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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代晚期是中国青铜器的核心时期,它矗立于奴隶时代文化的巅峰,它的创造经验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各个不同的艺术门类,而且直接为西周前期所继承。尤其是商代晚期青铜器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为两周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使中国的青铜文化达到了第一次高峰。
关键词:商代晚期 断代 分期 青铜器
与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时代大致相当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因早中期的青铜器发现不足,尚难明确判断其上限。而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发现的器物较多,自武丁至帝辛时期已可系统地进行分期研究。
商代青铜文化共分早、中、晚三期,而关于商代晚期的上限,目前还存在分歧。学术界主流观点有两类:一是殷墟文化即商代晚期文化;一是从殷墟二期即武丁晚期开始才是晚期文化。而在此基础上关于商代晚期青铜器分期也存在很大争议。关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分期问题主要包括:邹衡在《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中的四期说;张长寿以1976年前出土的青铜器为基础将其分为三期;还有马承源在《中国青铜器》中提出了前后两段说;朱凤瀚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中提出了“三期五段说”等。以下将根据史料和考古发掘的成果对商代晚期青铜器进行分期与断代。
一、断代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事较详细:“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思复兴殷,至武丁得到了傅为相,而后才使殷道复兴。”
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了控制力,诸侯不朝。经济上不贡赋,政治上不从属,所以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须在武丁的文治武功经营的相当时期才能达到,武丁一即位不可能马上出现繁荣的青铜文化,所以武丁晚期才是商代晚期的上限。
二、分期
文献记载,自武丁至帝辛,商王朝出现过三次明显的起落:武丁至祖甲是第一次由兴及衰,由于帝甲,殷复衰;廪辛至文丁,又出现由盛及衰过程,至文丁时,殷益衰。帝乙,帝辛,殷墟文明渐趋灭亡,并日益被西周文明所取代。
再结合殷墟文化中所出土的陶器,铜器以及挖掘的铜器墓,根据器物的形制、种类和纹饰可将商代晚期青铜器分为三期:
第一期:武丁晚期,祖庚,祖甲时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
本期铜器以殷墟妇好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等出土的为主:新器类有罐鼎,鬲鼎,、簋、方爵,方卣,壶形以及斗,弓形器等。食器;鼎,足开始用柱足,上下粗细基本接近,多竖足,耳足多半是五点对称。分档鼎较流行,器多直耳,口微敛,柱足较矮。而且妇好墓中出土了扁足方鼎,此器型仅见于殷二期;簋腹深且圈足矮,无耳;,直耳深腹,腹壁近直,还出现分体。酒器:卣,出现方卣和形卣,如压矣卣。长圆卣多细长颈,粱与器连接处在腹部。觚,新出现高体细腰觚,且圈足变高,自口至底满花纹饰,以云雷纹衬地,并出现扉棱;方彝在本期出现,但妇好墓中方彝无圈足;爵,凸体爵增多,双柱开始移至口上近流处,流为窄短,尾较低平;觥,分圈足、柱足和牲形觥,本期觥流腹下多有扉棱。花纹中,新出现了蝉纹,蚕纹,变形夔纹,云雷乳钉纹及三角纹等。而且,本期花纹以细线纹为主,大多数主题纹饰和地纹还在同一个平面,部分器类用云雷纹衬底。以前盛行的流动体式的饕餮纹已不多见,而身作二列延长,尾上下钩的饕餮纹在本期晚段出现。本期还出现有铭铜器,但铭文多半是族徽或其他图形文字。
第二期: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三期。
本期铜器以郭家庄墓中出土较多。器类中,方彝、方、觚形尊、觯等在本期开始盛行。食器:鼎多做柱足,有的并用兽头装饰,已接近兽足,锥足形鼎渐趋绝迹。耳稍外撇,耳足是五点对称,皆竖足。方鼎底略下凸,如子卫方鼎和亚址鼎较具代表性;簋,圈足变高,有耳簋增多,且侈口圆体簋上兽首多上翘,如爰簋;,腹变浅并且多联体,的甑部多侈口,鬲部肥大,多饰牛角兽面。酒器:罐形已较盛行。平底爵较少,凸底常见。觚变得更加瘦长,并且开始出现方觚。卣,腹部圆隆,最大径在腹中心位置,圈足较矮且下有台阶,还出现装饰华丽的亚址卣,很具代表性。弓形器已经比较流行。在技法上,或用复线雕刻,或用平地凸起,一般多用云雷纹作地,三层花纹多见。饕餮纹中流动体式已经绝迹,前期盛行的双身尾上卷式已接近尾声。最突出特征是双身尾部多半向下卷。铭文本期仍不多,有铭者多半一个或几个字,笔道开始有波桀且刚劲有力。
第三期:帝乙,帝辛的时代,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
继承了殷三期,食器:鼎,足除柱足外,并出现了上下粗中间细的兽足,器长宽比例变小。鼎、等器的腹部已相对变浅,流行双耳簋,并且簋的耳下垂有钩形小珥或长方形垂珥。酒器:平底爵罕见,凸体爵都作深腹,腹壁多半较直;卣,以椭圆大腹细颈为主,最大颈在腹中间,如六祀其卣。酒器中还盛行壶形、分裆,觚形尊。兵器:铜戈出现短胡及一穿,二穿新型。本期花纹中,回首夔纹和口部上下相对钩的夔纹,似乎在中段盛行。铭文中已出现短篇,字数多达数十字者较多,笔道多半有波桀,如二祀其卣,铭文多达三十九字。
以上三期与前代相比,出现了很大的不同。首先铜器的种类,形制,数量较之商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而且方体器大量出现。此外,鼎足开始渐转向柱足,部分圈足酒器呈三段状,如尊、觚等。其次,此时是青铜纹饰之极盛期,花纹显得丰富多彩,富丽堂皇。本阶段以三层花纹为主,纹饰主次分开,主题花纹突出,底纹衬托,有浮雕之效果,此乃晚商花纹之创新。同时还出现了扉棱和不少新的花纹,兽面纹为主要纹饰,形式渐趋于统一,其中用于地纹的主要是云雷纹,用于边界的以弦,连珠纹为多,这些花纹往往对称分布,或四分或三分依器而定。第三,至本期开始,有铭铜器开始出现并有所发展,尤其在殷墟文化后段,铭文加长,内容趋向记史,据此已能确定一批绝对年代可考的标准器,如传世的廿祀簋、廿祀方鼎、十五祀小臣犀尊、小子卣、其诸器和出土于安阳后冈的戍嗣子鼎等,这是商代早中期没有出现的现象。
通过上述比较研究,可以更明显的看出武丁晚期之后商代文化较之前期有很大的发展,更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商代晚期的断代可以从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中得出明显的结论。
参考文献:
[1]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4]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夏商周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