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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 危机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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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营剧团迅速崛起、日益繁荣,成为满足中华大地几亿农民观剧需求的生力军、主力军。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认识其发展规律,探明其前进方向,促进其持续繁荣,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笔者所处的浙江省,民营剧团有452个,占全国民营剧团总数的近十分之一。据统计,浙江的452个民营剧团每年为农民演出约15万场,观众约8000万人次,营业额达3亿元以上。通过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数字,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的极为丰富的内涵。

――8000万人次的观众。浙江的农民自己掏钱,办团演戏,每年为8000万人次的农民观众服务,而全省农民总数为3500万人。这意味着民营剧团能让全省农民平均每人每年看戏2场以上。2004年,省政府对全省58个城市国营剧团投入了1.57亿元,送戏下乡为1万场左右,而农村的民营剧团在没有国家投入的情况下,却创造了3亿多元的产值。这种由农民自发的体制机制创新,蕴含着极大的生机和活力。

――15万场的演出。在没有国家投入的情况下,农民自己给自己演出了15万场,是国有剧团下农村演出的15倍。而这些演出的地点大多是穷乡僻壤,民营剧团给那里的农民带去了精神享受和文化滋养。当地农民看戏的心情,和城里人看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对这些文化生活极贫乏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些剧目无异于雪中送炭,久旱甘霖。每年15万场的演出,民营剧团使戏曲中所蕴含的传统道德和优秀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发扬,意义可谓深远。

――452个剧团。以每个民营剧团平均35人计,452个剧团就有农民戏剧从业者15000人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支力量并不是临时拼凑的,而是长驻农村的专业人员。他们来自农民、熟悉农民、服务农民,是一支永不会撤离的、非常可靠的农村文化建设生力军。

――3500万农民。据统计,浙江民营剧团的演出已占全省农村演出市场的90%以上。人们原以为农民需要靠城里“送戏下乡”、“文化下乡”才能获得精神享受,而如今的事实是农民自己承担了这90%的责任和工作。看来,现代的农民不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了。当然,“三下乡”是非常必要的,但还是要把农村文化建设的立足点放在农民自身,只有农民自己才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人。民营剧团不但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更解决了他们渴求的文化滋养和精神满足。

不过,繁荣背后有瓶颈,有阻碍,有危机。如果不尽快发现并解决这些危机,民营剧团就会面临盛极而衰的危险。

首先是人才匮乏。由于演艺人才紧缺,近年来各民营剧团之间“挖人”现象越演越烈,演员薪酬越炒越高。台州市三门小百花越剧团团长杨相如说,从2005年到2006年,剧团演员的工资大幅上涨,小生小旦从每天100元猛涨到180元,老生老旦从90元涨到130元,龙套从40元涨到60元,一年内工资平均涨了50%到80%。路桥星光剧团团长丁保九说,与往年相比,团里每天要多支出1000元以上,原因就是工资涨了,因此去年上半年还有盈利,下半年就出现了亏损。嵊州红楼剧团团长王美红每天都在为演员“跳槽”的事烦恼,不得已只好以最高工资来留住部分演职员。眼下,如果要问一个民营剧团团长什么是目前最大困难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演艺人才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演艺人才问题是几十年下来积累的结果。民营剧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诞生以来,已走过了二十多年。最初的从业人员,大都在“”期间演过“样板戏”,或在“”以前就是农村俱乐部的文艺骨干。那段时期不计成本的宣传工作,客观上为农村积累了一大批文艺人才,而他们成了改革开放后农村民营剧团的带头人和骨干力量。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中能上台演出的越来越少。如果说前些年还有新培养的人才不断作为补充的话,那么到了近几年愿意学戏的女孩子就越来越少了。农村在慢慢富起来,家长们只要有一点经济实力,就不愿把孩子往剧团里送,原因很简单――民营剧团收入不高又很辛苦,每天至少演两场,还常常要连夜装台赶路,睡的是统铺,吃的是盒饭,远不如做其他工作轻松惬意。现在的艺术学校戏曲专业招不到人,即使招到一些,只要毕业就一门心思在城里找工作,很少有愿回农村剧团的。

农村演艺人才的来源问题如不得到解决,民营剧团的持续繁荣就成了无源之水,总有枯竭之时。而居高不下的演员工资,势必将导致众多民营剧团的萎缩和倒闭。

其次是无序竞争。民营剧团前二十年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像办乡镇企业一样,农民们自发办起了民营剧团。在这段时期里,剧团比较少,竞争也不强,政府只要因势利导、稍加干预即可。然而时至今日,好几百家民营剧团你未唱罢我登场,互不相让,竞争趋于白热化,就亟需一个规范的市场、一个公平的环境,就亟需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出手了。

要规范市场,第一是要建立市场准入制度。有些民营剧团不办证就演出,随便造个名称来混市场的情况已很严重。光是在台州,就可以看到“上饶越剧团”、“杭州某某越剧团”、“某某小百花越剧团”等等,五花八门,其实都是冒名的。挂个国有大牌剧团名称,票价就可以定得很高,等观众进场以后大呼上当,剧团已经赚钱走人了。市场准入制度和管理措施的缺失,伤害的是诚信从业的剧团和广大观众的利益。

要规范市场,第二是要规范经纪人制度。业内将戏剧演出经纪人称为“戏贾”,而台州农村的农民则叫他们为“土狗”。一般“戏贾”的中介费是戏金的10%,而不法“土狗”往往收取更多佣金,有的甚至达50%以上。由于“黑中介”控制了部分市场,民营剧团对他们的盘剥往往敢怒不敢言。欺行霸市的行为虽然不多,但已有了露头迹象,如有些车霸强要民营剧团用其车辆运输道具布景,否则就加以威胁甚至殴打,对此类违法乱纪的行径,需要给予打击。

其三是剧目老化。二十多年下来,民营剧团的剧目基本都演尽了。农民的观赏水平在不断提高,过去看“路头戏”就很满足,而现在要看“剧本戏”――因为“剧本戏”是专业创作的,曲子、导演、做工、布景都很讲究。可是“剧本戏”演多了,观众又说看来看去都是《五女拜寿》、《梁祝》、《白兔记》、《荆钗记》,我们都会背了!

更好的新戏在哪里?排演新戏又谈何容易?从剧本到作曲,到导演到舞美,哪项不需要一大笔开支?目前民营剧团排演“新戏”,通常是照搬戏曲碟片里的剧目。买一张碟片几块钱,排一个新戏至少好几万,这是民营剧团不堪承受的。如果不及时解决新戏创演问题,民营剧团必将丧失农民的观剧兴趣。

其四是缺乏保障。民营剧团平均每五天换一个演出场所,常要半夜启程,赶往山区、海岛等较为危险的地区,高流动性决定了这个行业的高风险性。前几年,有一个民营剧团在温州寺庙里演出时碰倒了蜡烛,不仅烧掉了全部道具布景,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的严重事件。民营剧团来自外乡,处于弱势,有时会遭当地少数地痞流氓的欺侮。2005年天台有一个民营剧团在温岭演出五天,戏金被赖,至今分文未得。2006年,嵊州红楼越剧团在诸暨演出时,遭酗酒村民闹事,演员被打伤,道具被砸坏,最后由省剧协出面协调,与当地公安部门联系,才讨还了公道。民营剧团想要投保,而保险公司却因其业务小、风险大而不愿受理。演出安全无保障,成了民营剧团的一块心病。

综合民营剧团的这些危机,结合过去一些好的做法,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需进一步发挥政府管理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浙江的“苍南模式”、“鄞县经验”就是文化行政部门在总结浙江农村演出市场建设的好做法的基础上,推向全国的。到了90年代,省文化厅又组织了大规模调研,提出了加强管理、推进农村演出市场和民间职业剧团发展的实施意见;首届中国越剧节邀请了民营剧团参加演出,并给予奖励,这种做法也开了全国风气之先。

进入新世纪后,浙江省文化厅又推政策,将民营剧团演员的职称纳入了评审范围。各级地方政府也采取了多种举措,有的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如嵊州市出台了对民营剧团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的政策,并通过年度评比给予奖励;台州温岭市鼓励民营剧团参加全国性比赛,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有的在评奖、评职称上一视同仁,如杭州市黄龙越剧团在80年代就享受了与国有院团一样的评职称制度,在省剧协的帮助下,该团的孟科娟、王杭娟获得全国“梅花奖”,使之成为全国民营剧团中少有的“双梅团”;嵊州市也是最早让民营剧团享受职称制度的地区之一,在2001 、2003 年取得中级职称的民营剧团从业者就有60名。有的地方努力为民营剧团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如台州市各村都建立了老年协会活动中心,每个中心都有戏台;许多乡镇、村(社区)出资修缮了一批古戏台,新建了一批戏台,组建了一大批文化活动阵地及“戏迷角”。各级政府的精心扶持,使浙江的民营剧团越来越兴旺。

在新形势下,迫切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规范市场方面出台新的措施,包括加强对演出市场的监管,对无证演出、假证演出予以查处和取缔,保护遵纪守法剧团的利益和积极性;对演出经纪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培训,进行登记备案统一管理,依法查处“黑中介”和欺行霸市的行为,净化市场环境等等。

第二,需培养大批甘于在农村从事戏剧事业的演艺人才。

过去,各地政府部门创办了不少艺校,在中小学中开设艺术培训课,在乡镇文化站开办短期速成培训班,为民营剧团培养了大批人才,并鼓励艺术院校毕业生向民营剧团流动。国有剧团也常采用“柔性流动”的方式,在本人自愿和无本团演出任务的情况下,通过签约参加民营剧团的演出。

然而,面对现下越来越重的“人才荒”,过去那种人才培训与交流方式显然不够了,需要从根本上、多方面地解决民营剧团的演出人才问题。其中,建立人才的培养体制与机制最为关键。目前艺术学校的办学重点和方法,主要是为城市输送人才;要改为向农村输送人才,须从招生开始就明确培养方向,专门招收愿到农村民营剧团去演出的学生,给他们以政策优惠和扶持(如免费入学),吸收农村青年投身新的就业岗位。要大力表彰和奖励愿去农村民营剧团演出的国有专业剧团富余人员,适当给予经济补贴,并设立相关荣誉称号以资鼓励。还要建立规范的民营剧团用工制度,对随意跳槽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制裁,保证人才市场有序和规范运作。

第三,需要推动剧目建设,鼓励创作适合农村演出的剧本。

针对民营剧团缺少新剧本的现象,近年来省剧协的“浙江编剧中心”组织编剧为民营剧团提供剧本,把他们多年来创作的适合农村演出的60多个剧本以最优惠价转让演出版权。这样做,既解决了国营剧团剧目被侵权的问题,也缓解了民营剧团的“剧本荒”。有些剧作家更表示愿根据民营剧团要求写一批剧本,供他们使用。

不过,开展这项工作尚有很大难度。民营剧团对新剧本的需求虽然迫切,却无力承担排演新戏的费用。笔者建议政府每年确定一批新剧目,提供一定的经费作为民营剧团排新戏的经济补贴。同时,可采取由政府替民营剧团买断编剧著作权的方法,为民营剧团解决版权费用的开支,以促使剧团顺利排演适合农民口味的新戏。

第四,需要推进行业管理模式,维护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行业管理是做好维权和保障工作的利器。有了这样一个组织,就可以在行业自律、维护权益、人才交流、专业培训等方面发挥其他部门无法替代的作用。温州市1999年就成立了“温州市戏曲民间职业剧团协会”,现有会员1000多人,在从业人员的生活发生困难时,协会为他们排忧解难;在班主拖欠工资时,协会出面进行协调。嵊州市越剧团行业协会已成立八年,每年都召开民营剧团会议,为民营剧团创造了一种互相鼓励、互相监督、公平竞争、合作发展的良好氛围。这种行业管理的好方法应该得到普遍推广。创建全省范围的“浙江省民营剧团协会”和“演艺人协会”等各级行业协会,也应该及早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