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疏解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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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二环的北京现代职业学校，本是国家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可是，11月初，记者来到这里时，发现学校门口增加了一块新招牌“东城区中小学职业体验中心”。
学校的招生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学校在“转型”。未来，这个中职教育机构将增加一个功能：为北京中小学生提供职业体验。
近年来，招生难一直困扰着这所职业学校。学校今年只招了20余名学生，其中随迁子女不足10名。“建校以来招生最少。”该校招生负责人透露，北京市教委原先下发了90名的招生计划，后又减少至60名，但仍招不满。
不独如此，可以说，北京所有中职学校都面临招生困境，而这与中央治理“大城市病”、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不无关系――2014年起，北京就开始限制中职学校的非京籍招生；2016年9月，北京市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下称《规划》），明确表示要逐步压缩中职规模。日前，东城区又规定，本区职校招生只能面向区内户籍。
一场教育疏解行动正在展开。“减少教育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发挥教育在首都人口调控中的积极作用。”北京市教委在解读《规划》时表示。
“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是北京市明确要疏解的非首都核心功能之一。按照中央对北京的定位，首都核心功能限于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伴随着《规划》等一系列文件的颁布，北京疏解部分教育功能的思路已经基本浮出水面：控制总量，严格限制增量，向郊区以及津、冀逐步疏解存量。
疏解行动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全方位推进。包括：严格规范义务教育阶段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入学工作，坚持“五证”审核；巩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化解向中心城区流动的压力；压缩、疏解中职学校；压缩市属高校京外招生人数；支持在京中央高校和市属高校通过整体搬迁、办分校、联合办学等多种方式向郊区或河北、天津转移疏解；普通高校不再新增招收京外生源的成人教育机构，等等。
北京市教委还表示，将依法依申请终止民办学校，支持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远郊区办学，接收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与此同时，与副中心建设匹配，北京加强了通州的教育资源投入。北京市教委表示，将制订实施北京城市副中心教育设施专项规划。
北京市教育格局正在重塑。哪些走？哪些留？
严控义务教育入学
北京全面部署大疏解之后，人口调控被列为北京市对区县年度考核的核心指标。而严控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孩子入学，成为首都教育功能疏解的一个重要手段。
根据北京市教委《2001-2015年北京市教育事业统计材料》，在小学阶段，非京籍就学人口占全市小学生的比例，从2013年起持续下降。这一比例在2001年至2013年间，从11.3%逐步上升至约45%。此后出现拐点，2015年降至41.6%。
几位没有固定职业的家长告诉记者，今年下半年，他们筹资注册了一家公司，唯一的“业务”就是开具一纸就业证明。“都是为了孩子上学啊！”一位家长说。
2014年前，非京籍孩子想在北京上学需要“四证”―― 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开具的无监护条件证明。
2014年，北京市教委新规，“四证”变为“五证”，增加了“在京务工的就业证明”。
“五证”只是基本线，一些市区要求家长开具“相关材料”，对工作地区和社保缴纳提出要求。有的区县，相关要求达20项，细至水电费缴纳单。
在通州，所需要的材料包括家L在通州区的社保记录，须缴满12个月；东城区要求，父母双方均在京工作，且父母一方在东城区务工就业；西城区要求，地下室、多人合租房等不能开具居住证明；海淀区要求暂住证地址应与“在京合法住所居住证明”地址一致。
许多无法让孩子在京入学的家长，将孩子送往津冀。北京周边，目前已形成了以河北市县为主的环北京教育带。
疏解中职
依据《规划》，北京未来将压缩中等职业学校京外招生人数。中职教育本身也将被限制发展。
北京市教委在解读《规划》时表示，北京市将疏解部分中等职业教育功能，不再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办学规模，不再新设立中等职业学校。
同时，以区政府为主，疏解城市功能核心区的中等职业学校向郊区转移，并有序推动职业教育学校发展重心向河北转移，鼓励中等职业学校在河北独立或合作发展。
从2015年起，北京就开始压缩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将东城区、西城区的中等职业学校逐步向外疏解。北京要求，到2020年，现有的116所中职学校要缩减至60所。
2015年，位于西城区的北京市外事学校等4所职业高中合并，整体迁至昌平区，腾退了5处校址4.3万平方米。西城区计划，通过市场和职业教育疏解，带动减少2.8万人。
与此同步，北京已连续多年对职业学校招生非京籍生源作出限制。
北京2014年对随迁子女在京参加中等职业学校考试录取作出规定，父母除需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暂住证或工作居住证，并拥有合法稳定住所外，还要满足三个“三”：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满3年，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3年（不含补缴），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读初中3年。
北京市教委日前的《2016年北京市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规模的通知》，则要求各普通中等专业学校、高等职业教育学校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到外省招生。
前述北京现代职业学校招生负责人告诉记者，北京的职校曾有和外地职校合作办学的模式，学生办理北京学籍，先在外地培养两年，最后一年来北京实习就业。因为培养质量佳，这些毕业生颇受国企等单位的基础岗位青睐，但近年这种模式已被叫停。
2012年，北京现代职业学校招生200余人，其中北京生源六成，外地生源四成，今年的招生规模已经缩小到20余人。
2014年，北京已规定非京籍子女不可通过缴纳借读费在北京市普通高中借读。限制中职教育，意味着非京籍孩子在义务教育之后更难有升学渠道。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表示，职校疏解中应重点考虑教师的问题。一些职业学校本身教师不足，聘用的是其他高校的教师。“如果搬迁过远，再请老师难度很大”，可能难以保证正常教学。
高校外迁
最早进入北京市教育功能疏解名单的，是北京的高等教育。疏解北京的大幕开启后，北京市列出“疏解”清单，疏解一些院校是任务之一。
北京是高教资源的富集地，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有24所集聚北京。空间布局上，北京的89所高校有64所整体或部分集聚在城六区。
按照北京市定下的目标，到2020年，城六区人口要比2014年下降15%。北京已经加大了市属高校的京外招生限制。
北京市教委要求，市属高校2014年京外招生计划安排“稳中有降”。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多所市属高校招办负责人透露，2015年京外招生人数在2014年基础上减少了10%。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表示，如果这样，北京市属高校的地位恐会被边缘化。
《规划》再次明确，推动在京高校疏解。未来5年，不再扩大在京高等学校办学规模，并推动在京部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有序迁出。迁出本科教育后，在城区的老校区将向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研究生培养基地、研发创新基地和重要智库转型。
“北京有些区连一所高校都没有，未来的趋势是要让市区和郊区取得平衡。”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在汇报2016年上半年疏解工作的会上表示。
自世纪之交大学扩招幕启，北京高校不断扩大的办学规模与学校用地紧张的矛盾凸显。一部分高校本有意愿向外疏解、缓解老校区压力，但以保留老校区为前提。
北京一所中央高校负责资产和基建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该校在本世纪初就与新校区所在区签署了土地划拨协议。但他表示，学校不会硬性将本科生疏解到郊区，而是会按照各个校区的功能定位来统筹规划疏解工作，“学校对每个校区已有了大概的功能定位，目前尚未对外公开”。
按照北京列出的时间表，确定疏解的教育项目要在2017年取得实质性进展，2020年基本完成疏解。
据官方披露，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北京工商大学良乡校区去年分别接受1 100余名和500余名学生迁入。今年将实现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建筑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新校区再入驻部分学生，压缩北京联合大学招生规模，研究新校址选址。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也进入疏解名单。今年9月底，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已审查并批复《通州新城TZ00-0604-6001至6021地块（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不过，一些教育界人士并不认同行政推动在京高校大规模外迁。
“大学转到郊区去的文化符号意义和在原来校址的文化符号意义相同吗？”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公开文章中建议，在对北京市的首都功能和文化之都的定位有更深刻的认识前，不宜急着将大学转走，“在城市中办大学，对人才的多元性、立体化的培养也大有裨益”。
赵弘告诉记者，北京高校资源集中是历史形成的。从国外看，很多高校都布局在大都市周边的卫星城等区域，但北京过去并未按此布局，现在调整面临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赵弘认为，随着城市发展，一些学校校区在中心城区，过于狭小拥挤，可以考虑在和中心城区保持较好联系的区域来布局高校。但搬迁必须考虑其他配套条件，防止因学校布局调整，造成教育质量下降。“在一些条件不具备时疏解搬迁，面临人才流失的风险”。
教育应该如何科学规划？
北京教育科W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李旭认为，在新的城市功能定位下，首都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教育服务供给的规模、结构与首都核心功能发展需求的匹配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教育资源配置的质量、方式对于促进首都核心功能发展的作用力度。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很难明确界定教育领域中哪些不属于首都功能。“如果某个职业学校在北京办得很好，就没有必要迁；如果在北京办得不好，也没有必要办下去。”
他认为，教育有很多内在规律，不能违背。目前，这些规划看起来不像是教育规划，更像是用规划来指挥教育，并没有从教育角度考虑问题。
服务于治理“大城市病”目标、带动疏解北京人口，是此轮教育疏解行动的初衷。不过，在一些专家看来，教育疏解未必能实现这一目的。
李旭撰文认为，疏解教育功能带动人口疏解，其前提假设在于，学校对教师、学生及围绕学校的相关人员具有强烈的磁吸力，学校整体或其部分教育功能的外迁，能够带动相关人口的迁移。不过，他表示，人口的自由流动并不一定按照理想轨迹行动，学校外迁仍可能面临人口原地滞留或者人口钟摆式移动等新困境。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宋映泉博士团队，曾对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后续影响追踪研究，结果显示：超过7成的流动儿童学生不上学之后，仍继续留在北京；2014年的数据表明，孩子学校被关停后，学童父母双方继续留在北京的比例仍有84.13%。
目前，疏解行动已经渐次展开，但承接地如何承接，仍未建立起相应的机制。京津冀之间要形成“目标同向、政策协调、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教育格局”，意味着三地公共服务供给和投入机制要做大调整。
“职校迁到河北，投资运营经费谁来出？如果北京出，招的是河北学生，怎么算？”一位北京的职校教师告诉记者。目前，显然还缺乏三地协同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在赵弘看来，治理“城市病”要抓住主要矛盾――空间结构不合理，单中心格局，没有建立起与这个城市规模、结构、体量、需求相适应的交通供给体系。他认为，通过提高中心城地铁密度、加快中心城到达周边卫星城、微中心的市郊铁路建设，提高北京整体的承载能力，同时控制北京城内部过度建设，北京可以很好地解决城市病。
“教育是国家的根本，是科教兴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基础，一定要科学评估，疏解调整不能简单化。”赵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