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圈”:瑞典社会民主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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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学习圈有着100余年的历史，它形成了非正规学习的主干部分。这种非正规学习的形式被称作“大众成人教育”，由政府支持但是由非政府组织运作。瑞典能够从一个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学习圈”在其中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今日的瑞典，学习圈是一种最常见的成人教育形式,也是瑞典能成为社会最为稳定、生活质量高居世界榜首之列的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学习创造奇迹
瑞典学习圈的传统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众运动和组织，即工会、各种政治组织、禁酒社团、农场主运动以及其它社会组织。瑞典当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大多数的人口居住在乡村，人均受教育水平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很低。他们的利益组织认识到，为了提高其成员的利益，要尽可能让他们参与学习，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对个体而言，成为一个能力强的公民很重要；对组织而言，拥有受过教育的成员也很重要，因为受教育的人越多，组织越强大。
瑞典学习圈正式产生在1902年。当时奥斯卡・奥尔森（Oscar Olsson）报道、撰写了第一个学习圈的内容，并发展了关于学习圈的观点和理论。奥斯卡・奥尔森和陶行知一样，对教育实践、理论和哲学方面都有探索。他的理想是：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教育自己。学习圈中的参加者在学习聚会期间都应该选择自己的阅读文献，自己做些准备，积极地与其他参与者一起交流他们的知识。同时，学习圈也是一个民主的论坛，参加者自行决定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奥斯卡・奥尔森认为，学习圈的目的并不是积累事实性的知识，而是培养和创造一种持续探索、质疑的精神和学习气氛。他有四个关于学习圈的基本观点：学习费用应是廉价的，不应该有任何人仅仅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学习；学习方法应是简单的，每个人都能参与，无论他（或她）以前的教育程度如何；参与者都是平等的，都有相同的机会来表达自我，在规划学习方面都有发言权；书本和图书馆在学习圈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他还强调学习的娱乐性。
渐渐地，学习圈成为了一种廉价并且有效的方法。在许多方面，这种成本较低、由业余爱好者担任组织者的学习圈，要比成本较高、由专业老师组成的学校教育更加有效。因此，对许多人而言，学习圈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同一组的人们在学习圈中持续学习许多年，在每学期或每年后再一起决定下一步要学习些什么。许多仅受过六七年学校教育的工人和农民，就是从学习圈获得了关于社会、经济、管理以及如何参与地方政府活动等的一些理论和实践教育；也有人后来成了议会成员、贸易联盟的领导以及工会组织和政党的领导。
另外，参加学习圈是自愿的，没有人被强迫去参加这项活动。学习圈通常由5～10人组成，这种规模能够让每个成员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多数学习圈一周聚一次，每次两到三小时，并持续两到三个月；参加者是平等的，只有一个人主持，大家要坐成一个圈，这也是学习圈名字的由来。参加者一起决定学习的目标、内容，读什么书，如何在团队中合作等。整个团队对学习成果负责，不允许学习圈之外的人来凌驾于参加者之上。学习圈的活动主要在晚上进行，因为这个时段大多数人都能够参加，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学习圈活动是在白天进行，主要面向失业或年长的市民。
低投入的政府支持
1912年，瑞典政府决定通过帮助筹资购买学习圈成员们所用的书籍来支持学习圈的活动。政府的支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政府支持那些属于国立组织的学习圈；当一个学习圈启动时，他们可以向其总部申请款项来为参加者购买书籍（政府付一半的费用）；当学习圈结束时，他们可以把书归还给当地组织的分支机构，在分支机构这些书被储存在“学习圈图书馆”里。当另一个学习圈想要学习同样的主题时，他们可以从图书馆里借到这些书。村里或镇上的其他人也可以从这个图书馆里借书。这样，这些“学习圈图书馆”就变得愈来愈大了。这是一种低投入的政府支持，不但对于个体的学习圈，而且对于当地图书馆的发展，以及对于综合的社区学习都很重要。后来，这些图书馆逐渐成了遍布全国的公共市政图书馆的一部分。
大致在20世纪初，一些国有的组织开始为其成员安排学习圈活动。为了响应政府的支持，一些专门的学习协会成立了，第一个是成立于1912年“工人教育协会”（ABF）。政府对学习圈不断增加的支持使其得以快速地发展，也产生了更多的学习协会。
2004年，瑞典政府投资13亿瑞币（瑞币与人民币大致等值）支持9个国家级学习协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成人教育委员会就开始负责分发政府津贴，并对学习圈的活动进行跟踪调查和评估。委员会是由学习协会和民众中学组成的（民众中学在瑞典被称为“大众成人教育”的第二个分支），这也就意味着学习协会和民众中学共同决定如何在他们之间分配政府的津贴。
但是，学习协会要符合政府规定的一些最基本条件，方能得到财政的支持。得到政府支持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每个市民不管收入多少，都有机会参加学习圈。政府通过学习协会支持学习圈的基本条件是：学习协会在满足所有类型的市民需求方面要比政府更有效，运作更灵活，成本更低。更为重要的是，每个学习协会要根据其成员组织而确定自己的理念和内容。例如宗教学习协会应该更容易吸引来自宗教团体的成员；工会学习协会则应该更容易吸收产业工人。
从学习圈生长起来的社会民主
瑞典形成大众的、非政府的组织的传统已经有一百多年了。瑞典被称为“一个组织型的民主”，其也被瑞典前首相奥罗夫・帕尔梅称作“一个学习圈的民主”。
在瑞典，人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许多人中都存在着一些特有的问题、需要或兴趣时，就会形成一个组织机构，选出一个董事会，写一个政策陈述，为成员创办一个小的期刊，组织一些集会来吸引更多成员等。如今，他们也会在网上开办他们的网站。有时，在全国的许多地方会创建同样种类的地方组织，这些地方组织通常会联合成为一个有着地方分支机构的全国性的组织（联盟或协会）。一些这样的组织已经发展成为商业性的企业。瑞典有成百个不同的国家性组织，其中有250个是属于学习协会中某一个协会的成员组织。
瑞典学习圈遵从的哲学是：所有的居民都是自由和独立的个体，他们有权参加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动，但同时也对社会负有共同的责任。学习应该提供全面的方法，应该激励好奇心和批判思维，并成为终身学习关键过程中的一部分。
参加者之间的聚会和讨论是学习圈最具典型的特征。学习圈发展了一些对话的文化传统。比如：容忍不同的观点，尊重基于事实的辩论，尊重所做的决定。这也是学习圈开展工作的基础，每个参加者对形成和规划学习圈有很大的影响。
1947年，瑞典出台了一部政府支持学习圈的新法律，规定每个学习圈在完成基本任务后，能够从政府那里直接获得财政支持，这种支持的费用要比以前高得多。经历了二战，瑞典政府不想让极权主义组织来影响它的人民。在此情况下，学习圈由于它的“对话商讨”文化而被看作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措施。
政府支持大众成人教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学习圈对社会民主发展的贡献。政府呈报给瑞典议会的1998年提案中写道：“今天大众成人教育的角色仍然是捍卫、激发和发展民主......民主的生存和活力必定建立在民主的文化基础之上。这种民主文化是以对话、讨论和参与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民主的生存和活力还包括一些创建民主制度所需的价值方面的知识、条件和一些机构。给予大众成人教育成长的机会--从本质上说就是加强民主文化、缩小社会成员的知识和信息差距。大众成人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它能够创建聚会的场所，以此来改变和填平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以及人类和技术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