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师儿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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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学芸大学的儿马修教授是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导师。

总是一身深色西装的儿马先生，在课堂上有时也带笑容，有时也会给自己端一杯咖啡或者茶，但一堂课90分钟下来，几乎没有一句题外话和一点自身个性化的流露。日本人的那份一本正经、谨慎、认真，以及讲究同周围整体环境保持一致，不突出自己的特点，一览无余。

由于不是儿马先生一手从本科带过来的学生，所以在刚考入学芸大学硕士课程的第一学期，他让我先跟着本科生们一起去上他的三节课：英语史、Chomsky的名词化论和中英语期文献Paston Letters的精读课。按说传授这些理论性很强的人文科学的知识，不把课堂气氛搞活跃，似乎很难让年轻的大学生们老老实实坐下来去钻研这门学问。但儿马先生的课从头到尾都是在一种非常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坐在下面的学生也是和讲者一样满脸的严肃认真，有时也提问，但整堂课始终是儿马先生在压阵。先生的表达非常清楚，内容也极条理，极具逻辑性。让人一边不能不服先生在历史语言学上的权威性，一边也能够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此时此刻自己正在接受一门知识，这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情。儿马先生的考试不是简单地背背笔记就能应付得了的。课后再仔细看看先生给出的题目，几乎每一道题，再稍微引申一下，都可以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论文题目。这样吭吃吭吃扛过了大半年，感觉自己在学业上还算有进步，但没有大的突破。而对儿马先生，也就只停留在诸如学问深厚、严格，又有几分派头的这些最一般的印象上。所以每次路过儿马先生的研究室，只要一看到里面亮着灯，我的心便突突直跳，然后便赶紧蹑手蹑脚地溜过去，若是灯黑着，我的心里便立即是一片光明，接下来的一天似乎也轻松了不少。经常是只要老远瞅着先生走过来，就想方设法不被他发现，飞似地抽身逃掉。

但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到了第二学期，除了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儿马先生又专门为我每周抽出一个课时，在他的研究室，两个人一对一地讨论Chomsky的那篇著名的Remarks on Nomminalization。这下可好了，自己所有会的和不会的，懂得和不懂得，都被先生摸了个清楚。每一次上课，两个人都是一副愁眉苦脸，一个是嘟嘟囔囔半天说不出一句正经话来，一个是见自己问半天，好久也等不出回话，坐在那里干着急。一次先生可能实在是忍不住了，终于冲我喊了一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教你了!”那一刻，我真是感觉自己在儿马先生眼里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马鹿”(傻瓜)。也还算好，先生从不在有别人在的情况下给我难堪。在别的课上，看我又在那里支支吾吾时，还常会不动声色地暗示我该怎么说。

当时，我一周本科、研究生的课加起来，总共有十几节，比一般本科低年级学生的课还多。此外，我还必须得打工糊口。就在这时，学校公布了由日本文部省颁发的面向外国留学生的国费奖学金的申请通知。金额相当可观，且一旦申请到，便一直能给到在日本所有的学业都结束的时候。而且我也正处于一个感觉实在是太累太累都快要撑不下去了的阶段。当时我来日已经5年，多少了解一些日本人及日本社会的情况，所以也就一下意识到自己拿到这笔钱的希望并不大。因为在学芸大学正式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就读的留学生们，绝大多数在此之前，都是已在学芸大学上过一两年的预备课程的，而我是直接从外校考来的，比起他们，我没有足够的人际关系，而日本人又是很在乎先来后到这一说的。于是一个人翻过来倒过去地把自己在学芸大学认识的那么几个人过了几遍，觉得也只能向儿马先生开口请求帮忙了。他应该是最了解我的人。

可当我终于鼓足勇气坐在儿马先生对面时，还没开口，脸就先红了，但我还是非常委婉地说出了我的意思，恳请先生能为我向评审会说几句话。我想先生应该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可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几句关于那叠经他改过的申请材料和他写的推荐信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便转了话题，把我尴尬地晾在那里。结果在接下来的选考中，我在第一轮的面试中便惨遭淘汰。我连那三位面试官的毫无表情的面孔都没来得及看真切，于是一肚子的怨气便只能全发泄在了儿马先生身上。虽然那之后，我紧接着就马不停蹄地拿着自己的个人材料到处奔波于各类大大小小的奖学金团体，最后也申请到了两份奖学金。在心情终于平息下来以后，也转过来了，在上次国费奖学金的事上，儿马先生其实是尽了自己的本份，而我也没有任何资格向先生提出什么额外要求的道理。但从此至少在心理上，我一直都无法与先生走近。

转眼就是硕士的第二学年，是我该着手准备论文的时候了。一开学，儿马先生便很直接地告诉我，若我感觉难度实在太大的话，只要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归纳，也可以算成一篇论文。先生了解我的实力，我知道他这样讲也是在为我着想，但我还是拒绝了先生的建议，我也很直接地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上这么好的一所大学和到您这里来，也就都没有任何意义了。”一闭嘴，我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我想先生肯定会觉得我自不量力。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次的交谈却会是我和儿马先生相互关系改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论文的大方向是解明英语动名词的历史发展，这是跟着儿马先生读Chomsky的论文时自己定下来的。先生先是给了我一些他保存的有关资料，又领着我在系里的书库找出许多参考文献，其中也包括先生的两篇在日本，乃至全世界英语史学界都被看作经典的关于动名词研究的论文，并让我再从这些文献中找出新的有价值的文献来，而且还要把这些东西一一复印下来给他过目。先生把他研究室的钥匙也给了我，并告知我可以在他这里学习。对于一向都非常注重私人空间的日本人，而且是一个我一直都认为不喜欢我的日本人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着实令我意外和感动。准备论文的过程是相当辛苦的。好在儿马先生和系里另外一位教授长原幸雄先生每周至少都会抽出一次时间来和我谈这些文献，准备工作才得以艰难地继续着。几个月下来，虽然具体的、有价值的、我的能力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点依旧没能够挖掘出来，但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视野在不知不觉中被拓宽了，思考方式也成熟了不少。我这才意识到先生一直是在生拉硬扯地把我往一定高度拽，让我从高处去俯视一个体系，去事半功倍地把握一个整体。信心有了，关于在英语史上，动名词和现在分词曾一度相互混用的这一问题点也很快被找了出来。当儿马先生终于听明白了我的含糊不清的说明时，一向非常非常沉稳的先生竟举起双臂喊出了一声“万岁”。闯荡在外，能为你的一点小小的进步而这样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碰到的。所以当时的情景，一直到今天我都记得。紧接着就是下一步更为艰难的例文收集和具体分析工作。儿马先生在指导中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从不会先告诉我该如何如何去看一个问题，他有足够的耐心非

要在等我开口之后，才会给我一些提示，而长原先生则是只要看我卡在那里动不了时，便会全盘托出他的想法。两位先生不同的指导风格都使我受益非浅。

论文的准备工作一天天地进行着，我也终于一天天慢慢地走近了儿马先生。除了先生是在研究室上课之外，我基本上都可以坐在那里埋头搞我的东西。每次环顾室内满满两墙壁都顶到天花板上的书，便会感到一种严肃的学究氛围，让自己不敢懈怠。儿马先生在时，一般则是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各自做各自的事，互不干扰，有时不禁就会觉得仿佛又回到了很多很多年以前，在家里和父亲共用一张大桌子读书学习的那段时光，心里顿时有种异样的温暖。当时除了要操心我这一摊之外，儿马先生还在一边紧张地为来年去英国做客座研究员做准备工作，一边在忙着整理自己的导师――已故的日本英语语学界大师级的人物中尾俊夫先生的遗稿，并四处张罗着出版。常常看着先生仅仅就为遗稿中一处小小的引用，也会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扎进书库里去找原始资料一一核实，有好几次都忍不住想对儿马先生说，像这些费时又费力的跑腿活能不能分担给我来做。若是因为先生是不想占用我的时间倒好说了，可一想到先生也可能是认为以我目前的能力根本做不来这件事，还有就是先生觉得这是自己对恩师的一种责任和承诺，别人不好插手时，就一直没有敢开口，先生也从没对我提出过什么。到今天，我已离开先生时，突然为此感到很抱歉和后悔，也许我是可以为先生做一点事情的。其实在研究生阶段，那种单纯的教与学的师生关系就应该被另一种互相合作的关系所取代了。但由于我的具体情况，当时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准。先生从来没说过什么，只是一点一点，甚至是从包括论文的写作规范，如何缜密地引经据典这些最基础的地方，手把手地教我做学问，教我做人和工作的态度。我无意中注意到，先生在完成那篇著名的从X'理论的角度来解明动名词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论文时，才28岁，和20多年后，硬着头皮去读它们，却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我一模一样的年纪。直到现在，我也仅仅能算是只了解先生所做学问当中的很小的一部分。“青出于蓝胜于蓝”，也许是很多后来者一生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熟悉儿马先生之后，才发现先生其实是一位很有棱角，很单纯，也很善良的学者和长者。在先生平平静静的外表之后，也有着对人对事很强烈的喜欢和不喜欢。先生始终都在非常积极踏实地做着自己的学问。在电话里，电车里，食堂，旅店的大厅，甚至在我们一起去英国的飞机上，他都会那么自然地和我谈论文，谈他新的想法。我能感觉到学问几乎就是先生的全部。我也由衷地佩服和敬重着先生。先生也要求我每天要至少保证10个小时坐下来钻研学问。对此，我只能再反过来要求自己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自己的学问，却从不敢正视先生去做这个保证。因为作为自费留学生的我，每天还有另外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必须得打工。先生也曾问过我在生活打工方面的情况，我只是非常含糊地告诉他，因为国立大学免交学费，加上在生活费上再省一点，光靠奖学金也就够了。

事实也大至如此。但工还是不能不打的。关于我的这另一面，我始终只字未和先生提及过。我不知道先生若是看到那个看老板的脸色行事，小心翼翼的公司小职员模样的我之后，他又会怎么想，是可怜同情我，还是会觉得我不具备一个优秀学者应有的素质，觉得我的杂念和功利心太重，而这些又都是最不能为我所接受的。我大概了解先生的履历，战后出生于东京著名的富人区――世田谷，小学，初中，高中念的都是私立贵族学校，之后上的又是名门东京教育大学，师从于日本语学界著名的大师级人物中尾俊夫先生和宇贺治正朋先生，研究生一毕业就进了国立大学教书，26岁结婚，28岁成为年轻的副教授，32岁得子，40刚出头时就做到了日本著名国立大学的教授。以先生这样该在什么时候得到什么，就全都能得到什么的经历，他又怎么能够完全理解一个在该得到什么的时候往往又都是什么也得不到，总是身心俱惫行囊空空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的全部境遇和心境呢?而能否理解到这一点上，又和一个人本性的善良与否并没有什么关系。而先生的善良我应该是最清楚的。

论文终于写完了，我也终于下定了要往上读的决心。由于学芸大学没有我的专业的博士点，我气也不敢喘一下，每天又赶紧揣着论文往返于有这个专业的仅有的那么几所大学。我也听说过有的导师竟亲自带着自己的学生去找新导师的事情，但我知道，这不是儿马先生性格和做事范围内的事情。先生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和我一起准备各种材料，一句一句听我碰壁后的牢骚，然后再一句一句教我出去该怎么和人说话。我也才体会到能找到一位哪怕是肯给你考试机会的导师有多难。也直到这时才返回来领悟到，自己是该多么感谢儿马先生在两年前，在我笔试和口试成绩都不是很突出的情况下，还是录取了素不相识的我，给了我一个在非常良好的环境里继续深造的机会。“有时候，真想为你的事打电话给那些老师们，但我们实在是不熟呵，真对不起。”先生一次这样对我说。我本想立即告诉先生，有您这句话，就足够了。但嘴张了半天，一句话也没吐出来。再想想一年前因为奖学金的事而对先生有过的抱怨，不尽歉疚的同时，我也才意识到其实我又理解先生多少呢?先生的生活，也绝不会就像我曾想像得那么容易简单。我想起了2001年夏天，我们一起去英国的时候，在机场，我犹豫了半天，才很勉强地买了一份最便宜的保险。我注意到当时先生买了一份很贵的保险，并注明一旦自己有什么意外，将由爱人和儿子接受赔偿。那是年轻的我第一次替先生感受到压在先生肩上的那份为人夫为人父的担子。在伦敦，儿马先生领我去划船，领我去大英博物馆，为我创造一切他能够创造的让我开阔眼界的机会。在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的火车上，说好途中一人睡一半，以便轮流看好行李，先生却始终没有把我叫醒，一个人一路上一直也没能合眼。还有，直到现在，每次和先生出去吃饭，不顾我的坚持，先生总是替我买单，并总是一再说等下一次，然而下一次又依然如此。现在再想想，也许先生并非不理解我的大大小小的难处，只是顾及我的自尊，才与我共同心照不宣地保持着一份男人问的沉默和默契。

幸运的是，毕竟有在先生身边这两年打下的基础，一番周折之后，我还是找到并坚定了自己的目标。在我远离东京之后，我也才渐渐地感受到儿马先生在整个日本英语语学界所起到的作用，也明白了为什么连能够成为儿马先生的学生，在许多同行眼里也都可以当作是一种资本和骄傲的原因。先生一直都仍在关心着我的工作、学业和生活，不断地提醒我要时刻留心有关动名词和现在分词进行形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也不忘嘱咐我注意饮食，注意安全。前一段，儿马先生来信说他很喜欢我上次寄给他的那张印有色彩鲜艳的广岛大学全景图的明信片，并还在“色彩鲜艳”下划了一道重重的线。我愣了半天才终于想起，也是那个夏天，在剑桥的书店，先生见我挑的都是印着灰蒙蒙的剑桥风景的明信片时，对我说过，“你还不是停下来去欣赏这种风格的东西的时候呀，你还很年轻呀。”当时自己各方面的压力可能都很大，但在挺过去之后，自己也慢慢忘了，可先生却一直替我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