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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讲机里工作人员的声音一下午没停过。
与此同时,杨丽萍正站在观众席中央,手拿麦克风指导台上演员走位。见到记者走近,她很温和地打了声招呼“来了啊”,就继续转身和音乐组做沟通。59岁的杨丽萍看起来精力充沛,身段轻盈,为了新舞剧《孔雀之冬》,她已经连续一个多月待在昆明的这间剧场里,对于演出,她仍把控着所有细节。
早在2012年上演的杨丽萍领衔舞剧《孔雀》,就曾被外界视为这位舞者的谢幕之作。5年过去了,杨丽萍并没有离开舞台。但从其新三板上市公司“云南文化”层面,她的台前工作正在减少,幕后工作则增加了。
2014年10月,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云南文化”)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截至2017年3月28日,其股价为7.57元,市值约为2.8亿元,其中杨丽萍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持股共计持有公司56.96%的股份。
上市之初,就有研究机构称云南文化有两项短板:一是杨丽萍个人创作能力及其IP的不可延续性;二是,产品单一,且同质化竞争激烈。2012至 2014年云南文化主要收入来源为剧目演出,以《云南映象》 《孔雀》 《云南的响声》三部剧为主,其中《云南的响声》由于剧场等原因还曾停演,相当于主要用两部剧目支撑着这家企业。
杨丽萍个人品牌和艺术成就是云南文化得以成功登陆新三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登陆资本市场后,其个人品牌和剧目的单一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掣肘公司发展。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杨丽萍近年来工作重心的转移。首先,是公司开始以杨丽萍为主导,通过与知名艺术家及年轻编创团队合作,来创造更多新编剧目。其次,随着剧目逐渐增多,新一代的演员也有了担纲主演的机会。
目前云南文化的经典剧目《云南映象》 《云南的响声》及新编剧目《十面埋伏》,杨丽萍均未参演,但收入及反响并未出现明显下降。以《云南映象》为例,据云南文化201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云南映象》演出的票房收入及观看人数较去年同期有10%左右的小幅增加。云南文化2016年半年度报告中写到:“杨丽萍女士个人对公司演出盈利的影响已经大幅度下降。”云南文化总经理王焱武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做更多的IP、更好的剧目,一方面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让下一代的演员可以直接传承到杨老师,不需要杨老师老在舞台上跳。像新版《云南映象》基本上就是下一代演员来主演。”
“人们以后会明白,杨老师个人不是IP,其作品才是IP。”他说。
要和所有人不一样
11月的昆明,早晚间已有寒意。位于科业路上的实验剧场外,持演出票的观众正簇拥在门口等待入场。原定于晚上8点开场的彩排,被延迟了足足一个小时。他们等待观看的,是《孔雀之冬》昆明首演前一夜的最后一次彩排。
坐在化妆间的杨丽萍正试图静下来,让自己更好地进入角色状态。“演员是需要安静的,有r候上场之前谁来打扰我,我会很难过。”她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记者。
杨丽萍毫不讳言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冬天”,《孔雀之冬》则是她走到这一节点时得到的感悟,“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天,冬天的美是那种尘埃落定、一切都那么安静的美,我现在的生命状态就是尘埃落定。我希望自己不要对时间的流逝感到恐惧,能拥有一种看明白尘归尘、土归土的平静。”
时间退回46年前的云南。13岁的白族女孩杨丽萍被选入西双版纳歌舞团。杨丽萍说白族人天生能歌善舞,“我是从小就有观察的,敏感,我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想要转换成肢体。”当时歌舞团的主要工作是下乡演出,需要演员背着行李走村窜寨,常几个月甚至半年无法回家,一些演员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辛苦,但因为每天都能接触到新的事物,杨丽萍乐在其中。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杨丽萍对孔雀的兴趣日渐浓厚,由于孔雀喜欢有水、有荷花、有菩提树的地方,她就每天躲在树后等孔雀来,还曾去寻找传说中孔雀的圣地金湖。也是在这个时期,杨丽萍因主演傣族舞剧《孔雀公主》开始有了名气。
“孔雀飞起来是真美,就像凤凰一样,像是舞蹈。吸水、翅膀打水,跟荷花、菩提树太配了。这个时候是我最陶醉的时候。你会想象,你走过的地方荷花就在开,那个时候就在想象很戏剧的这种舞台结构。”这段经历也成为她日后成名作《雀之灵》的灵感来源。
由于在西双版纳歌舞团的优异表现,杨丽萍被中央民族歌舞团录取。杨丽萍的老师,著名舞蹈理论家张苛记得,杨丽萍1982年进团时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跳得跟别人不一样。”
当时歌舞团的舞蹈训练使用苏联的舞蹈课程,芭蕾体系的训练方法让杨丽萍产生了疑问,“少数民族的舞蹈,是那种纯粹性,站在土地上那种感觉,如何找到大自然的精髓,怎么将其提炼成肢体的。”在杨丽萍看来,民族舞应该是有感而发而非一板一眼的标准化,“我觉得练了那个(芭蕾)简直浑身都不会动了”。
她从此不再参加集体训练。“我就自己等人家不在的时候,晚上下班、十点钟以后,在排练室去自己想动作,去练功。”不去参加集体训练的结果是她无法获得补助费,这使得杨丽萍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当时同在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好友杨二车娜姆形容杨丽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杨二车娜姆记得,那时杨丽萍的居住条件特别差,房间的正上方就是歌舞团的厕所和洗衣间,楼上的水经常会渗到杨丽萍房间。“我就说你去找领导,她说不去。后来有一次国家民委来看我们团节目,我赶快抓着她,跑去把国家民委的领导带到她家去。领导一看,这么一个艺术家住在厕所水漏下来的房子里也有点不像话,这才又给她分了一套房子。”
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艺术功底,让杨丽萍自己创作的《雀之灵》在1986年的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上获得了创作一等奖、表演第一名。但起初,《雀之灵》的参赛并没有获得领导的批准,认为它不能代表中央民族歌舞团。因此比赛的服装、音乐等都要杨丽萍自己搞定。一套演出服装七百多,音乐方面需要花费一千元左右。杨丽萍向同事朋友借钱,变卖手表等物品凑齐了这笔“巨款”。好在最终结果令人欣喜――《雀之灵》让杨丽萍一举成名。杨丽萍认为,《雀之灵》能够获奖主要原因就是它的独特性。这种强烈的个人特色也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成就了杨丽萍和她的公司。
原生态的商业价值
声名鹊起后,杨丽萍在观众眼中的形象也定格在了孔雀公主这一角色上。即使后来又创作出《月光》 《两棵树》 《火》等作品,并多次登上春晚舞台,都不足以改变观众这一印象。
杨丽萍感觉到了瓶颈。2000年,她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回到家乡云南采风。像是又回到了那个每天下乡演出的西双版纳歌舞团时期,但不同的是此时的杨丽萍对艺术和生活都有了更多理解。采风条件十分艰苦,她经历过-20℃的寒风,最多的时候15天没有洗澡。
这些采风中的经历、观察和体悟,在不久后成为了舞剧《云南映象》的素材和灵感,这部舞剧被视为杨丽萍艺术生涯的第二个里程碑。
2002年,杨丽萍正带着演员编排《云南映象》,但这台舞剧仅舞台的灯光设备就需要上百万元,这使得当时的舞团资金出现困难,杨丽萍只得开始接拍商业广告,甚至靠卖房来维持运作。
之后她认识了演出商荆林,二人决定合作。在当时的艺术演出环境中,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产业扶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难题。于是杨丽萍和荆林多次邀请时任云南省文化产业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范建华去观看演出。在范建华的建议和帮助下,杨丽萍的舞团得到了云南省委领导的支持,拿出120万元购买舞台灯光设备,给剧团使用。
2003年8月4日,演出顺利完成。彼时,云南省正试图将文化产业作为旅游和烟草之后的新增长点。《云南映象》首演的成功使其成为云南省文化产业的代表。对于杨丽萍本人来说,《云南映象》则是她“原生态歌舞”的开始。在《云南映象》成功后,越来越多领域开始认可“原生态”这一概念,各种旅游文化的演出也开始效仿。
“原生态”成了杨丽萍身上继“孔雀”后的另一个鲜明标志。几年后,杨丽萍接到了一个名叫容中尔甲的藏族人的电话,对方想要做一台藏族文化和歌舞的剧目,希望能请她来做总编导。让容中尔甲没想到的是,杨丽萍一口答应下来,“好啊,马上可以做!”在这个过程中,二人没有合同,全凭信任。2007年11月,二人合作的《藏迷》在第五届北京国际舞蹈演出季亮相并在全国巡演,杨丽萍作总编导。《藏迷》在去日本演出前,日本发生地震,据杨丽萍回忆,当时没人敢去震后的日本演出,《藏迷》是第一支。“去之前担心这么大的灾难,会不会有人来,会不会有人退票,坐不满。结果日本方打电话,8场的票全部卖光了,问能不能加场。最后在白天加了2场,场场爆满。”容中尔甲记得,在日本谢幕最多的一场,来来回回有7次,光谢幕就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在日本演出期间,杨丽萍碰到了余震。那天晚上,演出完成后她回酒店泡澡,突然发现浴缸的水在晃来晃去,毛巾也掉了下来,“完了,我这是18楼,肯定要葬身这里,赶快起来穿衣服,死也要死得很漂亮。”杨丽萍说。
从1979年《孔雀公主》的初次登场,到1986年《雀之灵》的一举成名,孔雀这一形象成为杨丽萍身上难以抛开的标签,也使其个人品牌得到极大的影响力。而2003年的《云南映象》和2007年的《藏迷》的成功,则意味着她实现了从纯粹的舞者到编导的转变。
更重要的是,这两部原生态舞蹈,帮助她完成了从台前到幕后的初步转变。这种转变使杨丽萍在商业上受到认可,最终使得她成立公司,有了更多与市场谈话的筹码。
现代企业
《云南映象》在演出市龃蠡癯晒后,杨丽萍成立了云南映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当时,她与商业上的搭档荆林分别负责艺术内容和商业运作。此后,二人虽因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但杨丽萍已经认定要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公司必须要有一个懂商业的管理者。
“我只要把作品做好,因为纯艺术、纯民族的东西它是有市场的。”杨丽萍同样看重商业运作,“如果我们的艺术连票房都没有,只演给自己看,那我们怎么吃饱?不吃饱怎么有力气跳舞,怎么活下来?”
杨丽萍的朋友王焱武曾在摩根士丹利任职,在杨丽萍与荆林分道扬镳,重组公司资产后,王焱武开始帮她打理一些公司事务。“当时也没想做大,每个周末过来,说这摊事就OK了。后来有个PE公司深创投(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进来,需要这边有一个管理者,就要求我来做。”王焱武回忆称。
杨丽萍表示自己完全不管商业运作,公司运营方面交给王焱武,她向《财经天下》周刊解释公司拥有商业人才的重要性:“如果都是舞蹈家、艺术家,以一个家长制笼络大家在这里,可能会走不长、不太理智,会有问题。裙带关系等各种杂念很多,不纯粹。”
但云南文化向现代企业转变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2011年2月,云南文化成立时杨丽萍缴纳了100万元注册资本,股权占比达100%。2012年9月,又引入深创投及昆明创投共计3000万的融资,出让30%股权,并提出3~5年内要登陆A股市场。次年,云南文化试图借壳*ST天龙,但因天龙集团当时涉及的债务纠纷等原因,借壳上市计划最终搁浅。在此之后,云南文化调整方向进军主要针对中小企业的新三板,并于2014年10月挂牌上市,开启了公司的资本之路。
谈及这一系列操作,王焱武曾表示:“目前新三板的资本运作状况对云南文化来说并不合理,新三板已经丧失了融资功能,只有不到1/7的公司融资成功,未来仍有转板的计划。”
目前云南文化的收入来源为定点演出、巡回演出、小节目演出、剧目创编及形象代言等。王焱武表示,在未来的收入构成中,希望定点演出能占到50%,巡演占30%,编导占20%。“巡演的收入低一些,但利润率较高。定点演出的收入高,但利润率不如巡演。”
据云南文化2016年半年报告显示,2016年1~6 月,《云南映象》定点演出157场, 平均每场票房收入约5.7万元。在记者实地观看时,正值“ASIC 2016”在昆明召开,很多参会的外国人士前来观看《云南映象》,昆明艺术剧院座无虚席。“一般巡演的上座率都是100%,而定点演出则会在60%、70%。”王焱武说。
《云南映象》在昆明定点演出已有13年之久,为了使舞剧的销售逐渐适应市场环境,现在云南文化引入了包括旅行社销售、网络销售和直接销售的多元销售模式。同时云南文化也成立了自己的科技公司,研发了一套售票系统,期望逐步摆脱对旅行社等商的依赖。
云南文化还选择在大理自建剧场,这种较重的资产模式曾引起市场的疑问。对此,王焱武解释称:“第一大理是杨老师的故乡,第二我们最早期拿地时通过大理政府的优惠政策,价格很低。”此外,他也表示,不论是科技公司还是自建剧场,在积累经验后,都存在对外提供技术支持、顾问服务等业务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只服务于云南文化自身。
除了定点演出,云南文化现在也开始重视小节目的演出。“小节目的收入今年会蛮大的,可能占总利润的20%。随着我们节目的IP越来越多,对其最直接的利用方式就是通过将IP内容拆分,用创新编排的方式让它实现市场价值,这也是一种趋势。”王焱武说。
59岁对舞者来说已是“高龄”,杨丽萍开始更多的以幕后编创的角色出现――在《财经天下》周刊记者在云南见到她之前,她对《云南的响声》做了定点演出的改编,又完成了《十面埋伏》国际版的改编,还担任艺术总监做出了《黄山映象》。
公司的作品陆续落地,新一代的演员们也在逐渐成长。杨丽萍在编创舞蹈时,会给演员留下即兴发挥的空间。她认为,作为前辈、老师、编导,要尊重对方的身体和天赋。“虾嘎(舞者)他擅长哈尼族的打击,那就多用这方面的特长。和尚(舞者)是专业学校毕业的,身上的技术各方面都很好,那就从这方面引导他。有些东西彩旗(舞者)能做到,我做不到,有些我能做到她却做不到。这就是芸芸众生里面存在的可能和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