了我母亲。

“我们能不能这样在一起,永远不分开呀?”我母亲问。

“永远不分开,我们生死与共。”父亲答。

我母亲突然就哭了:“我也一样。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大男孩,我父亲的话也许只是情到浓时脱口而出,但很快,生活真要掂掂他诺言的分量了。

父亲与我母亲的亲密接触被人撞见了,村子里闹腾开了。对我外公外婆来说,他们只有一个闺女,哪能嫁给一个什么农活都干不了的上海人?他们还担心,戴建国从上海来,说不定哪天拍屁股就走人了,那女儿怎么办?于是,1971年冬天,趁着我父亲回上海过年,他们决定把我母亲嫁给邻村一个男子。

可是因为父亲随口而出的那句话,我母亲心里早容不了别人。面对突然而至的婚事,我母亲誓死不从,将送来的彩礼丢到门外。外婆束手无策,便说家里收了人家300块钱聘金,如果你不嫁,就找上海人要300块钱退给人家。这话让我母亲看到了希望。她匆匆赶到百里之外的城里,找到邮局发电报给我父亲,要我父亲速寄300块钱为她赎身。

如果我父亲相信了这一切,并按照母亲希望的做了,后来的事就不会发生。可是我父亲没有。也许是他对这电报半信半疑:也许是以他当时一天两毛钱的工资,根本弄不到3∞块钱;也许是他尚未真正想过娶她为妻。总之,我父亲接到了电报,却没有寄钱,也没有回复。

这可害苦了我母亲。她天天站在家门口等,从早晨站到晚上,等父亲的身影出现,哪怕是邮递员的身影也行啊。但是,十天过去,半月过去……直到对方迎亲的日子到了,她什么都没等到。

我母亲心如死灰。她认定自己是戴建国的人,绝不能让其他人碰,于是出嫁前夜。她逃出了家门。外公外婆急坏了,找来一大群人打着火把寻找。大雪漫天纷飞,我母亲又饥又冷,不知跑了多远,终于再无气力,昏倒在地。天亮了,屯子里的人找到她时,她已冻得半死。

即便这样,婚事也没延期。为防她再逃,外公外婆将她绑了,用被子包着抬往男方家。一路上,我母亲一声声哭喊:“戴建国,我被卖了!卖给别人当媳妇了……”“建国,你还不来,我就不是你的人了!”“戴建国,快回来救我呀!你不救谁救呀!……”路有多长,我母亲就哭了多久。最后,看到站在门前迎亲的新郎,我母亲突然口吐鲜血,发出一声凄厉的大笑。

我母亲就这样疯了。据我父亲回忆,当时他正在上海的外滩,与一群“团友”高谈“在农村广阔的天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留下来娶我,是男人就别无选择

第二年春,我父亲回屯了。“你可回来了!”有乡亲拦住他,“你知道不?小风疯了!出嫁那天,喊着你的名字疯的……”

我父亲头顶仿佛响起一声惊雷。问清事情原委,他傻了:“怎么会这样?小风,我害了你,害了你啊!”

可是,我母亲已经疯了,事情无法逆转。我父亲打听到我母亲进了北安精神病院治疗,想尽千方百计好不容易进去过她的病房,但我母亲已经不认识他了。

到了1975年上半年,当地学校招考教师,父亲毫无悬念地成了当地村小的一名老师。

而此时,我母亲已经被婆家退了回来。

后来才知道,即使嫁了过去,我母亲也死活不让当时的丈夫挨近身子,如他动用武力,我母亲挣扎不过,就会喊“建国!建国!”连那人用手指头碰她一下,她也一阵尖叫,叫得对方心里发疹。对方终于忍无可忍,跟她离了婚。

我母亲回到娘家,我父亲与她的命运再度交集。因为我父亲去村小学上课,会经过我母亲的娘家,常会看到她。起初,她蓄着长辫,疯劲一来,她就用长辫勒自己的脖子。后来,她被剃了光头。春天里,瘦得皮包骨的她光着头在村子到处乱晃。见到人,她要不就是傻笑,要不就是狂吐唾沫,村里的人都厌恶极了。

唯独父亲不会。这是他曾经爱过的姑娘,而且,她是因他而疯的。谁都可以厌恶她,唯独他不可以。

1978年,动乱结束两年后,各地掀起知青返城潮。上海家中,我的爷爷奶奶也一月几封信催我父亲回城。我父亲犹豫过,可是想到我母亲已不认识他了,留下来也毫无意义。最终决定走。

那天一大早,他准备去县城坐车到市里,再转火车回上海。谁知,正当他背着包从村前路口经过时,却惊讶地看到,平日疯疯癫癫的我母亲就站在村头树下,不哭,不笑,不闹,只安安静静地盯着他,任他从她身边走过……

我父亲的脚步,哪里还迈得动?

为了她受的伤害,也为了自己的良心,我父亲选择留下来。课余时间,他开始主动往我母亲家里跑。说来奇怪,自村口送别那一幕发生后,再见到父亲,我母亲就会安宁许多。我父亲开口说话,她就不打不闹,安稳地坐着听。这让父亲看到了希望。到1979年上半年,他终于下了决心:娶她为妻。

无论于谁,这都是一场地震。听说我父亲要上门来提亲,我外公正卷草烟的双手颤抖着,怎么卷也合不了口:我外婆先是瞪大眼,继而号啕大哭。而上海这边,我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都在骂:“你是不是也疯了?”

我父亲不管。“我说过,永远不离开她;她也说过,生死都是我的人……让我们一起过吧!说不定,真有奇迹发生。”

1979年10月1日,我父亲27岁生日这一天,他去当地的民政所办下与我母亲的结婚证书。

当晚,我父亲拿结婚证给我母亲看:“小风,我们结婚了。”我母亲用手指着证书上“程玉风”三个字,抬起头,望着父亲,似乎在问:这是我吗?父亲点点头,一字一句地说:“是的。是你的名字,我媳妇的名字。”我母亲便笑。她将结婚证揣在胸前,抱着它睡觉,我父亲怎么要也要不回来。三天后,我外公外婆请亲友喝酒,我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