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致和”作家不是身份或头衔,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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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定义像何致和这样一个写作者的身份。他在台湾文化大学兼两堂课，教写作课，班上十分之一是陆生；他忙着写论文，即将拿到辅仁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如今每日上午都是论文时间；他翻译了数部欧美长篇小说，如《巴别塔之犬》、《时间箭》、《白噪音》等，大陆简体版沿用他的译本；他出版的几本书都受到一定关注，其中《外岛书》更被外岛（注：外岛指台湾本岛以外的其他岛屿）东引人视为代言，是去当地的配备小说。
李昂打趣他是台湾少数待在家里写作，由老婆出去上班赚钱养家的作家，实践了女性主义的主张。何致和不介意，还笑言，“当然我翻译也有贡献一点收入啦，只是没我老婆赚得多。”谦虚、随和，这是与他接触的第一感觉。访谈第一个问题答完，他竟极诚恳的问，“讲完了，会不会讲太多啊。”
四月他带着新作上了《印刻文学生活志》杂志专题封面。蔡逸君、甘耀明等撰文推荐他的新书《花街树屋》。
以童年挚友自杀为起点，主角开始回溯和解码现实生活点滴和童年记忆，通过一种曼妙的节奏，对讯息进行不断的解构、重组、拼凑，最后是戛然而止为高潮的完整。《花街树屋》是一个关于孩子逃亡的故事，一本关于自由、反抗的成长寓言，一次“幽默兼悲伤，宁静却澎湃”（蔡逸君言）的阅读之旅。这是他以经验开枝散叶，通过“充满汗臭味的脑运动”写就的诚意之作，也是何致和为作家梦想交出的用心答卷，一部目前他创作生涯中的惊艳之作。
翻译，要还原“文气”流动的力量
如果一定要给何致和现在的工作角色排名，翻译应该是第一位，因为除去写作，他更多时间是用在翻译上。他以翻译为业来支撑自己的作家梦，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好的翻译者。
迄今为止，他已翻译十余部欧美畅销小说，这些小说的大陆简体版几乎都选择沿用他的译本，如卡罗琳·帕克丝特的《巴别塔之犬》，马丁·艾米斯的《时间箭》、《夜间列车》，另外还有《猜火车》作者欧文·威尔士的小说集《酸臭之屋》、《侏罗纪公园》作者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时间线》等。
工作日的上午一般属于何致和的翻译时间。不过因对作品翻译质量要求高，他译出一本书的速度并不很快，《白噪音》就译了将近一年。他说这和他的翻译观有关系，他希望翻译的作品能尽可能让读者在阅读时不会感觉到太多障碍，最好有像读原作的那种感觉。
“我比较倾向隐性翻译。”何致和说。他认为翻译对原著作基本的忠实不可少，但翻译者还该注意的是作品的“文气”。如果原文本身是很流畅的，读者在阅读时会感觉到有股很强大的力量在里面流动，那么在翻译的时候，就应该去试着想办法来还原这种文气的流动力量。对翻译来说这其实也是一种忠实，因为翻译不等同于字与字、句与句的简单对应。
台湾出版业的现实情况，决定了何致和没有那么多权力去选择翻译什么作品，但是他仍有自己的坚持，选择翻译的基本都是自己欣赏的作家的著作。若遇到非常中意的，比如《白噪音》和《时间箭》，哪怕不容易，他也会努力想办法争取到翻译机会。
在何致和简单的生活中，如果说翻译是主业，是生活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写作对他来说，则更像是一种生活本身的意义。
当作家是梦想，不可以轻易放弃
平日里，何致和每天的工作主要切成两部分，上午翻译，下午写作。他把自己的主业说成是翻译，因为那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以往每年都可以译出一、两本作品。最近因为要准备博士论文，所以翻译只好暂时搁下，转为论文时间，下午仍是雷打不动的写作。
尽管已经出版了小说集《失去夜的那一夜》，长篇小说《白色城市的忧愁》、《外岛书》等，他仍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职业作家。“我的基本战略是用翻译去支持创作，完全是不得不如此为之。”
就好像梦想与现实总是存在着距离一样，写作在满足理想追求的同时，也不能够恰好契合生存的需要。不过何致和想得清楚透彻，他认为既然从未考虑过以作家这样一个身份获取什么实质利益，那么市场如何就不在自己关心的范畴了。
“每个喜欢阅读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梦想当个作家吧？”对何致和来说，就像喜欢打篮球的人会梦想成为姚明，喜欢打棒球的人会希望成为王建明一样，想当作家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对如今的写作生活，他有着一种感恩当下、乐在其中的幸福感。“从高中开始的梦想，到三十几岁才勉强算实现了。所以，不管社会文化风气如何转变，出版市场如何每况愈下，这个梦想都不可以轻言放弃的啊。”他这样说道。
尽管成为作家是梦想，但向不认识的人介绍自己时，何致和大都会说他在做翻译，而不会主动说自己是作家。“写作大概五年才出一本书，稿费可能还不够付在咖啡厅写作喝掉的咖啡钱，所以写作不能算是工作。”
《外岛书》三十万字，写了八年；《花街树屋》十八万字，写了五年。按理《外岛书》出版后两年《花街树屋》就该写完，但这之间何致和有了小孩，他开始承担起奶爸的工作，因此创作被耽搁了两年多，而这也恰是《花街树屋》的幸运，因为女儿的出生，给何致和带来了意外的灵感和构思，他开始思考更多，这本书也因此多了更丰富的重量。
“嗅得到大脑臭汗味的作品”
何致和的作品大多是以经验为种子，他将它灌水，等它逐渐发芽长大，直到延伸庞大，长成一整片森林。他擅长于将老梗话题，经由自己的方式处理后，展现给读者不一样的故事和力量。
在东引当兵的经历，就成就了《外岛书》。当地人将这本书视为发声之作，何致和说他“很心虚，因为我在那里只生活两年，只能算是过客，没资格替他们代言什么。”所以他开始想应该写一下自己的根，自己从小生长到大的地方，于是《花街树屋》的背景就有了。女儿的出生是这个故事得以成型的一部分原因，因为何致和要在家带小孩，陪着孩子长大的他觉得自己好像也重度了一次童年。但当他回忆过去时，发现那些曾属于自己的童年时光在记忆中已经变得残破零碎，很难再串起来，于是引发他从记忆方向去书写小说的灵感。
这本书的小说情节和个人成长经验的关联，似乎就是这样纠扯不清的。何致和说小时候他家附近也有个树屋，但不是他盖的，那棵树也没那么高。小时候的确看过红毛猩猩，但根本连摸都没摸过，更别说去救走它了。这些经历和一些不那么相关的事件发酵，通过文学的虚构延伸，才是《花街树屋》最终的故事。
文学作品大多来源于现实。何致和显然也很看重真实带来的情感体验与文学虚构的融合，他说，“因为小说本身是虚构的，而记忆在太长时间过去后，已不那么确定，甚至也变成虚构的了。用追忆的手法去写小说，等于是一种双重虚构，而能够被这双重虚构淘洗所留下的，也许不多，但那一定最强大最撼人的真实。”
《花街树屋》显然就有轻易引感共鸣的真实。涉及自由、压抑、反抗和界线，谈到婚姻生活、孩子教育、都市变迁，故事背景还提及一些“大事件”，如党外运动、政治人物与城市改建、社区文化保存运动……不过这些看似庞大琐碎的话题，经过何致和的文字处理，却仿若深海里的暗涌，各个漩涡都饱含力量却又不失恣意自然，不至于喧宾夺主，更不至于浅薄刻意。读这本书，很像是被何致和领着穿越时空，随三个不同家庭背景和性格的男孩，再度过他们的少年、青年、中年，最后在故事结尾回到现实，而再回想起遥遥呼应的开始，内心只感觉一种难言的怅然。从这点来看，何致和对小说创作节奏的成熟掌控体现得淋漓尽致。
何致和对“作家没有下班时间”这样的说法感慨良多。对那些对自己有高要求的写作者来讲，小说的细节确实是十分挑战耐性和时间的。当作家要完成一件作品，尤其是思路卡住的时候，需要无时不刻地想，带种强迫症式的执着，甚至连做梦都在想。但痛苦的大脑思索，可能最后也不过是作者轻描淡写的一句“不敢说满意”。而《花街树屋》精彩之处也体现在这些细节和字句之间，读者阅读时能不时发现一些巧妙又贴切的修辞比喻。比如在书中，何致和将朋友翊亚弹琴的两只手分别比喻为受惊的蜘蛛和漫步的白鹭鸶，弹琴的样子仿若立刻呈现在读者眼前。在某个时刻，他将主角母亲态度的转变与电视机的消音联想在一起，电视机的开关恰好对应着母亲变化的契机，当阅读时进入语境，会发现这些看似平常的联想，其实是最为形象、最能打动人心的真实。
尽管8月份才出版了《花街树屋》，何致和却已经有新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谈到自己现在的生活，他的描述是“无法想象的单调”。通常是白日翻译写作，写作每天固定三小时，顶多写五百字左右。晚上带小孩，等孩子睡着后他会看点书，上上网。假日会去骑单车，爬山和游泳。讲到最后，他打趣自己“唯一的兴趣就是在大卖场里寻找台币三百元以下可以喝的便宜红酒。”然而这样简朴规律的生活，却不妨碍何致和从那个由阅读开始追梦的高中生，逐渐成长为一个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的文学专业学习者，一个具有丰富想象力天赋又笔耕不辍的小说家，一个始终对作家身份保持理想式态度和距离的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