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差”为什么不是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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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顺差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经济学自诞生以来便一直关注的问题。近代经济学最早的学派――重商学派便起源于对贸易顺差的关注。在重商主义者看来，所谓财富，就是贵金属。一国的财富和国力体现为该国政府和国民所拥有的贵金属总量。它既取决于本国的金银产量，也取决于贸易顺差带来的金银流入。在重商学派看来，顺差使本国的贵金属存量增加，逆差使之流出。前者意味着国民财富增加，国力增强，后者则相反。因此，多卖少买才是富国之道，贸易顺差可谓越多越好。

重农学派一改重商学派对金银的崇拜，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创造价值的领域，把创造价值产生财富的发源地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亚当・斯密更是清楚地指出：物质产品的生产才是财富产生的源泉。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源于资源禀赋差异而产生的分工与交换的需要，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基础上的。在对外贸易中，产品的流出和贵金属的流入，不过是两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已，因此，贸易顺差并不是增加一国国民财富的手段。从贸易顺差获得的外汇储备，不过是他国开给本国的一堆借据而已。一个国家如果过多地或长期地将其国民收入借给他国使用，对于本国经济发展而言，显然未必是好事。

如此而言，岂非贸易逆差更好?诚然，如果本国货币就是世界各国孜孜以求、可以作为外汇储备的世界通货，那么，贸易逆差对这样的国家来说，意味着该国可以通过支付本币借用他国国民收入以提高本国消费或投资水平。如此，贸易逆差还真不算是坏事。问题在于：即使是这样的国家，长期贸易逆差也将损害其国际信誉，不能长久维持。因此，就贸易收支或者更广泛的国际收支而言，从长远看，各国均应以维持大体平衡，略有顺差为宜。前者，大体上保障本国国民收入能基本上用于本国消费和投资，后者，主要是考虑应付国际支付上的周转需要及不时之需。

在我国，计划经济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里，争取更多外汇从而获取贸易顺差，一直是外贸部门的重要政策目标。原因很简单：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大量关键设备、技术以及部分重要原材料，需要从国外进口，西方国家长期对我国实行禁运封锁，即使允许进口的产品，也基本上要以现货交易方式进行。因此，每年通过出口能换取多少外汇，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当年建设计划完成的可能。正因如此，出口具有了重要意义。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现“软着陆”之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另一趋势：经济增长率回落，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内需求不足，亚洲金融风波使我国经济的外部需求也大幅度萎缩。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政府出台了以国债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不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此外，2001年底的入世带动了我国的进出口增速大幅提升，我国经济在出口扩张的带动下，逐步实现了增长率的快速反弹。因此，“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在内外需求不够充足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它是在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实现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结构扭曲：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疲软，拉动增长主要依靠增加投资。

依靠投资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其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投资弥补了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拉动了增长；另一方面，投资必然形成新生产能力，要求更多的需求与之相适应。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赶不上生产能力扩大的情况下，企业自然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出口中，加工贸易所占份额一直超过一般贸易的份额。可是，自2004年起，一般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加工贸易出口所占比例不断下降。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不断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对国际市场需求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贸易顺差不断攀升也就难以避免。

持续攀升的巨额贸易顺差，固然反映了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劲竞争力，但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高度依赖。它不利于我们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巨额贸易顺差是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为国内民众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所分享。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国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民族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我国产品出口中的相当部分收入并没有转化为本国居民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巨额贸易顺差就更值得政府严重关注了。

目前，我国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因此，要改变目前的巨额贸易顺差状况的治本之道在于，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全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自主创新。这显然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积极努力，却不是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

(摘自3月12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