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痛苦与希望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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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几乎没有节假日。她每月的收入是6000多块钱，和一起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的同学相比是最穷的一个。她的办公室每天接待很多人，都是衣衫褴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她经常遭受法官的不屑和人们的白眼：公益律师，那是没本事的人才做的。她有一位名人老公――刘震云，还有一个支持她的可爱女儿。她，就是我国第一位公益律师郭建梅。

郭建梅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社担任主编助理的她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当各个国家的女律师们讨论着共同关注的话题――妇女权利时，她被深深地打动了，她发现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坐标。三个月后，郭建梅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创办了我国第一家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转眼时光已过去15载，郭建梅说，“自从踏上公益律师这条路，我经历了周围人的不理解，遭遇过威胁，也承受了很多压力。但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这15年是最精彩的一段。”

回首做公益律师的15年，是一条坎坷而艰难的路

法官随手将判决书扔到地上，郭建梅弯腰捡了起来。和当事人走出法庭后，两人坐在台阶上，郭建梅只能抱着痛哭不已、伤口已经化脓的当事人以示安慰――8000多字的词，确凿的证据，本以为毫无悬念的胜诉。“你是不是律师啊?替这种人打官司!”法官不屑地说，于是她连念词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宣判败诉。

青海某村镇，郭建梅带着当事人来到镇政府，要求为出嫁女讨要土地赔偿款依法立案，镇长叫来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当对方掏出手铐时，郭建梅伸出手大声喝斥，“来，我看你们谁敢铐我，我让你们镇政府从上到下的官都做不成!”同样的情景还曾出现在河南的农村，手持棍棒的彪形大汉们团团围住这几个瘦弱的女性，郭建梅大喝，“我看你们谁敢动手，你们这是知法犯法!”

长期劳累和压抑使她患上了重度抑郁症。她常常没来由的大哭，不管在办公室、家里，还是回家的路上。大家都安慰她，只有吴青老师站起来，“郭建梅，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谁也没逼你，干不了你就回家去!你好好想想，你是谁，你要做什么!”

芬必得的广告上，郭建梅独自一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拍广告的100万元报酬郭建梅分文未取，给中心买了一辆车，律师们办案和出庭的时候可以不用挤公交车了，剩下的用于中心的日常运营。

中心会议室，桌上一个大大的蛋糕，这天是郭建梅50岁生日。她刚刚接到通知，北大法学院宣布将中心撤销。共同战斗了15年之后，母校也离她而去。大家都在等她吹蜡烛，同事们可爱的笑脸和祝福终于把她弄哭了，他们说，郭姐，我们会永远和你走下去。

北大法律系同学聚会，酒店外停的是凯迪拉克和大奔。毕业二十多年，当年踌躇满志的同学们都已跨入社会的精英阶层，有人身居中国司法界高位，有人做商业律师身家千万，“郭建梅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啊?”她淡然微笑，“你们不要讥笑我就好了。”她每月挣6000多块钱，是中心里工资最高的一个。

很久没有这样大哭过了。一个月之内，两名最得力的律师因为种种原因被迫离开。郭建梅花费了很多心血在培养下一代上，自己已经50岁了，她希望中心能有放心的接班人。“所有的困难，你们都来吧!”郭建梅在日记上记下这一页，“2010年是我最不好过的一年。”

广东惠州农村，拿到土地赔偿款的当事人每人捐出了2000块钱，这是她们得之不易的养老钱的一部分，她们请求郭建梅能继续帮助像她们这样的姐妹。“除了土地她们一无所有，一个当事人个子很小，长得很难看，找保姆这样的工作都很难，没有赔偿款，她们今后怎么生活?”这几年，郭建梅将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问题放在了第一位。

郭建梅刚从越南回来，丈夫刘震云已经去了韩国，最近中心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变故，刘震云发来短信，“有我和妞妞支持你，怕它个鸟。”和丈夫小说中的口气一样，直白，不装，嘎嘣脆，充满温情。

很多人不解，郭建梅，堂堂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端着《中国律师》杂志社好好的铁饭碗不要，放着体面多金的商业律师不做，顶着名人妻子的花环不屑，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

为了一个律师的良知和责任

“在中国，百分之九十多的律师是在为百分之几的人服务，这个数字还是保守的。”郭建梅说。

而在中国，最需要法律援助的却是广大的弱势群体，一个离婚案需要近一万元，普通老百姓打不起官司，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更是空想。在郭建梅的心中，律师应当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应该努力帮助处于弱势的人们，让他们生活得更有尊严，更体面，可事实远非如此。

在世人关注的宋山木一案中，面对辩方律师明显违背事实、黑白颠倒地为被告开脱，郭建梅实在忍无可忍，她拍案而起，“你收了他多少钱?你还有没有做律师的良知?我要到全国律师协会告你!”

那之后，郭建梅更加坚定了不做商业律师的初衷，“我知道当时在法庭上我是太感性了，人们说太感性做不了商业律师，我也发现商业律师确实不适合我，我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但是，理性的人也做不了公益律师。”

公益律师在中国屈指可数，郭建梅曾用20个字形容中国公益律师的现状，

“燃烧激情，透支健康，承担责任，不被理解，担当风险。”现在，郭建梅的中心只有十几位专职律师，就是这十几个人，每年要接受近万人次的咨询，十几年来办案3000多起。但是，纵使他们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接下排山倒海般的弱势群体的案子。

中心成立十年的时候，郭建梅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如何才能让中心发挥更大的作用?郭建梅开始将工作的一部分目标向公益诉讼转移。之后，男女同龄退休、职场性骚扰这样的社会普遍问题纷纷成立项目，做调查、写研究报告、典型案例、推动立法，为的是给整个阶层解决问题和带来利益。

最近这些年，郭建梅和她的团队了100多起集体诉讼案例，涉及的人数达一万多人。相比于个案，集体诉讼的难度更大，一方面没有当事人愿意站出来充当原告主体，因为往往站出来的人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另一方面会遇到来自外界的更大阻挠，“办案过程真的好难，现在这些案件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败诉的，要么是行政干预，不让受理；要么是执法部门不给予公正的判决；要么是胜诉后得不到执行。”

但是这15年来，郭建梅也亲眼目睹了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和维权意识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站出来打官司，“我认为一个案子即便败诉了，也是对社会法制的推动。虽然还存在着很多社会阴暗面，司法腐败、地方保护、黑恶势力、官官相护、行政干预，但是任何困难，也无法阻止我们追求正义的步伐!”

幸福是什么

在生活上，郭建梅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有些男孩子的性格，不太计较小事，A型血+双鱼座，导致了她悲天悯人又执着的个性。生活中，她不愿意凭借丈夫的名气做一个小鸟依人般的女人，她觉得夫妻两人应该是独立的，都有力量的。不把工作带回家里是她的原则，经常是刘震云不知道她目前在办什么案子，而她也不清楚刘震云在写些什么。但是在陷入困境时，刘震云总是能让她感受到温情和力量，家庭成为她最有力的支撑。得抑郁症的时候，女儿刚十岁，常常吓得和妈妈一起哭，现在女儿即将面临人生的抉择，而妈妈是她心中最崇高的榜样。

生活中的郭建梅很少逛街，有空的时候，她宁愿和同事们去唱歌，虽然一般她都是听众。压力大的时候，她也会约几个女性朋友去酒吧喝酒聊天。在家中，她和刘震云最喜欢的娱乐方式是打牌，有时也会陪刘震云看看碟。每当这样的时刻，郭建梅都感受到一种平淡中的幸福。

当郭建梅和她的团队为一贫如洗的当事人免费并打赢官司时，当事人有的长跪不起，有的拿来自家的红薯、小米，有的捐出自己得来不易的赔付款。这也是大家感到最快乐的时候，但郭建梅对幸福的理解并不仅限于此：“当你打赢了官司，当你为弱势群体争取到了权利和尊严的时候，那一刻会让你特别有成就感，觉得特别幸福。但我觉得幸福应该是一个厚重的、丰满的、多层面的概念，它并不是某一个时刻所能代表的。”

优雅，淡定，用自己一生的力量去帮助穷人，郭建梅希望自己能像特蕾莎修女一样，“在机关工作时，我和许多人一样，也经常充满了困惑：幸福到底是什么?我所追求的是什么?现在我明白了，如果你不是只为了自己而活着，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人而活，你就不会再困惑。在我的人生中，这15年是收获幸福与快乐最多的岁月。”

环球慈善对话郭建梅：

问题1：15年中，你感觉最难办的一个案子是什么，最欣慰的一个案子是什么?

没有最难办的，因为每个案子都很艰难。但我不觉得这样的败诉没有意义，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最欣慰的案子可以说是呼和浩特市下面一个村子28位出嫁女的土地赔偿款案吧。这个案子前后历时两年多，中途这些妇女说什么也不肯把官司再打下去了，她们说，“郭律师，我们回去了，钱不要了，我们认了。”我说不行，你们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需要的时候你们派代表过来，一切费用我们出。又过了一年多官司终于打赢了，她们共拿到了1000多万的征地赔偿款。

问题2：你经常接触的这些人，他们对公益律师怎么看?

我感觉大家对公益律师的看法近些年来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前经常有法官和商业律师很瞧不起我们，觉得没有本事的律师才会去做公益律师，当然现在这样的人也还很多，但有一部分人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了，这让我们感觉很欣慰。包括我们的律师联盟，自愿加入的律师也有了。当地政府的态度很复杂，因为牵扯到很多利益在里面，通常他们对我们是很不欢迎的，甚至在个别地方我们就遇到过镇政府的人叫来警察要铐我们的情况。至于我身边的家人，除了刘震云，没有人支持我做公益律师，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问题3：近两年你们对职场性骚扰案很关注，为什么?

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女性遭遇性骚扰的案例，让人心痛。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女性常年受到韩国老板的性骚扰，又不敢说，自杀了几次，最后她男朋友带着她找到了我们。前几天一个马来西亚的女孩被她的主管带到南方出差，晚上唱卡拉OK的时候给她喝了药，三十多个小时没有醒过来，两个男人把她了，然后她的主管自己飞回来，把她一个人留在了那里!现在我们在她的案子。我们最想告诉女孩子们的是，如果遇到这类的问题，一定要有维权的法律意识，要有勇气，尽早解决，不能拖，也不要指望这件事能自己过去。如果你不果断采取措施，对方会更加猖狂。女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要去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比如律师和公益机构。

宋山木的案子我们最终胜诉了，但我们觉得这个案子还没有完。下一步我们要组织专家论证会来山木集团。并且借助这个案子，我们最终目的是在全国的企业建立反性骚扰反害的防范机制。在我们的推动下，现在中国已经有包括衡水老白干在内的八家企业建立了这样的内部机制。

问题4：中心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目前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人才的缺乏，我们招不来人。中心现在有16名专职律师，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全部是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学历，他们都非常优秀，但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律师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关注中国民主法制的发展，关注公益事业的意义和价值，担当起一个法律人应当担负的责任，这是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

问题5：你觉得年轻人做公益律师有些什么好处?作为公益律师，最基本的素质有哪些?

我觉得年轻人做公益律师，是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最真实的窗口。因为你在第一线，这是公益律师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在别的单位，公务员也好，商业律师也好，其他企业也好，没有这样的机会去接触真正的民众，真正的社会。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历练，但年轻人有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经历。

做一名公益律师，首先心理素质要好，因为每天要接触大量的社会阴暗面，要接触很多真实的东西。其次，公益律师要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要有坚定的信念，要能够影响、带动和倡导别人，让更多的人支持你，并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