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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商报刊发了西安几十所小学老师发券让学生看电影,每人60元还要完成作业的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60元的亲子票价,加上在有些电影院,还有人专门负责在各个学校的名字下方写“正”字来统计人数,使很多人产生了自然的联想:学校与相关社会机构之间是否存在不合理的约定,是否有利益输送现象?这些问题迄今悬而未决。
尽管当地教育局表现出非常专业的媒体素养,在事件见报的隔日就出来澄清,声称部分学校是让班主任采取自愿原则向学生发放观影优惠券,他们否认存在利益输送问题。但这似乎无法解释一个基于“自愿原则”的赠券行为,为什么会附加上让学生观看完毕后写影评这样的作业要求。更为关键的是,教师理应非常明晰地意识到,由自己发出的作业要求,在学生那里,并进一步延伸到家长那里,具有强烈的引导性甚至隐含着一种不得不做的逼迫意味。
一段时间以来,各类社会媒体对教育、对学校诸多问题的聚焦式报道,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学校教育和教师的社会形象。呼吁媒体的“教育责任”,以便尽力为教育发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富有正能量的舆论环境,这固然是重建教师形象、重建对教育信任的关键之一,但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途径。所谓“本立而道生”,解决问题的务本之举,应该是让学校领导者与教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和权力边界。家长把孩子,尤其是年幼的儿童送入学校接受教育,不仅是心怀对教育能够带给孩子美好前景的期待,更重要的是,这里蕴含着一种沉甸甸的托付。如果教师能够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这份托付的重量,如果教师能够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立场,尝试着以自己将孩子托付给他人的心情来体会自己所接受的托付,如果学校能够真的秉持教育“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简单道理,而不是以“教育”之名将思与行僭越到教育之外,那我们的学校教育将变得简单、纯粹许多。说到底,在一个信任危机向各个领域日益蔓延的背景下,学校、教师不仅不应该主动去“浑水”,更应该主动避免把自己置于瓜田李下的境况。在很多时候,“清者自清”是一个非常苍白的辩护。
引申开去,这个新闻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引导学校、教师,甚至教育行政部门严肃而理性地思考政策、规定、制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一部电影,牵出顽疾,若能举一反三治病救人,未尝不可谓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