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创建50周年回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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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坚持发扬“鲁艺”光荣传统“一手伸向民间，一手伸向西洋”，落实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时任东北音专校长的李劫夫，根据本院和全国的实际情况，率先提出：必须冲破学院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将民族唱法纳入音乐学院的正规教学！他说：“民族唱法是最能直接表达人民的心声、最受老百姓喜爱的，也是社会上最需要的，她必须提高，必须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路子”。他考虑把“土唱法”放在声乐系，用洋唱法训练，不是一回事，一练就“走样”，保持不了民族的风格特色。所以他主张“另起炉灶”，并决定在东北音专开设民族声乐专业。调一批掌握民间音乐和西洋唱法的老师从事教学和研究，使民族唱法教学不断正规化、科学化和规模化。于是，他一面派人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并拿出了具体的《民间演唱专业教学实施方案》，一面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据谷音、付景瑞合编的《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一集中记载：“‘1956年1月11日，东北音专报请文化部成立民族音乐系。下设两个专业（民族器乐和民间演唱）’；‘2月6日中央文化部（56）文钱校音字第9号批复：完全同意你校设立民族音乐系，可设民族器乐和民间演唱两个专业，并领导民间音乐教研组的工作’；‘1956年3月，东北音专民族音乐系正式成立，任命路逵震为民间演唱教研组主任’”，学校为此举办了空前隆重的庆祝大会和音乐会，文化部、辽宁省和各地相关院团都来人祝贺，称民间演唱班的建立是我国民族声乐史上的一个创举。

因为东北音专很快就要改制为沈阳音乐学院，所以民间演唱专业的学制为五年，面向全国招生，前后两届共招收了7名学生，培养目标是：“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特点的又红又专的民族声乐歌唱演员”。其课程设置除文化共同课和音乐基础课与其他专业相同外，主修专业课开设了声乐、民间音乐、唱词表现、戏曲打击乐和形体课等。

1957年2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中央文化部专门指定沈音演唱班的陆逵震主任向大会介绍《民间演唱专业的试办情况》，由我作汇报演出，引起与会专家极大的兴趣和关注：除一部分人坚决反对外，多数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必要的尝试，好得很，并且有人还建议该专业可从附中办起。会后中央音乐学院的汤雪耕、李木先，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品素、鞠秀芳和其他兄弟院校的刘亚琴、武秀芝、琚清林、王翘玉、叶素、肖淑云等等老师纷纷在各自的院校办起了不同形式的民声专业。

1961年在文化部的教育工作方案中，将民间演唱列为了音乐院校的正式专业，并定名为“民族声乐专业”，从此民族声乐专业得到了国家的正式认定，在全国的高等音乐院校中有了合法的地位。

1958年，由于某些人的偏见，演唱班的七名同学，有的赴外地进修，有的改行，有的因学校体制变更，以“同专业便于领导”而合并到声乐系，刚刚破土且具有生命力的幼苗，就这样夭折了。当我和王亚南满怀信心地从上海和北京“留学”回来时，我们的“家”已不复存在，民间演唱专业已名存实亡了。这是该专业的第一次波折。

取而代之的是1958年9月由王其慧、郑肃兰负责在附中声乐学科创建的民族歌剧班（“小科班”）。试行从初中到大学毕业的九年一贯制或十年一贯制。从1958年开始，先后招收初、高中学生百余名，培养有民族音乐功底的新歌剧演员、独唱演员等民族声乐人才，开设了戏曲（“打底”）、声乐（辅助）、新歌剧、古典和民间舞、打击乐和副科乐器选修等课，学生边上课，边排练演出，在全院造成了相当大的声势。

由于声乐界的“土洋之争”始终没停止过，所以1963年，有的院领导提出：“不要分什么你是民族的，他是西洋的，大家都是搞民族的”，教师和学生都要“能洋能土”。还由于歌剧班自身对中学生变声期没有准备，认识不足，一年以后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声音嘶哑（特别是男声），还没等对变声期问题做出全面总结，就把一大批处于变声末期的学生“处理”了，给民声教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又是一次波折。

1960年我和王亚南从沪、京返校后，在本科声乐系和王其慧我们三人又重新开始了继续培养民族唱法的学生，后来，原附中歌剧班的老师也合过来，做为一个教研组附设在声乐系直至“”开始。

回顾“”前的十年实践，沈音创建民间演唱和民族歌剧班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专业特点是突出的，不但对本专业，同时也对全院的声乐专业以后的教学，教改起到了促进作用，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坚定的本专业的教学骨干，向社会输送了一批受到群众欢迎的民族声乐演唱人才，虽然两个班的学生都没有完成预订的教学计划和学制年限，但是十年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办学和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意义和影响也是无可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