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中国试验田的2030计划 深圳:被制造的先锋城市?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由“卡拉OK”组成文化产业税收大头的深圳,渴望拥有的不仅是风险投资、新高尔夫球场,还有“先锋”。这个城市2030年成为先锋的计划,背后体现的正是这块中国试验田“四个难以为继”的困境。
“为香港服务”,2005年,当深圳首位本土市长当选之日喊出新口号,人们几乎以为深圳的定位之争将终结。但是,在深圳市规划局2006年7月的《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上,“为香港服务”的深圳又为城市的未来增加了全新目标: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这个想法,已经超过了那些午夜还在深南路上塞车,白天则在银行排队时狂打手机的深圳市民的想象力。
先锋城市是天然的,还是制造的?
2006年12月22日,“先锋・城市论坛”在深圳举行,选出中国十大先锋城市,并为深圳选出了像“超女纪念碑”这样的先锋标签。之后,深圳名列“十大先锋城市”,但即使在评选专家眼中,深圳的先锋性,依然模糊不清。
在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看来,深圳的先锋目标让他想起的是一个杜尚的访谈。记者问杜尚纽约有多少先锋艺术家,杜尚把地图摊开,指出曼哈顿有72个,布鲁克林20多个,皇后区有70多个……记者很认真地记下来,而且发表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杜尚是在开玩笑:什么是先锋?先锋本来就虚无缥缈。
“这个城市是谁的城市?”梁文道发问。国际化城市伦敦有开放给全伦敦市民申请搞派对的伦敦客厅,21世纪新媒体城市柏林有最新锐的博物馆,它们都可能被认为是先锋城市。如纽约SOHO,那里本来是自由艺术家的聚集地,但名牌店进来以后,艺术家们被赶跑了,撤退到布鲁克林。“当我们大讲先锋文化的时候,这个城市的边界不是关闭的,而是不断有人涌进来,他们停留的速度和时间有多久?加上阶级差异、社会贫富悬殊等问题,对我们创建先锋文化有什么挑战?怎么应对?这中间有没有关系?”
张颐武教授认为,先锋城市就是创意的解放、生命的解放。它应当是不完美的,到处都有荒唐的、不可思议的事;同济大学的教授朱大可则认为,先锋城市三种文化属性是自由、浪漫和变革。这三个词曾经分别是上海、延安和深圳的先锋特性,成为这三座城市的核心魅力。
在“中国十大先锋城市”的评选中,专家认为有很多城市接近先锋:北京,先锋艺术的策源地和全中国最大的“梦工厂”;台北,被认为最包容、最开放的城市;上海,一度的老牌先锋;香港,创意产业的高发地,真正的国际都市土壤;即使是大理和拉萨,也被发现出它们另类的波希米亚风格或神秘感。那么,这些城市,或者深圳,离真正的“先锋城市”还有多少公里?深圳凭什么和为什么要将自己打造成先锋城市?“先锋城市”是天然的,还是制造的?
去问评选“先锋标签”的朱大可和张颐武,他们认为先锋城市是天然形成的,没有办法生造,需要具有先锋意识人群的聚集。但是,朱大可肯定在1980年代,深圳一度成为了领潮改革开放之风的第一先锋城市。“它的标志不仅是这座城市本身被定义为‘经济特区’,而且在于《深圳青年报》所扮演的角色。它是青年人本主义精神的南方营垒,一度大量刊发有关支持改革开放的言论,成为指导解冻时期中国的改革消息的重大源头。”
先锋背后深圳的危机意识
“从深圳这座城市诞生的经历来看,它本身就起源于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本身是一个特别先锋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这座城市与生俱来具有先锋的气质。但最近的5年、10年,这种气质正在失去,光芒正在褪色,好像特区不再特,在城市的竞争当中有被边缘化的危机。”深圳的地产商罗雷有一种危机意识。
先锋城市或许需要一种独立的城市精神,独立于GDP、独立于不开放的性观念、独立于全球化、独立于浮躁心灵、独立于现代化城市庸俗模板的先锋性格。深圳有中国最成型的白领阶层带来了强大的文化购买力和消费力,但对成为先锋城市毫无帮助。抛开地理位置和政策的先锋性,由“卡拉OK”组成文化产业税收大头,由香港人、豪宅、城中村、根据地酒吧、读书月组合的深圳并未让人看到先锋的勇气――根据乐评人张晓舟的说法,深圳在开一个露天摇滚演唱会时,主管部门甚至因为担心人太多、“爬到树上摔死怎么办”而停办。
“深圳的起点就是先锋。它本来就是特区,它就是在试验中国内地一些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它先锋最早的是经济政策,然后是政治制度管理。近来深圳的先锋意识正在消退,自己把自己当主流城市了,但这样优势是远远比不过上海北京的,所以现在提倡先锋对深圳是安身立命重要的决策。其实中国有很多特区,海南也是,厦门也是,但深圳做得最好。深圳为什么有持续先锋的能力?因为第一它政策开放,第二它有高科技,第三它依托香港。这些都是深圳作为一个先锋城市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的分析。
胖鸟剧团的导演杨阡对此是反抗态度:“学者们所谈的先锋也好,前卫也好,其实是想建立一个控制系统。”而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文化政策研究室主任毛少莹的看法则是:“事实上,《深圳2030发展策略》的研制,正是呼应香港之前已经提出的《香港2030发展策略》。两个如此挨近、经济社会融合程度如此之高的城市,在一个全球化、区域经济崛起的时代里,不考虑共同的发展与营销问题是无法想象的。”
1980年,深圳初建,人口60多万;25年后,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人口已有1000多万。20多年的发展,深圳已经没有可供企业成片开发的土地了,缺水,多条河流污染较重,阴霾天气超过三分之一。于是,有深圳市的主要官员提出“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实现万亿元GDP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这才是深圳在失去先锋前的真正危机。
在深圳园岭,时间永远被凝固――18个不同职业的深圳市民,被翻制成青铜雕像,置身于1999年11月29日的股市行情、农副产品价格、天气预报、晚报版面的雕刻之间,置身于街头与社区之间。这是有名的《深圳人的一天》雕塑,这个城市的自我认同。没有人知道2030年,迷惘而自信的深圳之所以要成为先锋城市,是为了转移“难以为继”的压力,还是下定了决心,改变被凝固在1999年11月29日的城市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