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性标识作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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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转基因标识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提出发展转基因阴性标识作为解决转基因食品标识困境的新尝试。笔者提出阴性标识对解决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积极作用，并指出发展阴性标识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提供解决办法。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标识；阴性标识

中图分类号： C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0-140-2

目前，进口的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油菜以及以它们为加工原料生产的食用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大豆粉和玉米粉等，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见食品，我国的转基因甜椒和番茄也已经进入商品化生产，转基因食品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见食品。[1]然而，不完善的相关政策使得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同时由于消费者处于被动地位，信息沟通渠道不通畅，很难参与权利意愿的表达，此时规范转基因食品标识在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上就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转基因技术不仅能够提高作物产量，还可以增强作物的抗虫害性，延长保存时间以及提高作物的营养价值，因此得到了专家的大力支持和推广，但是在安全问题上也存在着不确定性，消费者虽然对转基因食品不太了解但依然持谨慎态度（基于李苹绣2010年对广州消费者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及购买意愿研究调查结果[2]）。而当前不仅相关准入政策存在问题，转基因标识的相关政策也不完善，此外还面临着转基因食品标识实际运行的困境，因此鼓励转基因食品阴性标识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突破口。

阴性标识是在产品上标注“非转基因”或“无转基因”，以告知消费者该产品不含有转基因成分的转基因食品标识方式。不同国家对阴性标识的管理也存在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明确禁止阴性标识，二是允许阴性标识，但设立严格的条件和管理程序。阴性标识对解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标识问题具有积极作用：首先，基于问卷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担心，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不信任，对商家诚信度的怀疑以及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的不信任等情况，阴性标识是向消费者提供食品信息的一种方式，能够保障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因而一定程度上化解由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所产生的争议和社会矛盾。再者，阴性标识的方式将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成本部分转移至非转基因食品上，从而让不信赖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成本代价，不仅降低了对转基因食品的歧视，同时使其价格优势免于受到标识成本的影响。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推广在世界范围内已成必然趋势，收入较低的人群是转基因食品的主要购买对象。转基因食品标识会增加转基因食品的生产成本，将其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并不否认转基因食品商业化会带来许多伦理问题，如造成国际食品体系的不公平、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是中低收入的社会阶层，但本文主要探讨应对措施，其伦理问题不包含在所探讨的范围）。阴性标识的发展虽不能解决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伦理问题，但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向更多的消费者赋权，为有意愿和支付能力来规避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提供信息，保障其选择的自由。

要发展阴性标识，随之而来的问题有二：一是要规范转基因食品的阴性标识。规定转基因食品阴性标识的位置、字体。同时要注意严格查处违规的阴性标识，即在不存在转基因成分及不属于转基因食品的食品上标识。借鉴日本经验，可以规定“非转基因”字样的阴性标识在配料表中可能属于转基因食品的原料中标出，如薯片的阴性标识在配料表中马铃薯的旁边，以括号形式标出。

二是转基因食品阴性标识的可信度问题。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对于现阶段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阴性标识，消费者的信任程度很低。阴性标志的可信度直接关涉标识的意义和实际效用，要解决阴性标识的可信度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是明确转基因食品阴性标识资格的认证主体，即由谁来判定食品是否具有阴性标识（不含转基因成分）的资格；第二个问题是要发展出一套检测转基因成分的有效合理、科学专业的检测技术和体系，即食品转基因成分检测的可行性和精确性问题；第三个则是建立健全转基因食品阴性标识的监督体系和机制，使得消费者对转基因阴性标识的信息有地可循，是消费者对阴性标识的疑问有处可问。

针对阴性标识的判断主体问题，可能的主体有政府、食品企业自身和第三方机构。第一种情况是政府承担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检查的责任，判断其有无阴性标识的资格，但基于现实情况下政府在转基因食品中政策的不力及部门交叉混乱的情况，这一措施可能并不是最佳选择；第二种情况是食品企业自身进行判断，但由于企业自身存在利益冲突，是否能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存在疑问，而且消费者很大程度上不会接受食品企业自身的检验。第三种则是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如消费者协会、企业协会或NGO组织等非营利性机构。由于第三方的中立地位以及其非营利的性质，有资格对阴性标识作出较为公正客观的认证。但可能出现在认证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的问题，需要监管体系作为补充。除此之外，由于这种非营利性的机构处理的事务较为广泛，可能造成认证缺乏专业性。第二类则是借鉴绿色食品认证制度，将转基因食品阴性标识的认证资格开放给市场，发挥市场的力量，成立专门的认证机构或认证公司。如美国一家名为FoodChain ID的公司即为专门进行非转基因食品认证的公司[3]，这家公司以“非转基因”（Non-GMO Project）的项目盈利，对有需要的公司提供专业的非转基因食品的资格认证。公司为了进行合理的阴性标识的资格审查，会对要求认证的食品公司的原料采集、生产、运输、加工等环节是否存在转基因成分进行检测，如果饼干中有蜂蜜，则该公司要求饼干生产的公司提蜜的蜂源，确定其饲料并非转基因玉米。这种市场化的认证机构适应了消费者和食品企业逐渐增长的对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区分的需求，而且效率高、专业性强，可以尝试应用于实践中。此外，市场化的认证机构还可以与政府合作，健全食品供应商备案制度，记录其转基因检出情况，树立非转基因食品企业的企业品牌。当然也需要监管体系进行补充，发展出政府主导，消费者为主力的，企业自觉的多层次、多样化的监督体系。农业、卫生等转基因主管部门要沟通与协调，健全转基因法规的衔接，使得阴性标识的监督有法可依；消费者要积极对阴性标识的运行进行监督，消费者协要发挥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加强企业对转基因阴性标识的自我检查、自我监督。

针对转基因成分的检测问题，首先要不断更新我国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检测体系。这种检测体系首先应该予以改进的是检测范围的问题，应增加包括原料采集、食品生产、加工、运输等全环节的检测；增加检测对象，将肉蛋奶、加工食品等吸收至转基因食品检测体系内。其次，要转变检测的基本方式，变目录式的转基因标识（零成分的检测）为定量的转基因检测，设立食品转基因成分的阈值，以成为所含的转基因成分为标准。最后，要加快研发我国尚未安全评估的国外转基因品种的检测方法，制作标准样品物质，研发快速、准确检测试剂盒全力提升转基因检测能力。量化精确可靠的检测体系是阴性标识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其有效性的条件之一。

阴性标识作为转基因标识的“逆向标识”具有自身的合理性，而且对于解决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具有相对于转基因标识更好的效果。尽管阴性标识只经过了初步发展，很不成熟，但其仍可以作为解决转基因食品标志的突破口，是一种新思路和新尝试。

参 考 文 献

[1] 叶汉英.我国转基因食品的监管与市场准入[J].农业机械，2011（26）：96-98.

[2] 李苹绣.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及购买意愿研究――基于广州市消费者调查[J].商场现代化，2010（19）：70-72.

[3] 谁动了他们的基因？[J].国际先驱报，第5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