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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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陶与彩陶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不同的陶器。彩陶是在打磨光滑的橙红色陶坯上，以天然的矿物质颜料进行描绘，用赭石和氧化锰作呈色元素，然后入窑烧制，烧成后，在橙红色的胎地上呈现出赭红、黑、白等诸种颜色的美丽图案，达到装饰美化的效果。彩绘陶则是在陶胎烧成之后在其表面进行彩绘的陶器，又称烧后彩绘陶。与在陶坯上画彩、彩料和坯体压磨在一起、经高温焙烧而成的彩陶不同，彩绘陶主要是在泥质灰陶上作画，首先将陶器修整光滑，然后将彩绘颜料粉碎磨浆，添加适量植物胶，在陶器器表描画图案。彩绘陶通常为黑地绘红白彩、红地绘黑白黄彩、白地绘红黑彩，底色与彩绘的搭配，颜色对比鲜明，绚丽斑斓，谐调醒目。彩绘陶常用的色彩有红、黑、黄、白、赭等，色彩绚丽，因绘制后不再烧彩，色料附着性不牢，所以彩绘陶器的花纹极易磨损脱落。
彩绘陶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图1），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山东龙山文化都出土有彩绘陶器，其中以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彩绘陶蟠龙纹盆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图2）。这件彩绘陶盘口沿为红彩，沿下黑地绘红彩蟠龙纹，龙鳞与眼睛留黑的表达，学者认为这件陶盆上的蟠龙图像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龙纹图案，也是最富特点的器物，可能是一件礼器，龙应是其部落的标志。陶寺遗址出土的泥质陶器如陶盆、壶、瓶、罐、盘等均施彩绘，以黑、褐、红色为地，用红、白、黄、绿色矿物颜料绘图案。纹饰以几何图案为主，有圆点、条带、云纹、涡纹、回纹，也有一些构思复杂的图画，如蟠龙、变体动物纹等。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陶主要用于祭礼和陪葬，该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青铜残片，有专家认为陶寺遗址出土的彩陶应为尧代文化的典型，出土的青铜残片可将中国青铜文化产生的时间向上推至这一时代。但真正作为中国古典文明雏形，并与后来商代青铜纹饰更加接近的则是约与夏代相当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彩绘陶。
夏家店下层文化（公元前2200-公元前1100年）为中国重要文化遗址之一，因在内蒙古赤峰市夏家店发现而命名，分布地点为内蒙古辽河一带。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彩绘陶器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纹样神奇，色彩绚丽。这些遗址出土的彩绘陶器主要器型有尊（图3）、豆、罐（图4）、鬲（图5）、（图6）等，多是在细泥质砑光黑陶器表，使用红、白两色矿物颜料描绘成卷曲的线条，再构成连续的单元，组成精美的云雷纹、卷云纹、兽面纹。有的彩绘陶以黑、红两色绘出鲜艳华丽的横条纹、斜线纹、三角纹图案装饰;也有的彩绘陶以黑、红、白三色绘出精美醒目的双勾连续变体云雷纹。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出土的彩绘陶器还有少数纹饰是以动物面目为图案的主体，器物整体的画面分割及主辅纹饰的配合，与黄河流域年代较早的铜器纹饰风格很相似，明显展露出商代文化的雏形特点。与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陶器相似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彩绘陶器也多出土于墓葬区，其用途也是主要用于陪葬。
战国、秦汉时期是彩绘陶的繁荣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墓葬中常陪葬有彩绘陶，器型丰富，有壶、豆、盘、鼎、尊、仓等，还有各种彩绘俑。春秋战国时期的彩绘陶，是在施挂陶衣的陶器砑光烧成后，绘以朱红、黄、白或黑、白、朱红等三彩组成的花纹，常见有旋纹、三角纹、矩形纹、水波纹、方连纹、S纹、雷纹、云纹、柿蒂纹、龙凤纹、蟠龙纹等，如图7彩绘陶壶就汇聚了以上各种纹样，虽经岁月沧桑，依然十分精美绚丽。
汉代彩绘陶的数量急剧增加，墓葬中出土的彩绘陶器皿多为灰陶，以白色、朱红色彩绘主体纹样，并以红色或黑色作为装饰结构的分隔，通体装饰有动物、人物、云气纹等。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汉彩绘陶钟器表以朱红、白色绘分隔线，然后从上到下依次绘S纹、云气纹、人物纹等，人物似乎应为汉代十分流行的羽人，神秘诡异，与众不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西汉彩绘陶壶（图8）装饰更为瑰丽，从盖到圈足分为六层装饰区，并巧妙利用形体造型上的凸棱和彩绘线条相结合作为装饰分隔线，突出了带状装饰的优势，然后根据各装饰区的不同形态采用不同的适合纹样。如圆形盖顶以红色绘出边线，内用白色勾出多个旋纹;外弧形的颈肩部则以细线勾勒成多个类三角形，内再以红、黑、白三色绘出动物纹;腹部两组带饰以青龙、白虎、朱雀等动物追逐于云纹之间;圈足及胫部也分别饰有一组彩绘带饰。这件陶壶的彩绘纹样构图繁密有序，彩绘色彩绚丽，纹样线条流利，类似同期的漆器装饰，应是一种高级明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东汉时期的加彩灰陶尊（图9），三兽足，直筒身，筒身中部还贴有对称的铺首。彩绘的图案比较抽象，色调有红、黑、白、褐红，层次丰富，线条粗犷流畅，色彩鲜艳明丽，是一件极为少见的彩绘陶。
陶塑艺术在秦汉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让彩绘陶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这一时期的彩绘陶大量运用于随葬陶俑，最著名的莫过于秦始皇陵和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兵马俑，上千件的兵马俑件件施有彩绘，施彩方法虽不如器物描绘仔细，而是整片涂抹，整体效果却甚为壮观。那些墓葬中出土的侍俑描绘得却颇为细致，如江苏徐州市出土的西汉彩绘陶立侍俑（图10），带绛紫色帽，颏下绘带结，身穿交领右衽长袍，袖手而立，双手交拱处及左肋各有一小孔。俑通体以白色作地，彩绘黑红两色，虽然彩已大部剥落，但依然可看出画工的用心所至。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的彩绘负鼎陶鸠（图11）和彩绘乐舞杂技俑（图12）出土于济南无影山汉墓，是两件大型模型明器。这两件彩绘陶不仅文化内涵丰富，不少专家学者对此都有研究，其彩绘工艺也有独到之处。该墓出土的彩绘乐舞杂技俑再现了西汉乐舞杂技的宏大场面，有奏乐者，有执仪仗着，有舞者。各等人皆身着不同的服装，有不同的色调，其中最亮眼的是一女性舞者，身着碎花长袖衣，白地黑花描绘得颇为细致，在汉代彩绘陶中比较少见。
还有一件彩绘负鼎陶鸠，肥硕的神鸟头腹部以褐、白、黑三色细线绘出腹羽，之上的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重生，朱色宽衣博服，满溢的大鼎腹部以朱红绘几组心形图案，大鼎下则是低眉袖手的仆隶，亭亭华盖涂抹成鲜艳的红色，周围描绘黑边，更显其华贵，表露出汉代人留恋丰富物质生活的渴望。
汉以后的南北朝时期，彩绘陶器继续作为随葬明器出现在墓葬中，如陕西省长安县的北魏墓葬中就出土有彩绘武士俑、骑马武士俑、踏锥俑;北周墓葬中不仅出土有彩绘武士俑，还出土有一件彩绘相抱俑，颇为少见。
进入唐代后，三彩釉陶异军突起，彩绘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其主要品种有墓葬出土的各类彩绘陶俑，人物俑中有武士俑、击球骑马俑、骑马伎乐俑、胡人骑驼俑，动物俑有马、驼、牛以及牛车等，此外还有塔式罐、卷沿罐、盆、碗等器皿。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彩绘象座塔式罐（图13）不仅造型奇异，从罐盖到象周身都涂抹有红、黑彩，虽大部已脱落，依然可想象出其当初的风采。长安县出土的彩绘塔式罐虽然造型不及前者瑰丽，但彩绘保存得相对完整：红色的盖钮，红色的花瓣，黑色的花蕊，虽经岁月磨损，依然鲜艳亮丽。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长安县南王里村出土的一件彩绘武士俑（图14）使用了贴金的装饰手法，这也可说是彩绘陶顺应潮流所做的努力，可谓是彩绘陶最后的辉煌。唐代以后彩绘陶极为少见，彩绘花纹潦草简单，至明代以后，最终消失。
综上所述，彩绘陶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它的出现应是顺应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社会阶层的分化，需要一些彰显身份的器物来陪葬，彩绘陶器就是这样出现在当时较为富裕的人的墓葬中。如在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墓葬区的考古发掘中，在其中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3件纹饰精美的彩绘陶，其中 2件为彩绘陶尊，1件为带盖圈足罐。这座墓葬是整个墓葬区中最大的一座墓，长3.5米，宽1.5米，位于整个墓葬群的右上方，3件彩绘陶位于墓主人头部。考古工作者根据体质人类学分析，这个墓的主人可能是首领或者大祭司，足可证明当时彩绘陶的使用阶层是社会上层人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物质逐渐丰富，彩绘陶器也就逐渐失去了这种彰显身份地位的作用，其衰落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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