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的“流氓复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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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流氓主义’，我们的时代将变得多么乏味。我的建议是：把狭义的流氓交给法律，而把广义的流氓交给历史，因为时间会作出最好的裁决。”
王朔复出，“动物凶猛”。杨丽娟追星，“中国病人”。另外一边，郭德纲的“排油”事件和央视叫板，也被骂成“流氓”；而另一个“流氓”宋祖德则早就是娱乐圈的一根“搅屎棍”……
2007年，似乎注定了是“乱来”的一年，许多人也因为“乱来”成为了喧嚣的大多数。在文化学者朱大可看来，这一切正好印证了他的观点：“当代中国分为两个社会：一个是国家社会，另一个是无秩序、无信仰、无权威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
朱大可从1994年就开始对“流氓”展开精神分析，他于2006年11月出版的《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一书也可以当作是献给这个价值“分崩离析”时代的一份厚礼。
王朔是“伪流氓”
在朱大可看来，王朔不是简单的“文化流氓”。
朱大可对《新周刊》说，“告诉你一个秘密，王朔以前的小说是比较流氓，但这次正好相反，是在闹‘佯流’，也就是利用世人对流氓的混乱看法，假流氓了一把，闹得满城风雨。但他的《我的千岁寒》本质上却很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逻辑的悖论，他以佯装的流氓姿态，促销了精英文本。不仅如此，他还佯狂、佯病、佯疯，但他的眼神却是警醒的。在他的机锋和聒噪背后，是犀利而准确的文化批判。王朔的智商，远在寻常人之上。他独自一人舌战整个舆论，跟所有的媒体和大众逗着玩，装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但在骨子里，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批判知识分子。”
在《流氓的盛宴》中，朱大可专门论述“王朔主义”的诞生。他认为，1980年代末，“流氓先驱”徐星基本终止写作后，王朔取而代之“大红大紫”，一个“北京流氓”的形象呼之欲出：精神分裂、行为恍惚无力，言语粗鄙而又聒噪，戏谑与反讽层出不穷，充满自虐和他虐倾向。
“大院文化”是王朔的精神源泉，“改革开放”让大院子弟突然失宠，这是王朔们的痛苦根源。王朔的履历正是1980年代社会转型的写照：他从骄傲的士兵，复员成了国营公司的职员，继而辞职成为小贩，游荡在庞大的中国交易市场，他的身份在不断转移与变换，诱发其“身份过敏／焦虑综合征”，并点燃了王朔们的焦虑、怒气和仇恨，从而实施“话语复仇”。
知识界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沉默，直到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弹劾“流氓”。朱大可说：“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界对王朔文本的读解存在严重误读，它夸大了王朔主义对文化、信仰、道德理念等古典价值系统的颠覆作用，并且无视其在反讽话语方面所获得的创造性成果。”
杨丽娟是“精神流民”
“疯狂粉丝”杨丽娟注定会成为2007年文化和社会的焦点。她又如何显影了“流氓主义”的时代脉络?
杨丽娟是“中国病人”，朱大可对《新周刊》解释，“她是典型的精神流民、文化流氓，她不仅丧失了旧的学生身份，而且无法完成新身份的自我重建，只能靠依附偶像(歌星)来完成自我描述。她是依附性人格的样板，她的灵魂漂浮在娱乐世界的表层，犹如一堆无根的泡沫。”
朱大可在新作《偶像工业的病理报告》中解剖杨丽娟：在娱乐资本操控的年代，偶像及其粉丝彼此渴望、需求、倾诉和抚摸，互致热烈的爱意，这种对偶化的娱乐制度支配着青年的亚文化。这种强大权能，不仅呈现在震耳欲聋的演出现场，而且渗入寻常家庭，改造着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娱乐背后，我们还看见了偶像经济学法则。”粉丝是偶像的消费者，高价购买偶像的商品；而歌星则从中选出最忠实的消费者，跟他们见面、留影和深度接触。杨父以女儿13年青春和全家破产的代价，要求刘德华提供10分钟接见时间，这是单方面的哄抬物价。杨父的自杀不仅破坏了交易的气氛，也危及娱乐市场的游戏规则。刘德华及其背后的娱乐资本，均露出恼羞成怒的表情，因为他们要为此额外支付道德成本。
究竟是谁在支配偶像工业?谁煽动了这种不道德的交易?谁在玩弄这个愚蠢可怜的家庭?问责矛头指向了大肆炒作娱乐明星的媒体。朱大可认为，杨丽娟跟芙蓉姐姐是一对孪生“文化姐妹”，她们不仅拥有酷肖的面容，而且拥有近似的精神特征，那就是人格上的极度自恋。唯一的不同在于，杨丽娟是芙蓉姐姐的反转镜，“她们的先后问世表明，病态的娱乐分子正在茁壮成长，成为消费社会的主宰。”
把“流氓”交给历史
“流氓”是个中性词，朱大可对《新周刊》申明。
“我对‘流氓’有明确定义一一他是丧失身份的离乡者，他持续地流走，并且保持了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的立场。这是我‘广义流氓学’的概念。旧流氓概念是狭义的，泛指违反道德习俗和法律条文的人群，也就是犯有‘流氓罪’的人群，这属于狭义流氓的范围，他们可能逼近了道德的底线，但这不是我研究的对象。”
朱大可告诉记者，他的兴趣在“广义流氓”，“他们包括流民、游民、流亡者、侠客、隐士和文化痞子等，当代的广义流氓社会，主要由离乡农民、失业职工、异国侨民、知识游民和网络哄客等构成。其精神识别的标记是身份危机、异乡情结、精神焦虑与反叛意识等等。”显然，王朔、杨丽娟归属后者。
“流氓主义”往往成为一个时代流行文化的主流。
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分析，如果从一个“流氓”的精神成长史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他可能信奉“潇洒主义”。到90年代，是“酷主义”、“街痞主义”、“厚黑主义”，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成为时代宣言。之后，粉墨登场的是“嫩主义”。2000年盛行“贱主义”、“整蛊主义”和“大话时代”。
对“流氓主义”来说，当下也许是最好的时代，朱大可告诉《新周刊》：“广义流氓社会的发育，都是基于主流社会的转型，也就是民众身份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普遍的身份危机，就是流氓主义诞生的摇篮。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性质，为流氓主义的盛行，提供了最好的土壤。”互联网的出现，更导致“流氓话语”有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手段和宽松环境，在丧失了早期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之后，流氓主义或许会彻底堕落到消费主义和市场主义的泥淖。
但对于“流氓主义”，朱大可保持着宽容的态度，他反问道：“对‘流氓’，为什么非要‘对付’?广义的流氓及其流氓主义，是这个社会的有机生命形态，并且已经成为文化颠覆、创造和发展的一种路径。虽然它的弊端令人发指，需要从另外一面(如终极关怀)去加以制衡，但假如没有流氓主义，我们的时代将变得多么乏味。我的建议是：把狭义的流氓交给法律，而把广义的流氓交给历史，因为时间会作出最好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