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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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哲学从其产生、发展到繁荣，走过了一条漫长道路。通过对其丰富内容的全面考察，与西方古代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相比较，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哲学具有重视实践、关注现象、面向现实的实用性特征。
对实践经验的重视，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本质精神。当然，重视经验一般来说是人类各民族，尤其是古老民族普遍具有的一种倾向。这是由于经验运用的便利性或可能性，亦即经验在人类思维与认识的基础地位所使然。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实践经验的重视特别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对于实践经验的重视，首先表现为对于实践意义、价值或越性的认识。古代中国人不像希腊人那样简单地将经验与感受划等号，而是初步认识到实践对于经验及知识形成的意义。这正如辩证唯物论所指出的，实践具有明确的目标、具有反复的过程，通过实践可以检验认识的合理程度，又可以对人类原有的认识加修正。这些都促使中国古代哲学逐步向前发展，但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面向现实的特征，使得中国古代哲学没有古代西方哲学那样浓重的理论色彩。
本文通过对儒家实践理论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来阐述中国的哲学从产生到后来的发展一直离不开实践，实践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中国哲学最后的落脚点。中国哲学犹如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那样博大精深，他的魅力不仅体现在他指引着人们如何做一个君子，而且希望国人学习哲学，理解哲学更重要的是应用哲学，使“知”
与“行”有机的结合，最终人类共同的进步。
二、儒学实践理论
自先秦起，古代学人们极力倡导“求实”精神，这是以他们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为基础的。儒家创始人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在这种求实的精神影响下，中国人无论进而庙堂从政为官，也无论退而山林著书授徒，他们始终不渝地恪守“求实”的观念。具体表现在重视社会实践，并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的实行、践履。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篇》）又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学而篇》）此处所讲的“躬行”，即身体力行；“行”，即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活动。一个人在思想上的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少的，但把道德意识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则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凡思想家、大学问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种认识和做法是科学的，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显著效果的。儒家学说中的“学”、“思”、“行”说明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当然与他们重实践、重现实人生的积极入世思想紧密相连。
儒学的实用性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在治国这一方方面尤为突出，而在治国上主要应用儒学体系中的“仁”。我们也可以这样表达：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为何我们可以这样说：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总结
我们从孔夫子的儒学中的实践论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可以看的出，他是如此的重视知与行，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要做行动的巨人，而不是一味的在里空谈，有言道“我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也”这些不仅思是我们当代人所追求的，也是古代哲人所想达到的境界，甚至是贯穿于中国哲学的主线。
从对以上两人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们非常地注重现实，注重实用，另一方面，他们的哲学也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其哲学思想服务于政治目的，哲学是为现实服务的。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哲学有着较强的实用性倾向。这种倾向性甚至可以说覆盖了古代中国文化生活的大部领域。他们重视实践和实践经验，关注现象，注重现实，有着较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这样，就使哲学服从、服务于其现实目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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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
[4]张汝伦.中西哲学十五章.上海
[5]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M].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赵晓（1988.7-）山西大同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