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传媒对当下文学的“聚变”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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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下文学因多元传媒格局中影视等强势传媒的主宰而发生向强势传媒聚合、靠拢的鲜明变化。这一变化可称之为影视等强势传媒对当下文学的“聚变”效应。具体说来，这一“聚”变效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传统的纸媒文学从整体上向影视传媒看齐，汲取影视传媒的某些优点做出适时适当的改变；二是当下文学的作家、作品、读者等要素向影视传媒靠拢，借鉴影视传媒的某些长处做出适应性的变化与革新。
[关键词】影视传媒；文学创作；“聚变”效应
在信息时代，强势传媒似乎可以君临一切，它直接介入社会的不同领域，介入千家万户，今天完全不受强势传媒影响的人微乎其微。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无不感受到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以及电脑网络对我们的包围，尤其是电视、电影以及电脑网络等强势传媒构成了我们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宏伟景观，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当下文学一方面因传媒的多元共生而产生裂变和分化，另一方面又因影视等强势传媒的主宰而发生向强势传媒聚合、靠拢的鲜明变化。这后一变化笔者称之为强势传媒影响下的文学“聚变”效应。影视传媒对当下文学的“聚变”效应尤其明显。在影视传媒的强力影响下，发生了当下文学向影视传媒聚合、靠拢的适应性改变，这些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作家的“触电”；作品的图像化；读者的娱乐化；传媒批评的兴盛；文学的技术化倾向。
“聚变”效应首先表现为作家“触电”。作家“触电”是指作家追求文学作为光电媒体的脚本的实现，作家对纸面文学影视化的热烈追求，这正体现着文学创作主体对强势传媒作出的主动适应和改变。随着纸面文字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作家一度被冷落的身份得以彰显，作品的价值得以大幅度增殖。莫言的《红高粱》、王朔的《过把瘾就死》、苏童的《妻妾成群》、池莉的《太阳出世》、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都被改编成电视或电影。还有海岩、刘震云、北村等一大批作家的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影视。没有人准确统计过，究竟有多少作家的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我们只知道这个数字肯定是惊人的。
“触电”的作家不仅只有活着的作家，还有早已作古的作家。文学史上能够找到的所谓知名作家的经典名著大都被改编成影视，许多作品还被改编成多个影视版本。改编者也不问一问已经仙逝的作家是否愿意“触电”，就迫不及待地电他一把。随着纸媒文学的式微，传统的经典名著的确备受冷落，但经过这一“触电”的过程，死去的作家似乎还魂复活了，衰败的文学经典绽放出满园春色。传统的四大名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这是因为影视把它们送进了千家万户；年青一代已经陌生的《青春之歌》《红岩》《烈火金刚》等作品经因影视的传播，也重新焕发出它们的魅力，也被年轻人所喜闻乐见。
“聚变”效应其次表现为作品的图像化趋势。在读图时代，无论你是作家还是作者，在创作之前，头脑中往往充斥着大量从影视网络传媒中获取的图像素材、叙事模式和结构框架。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些东西总如影随形地影响着你的创作。由此，“艺术源于生活”的传统观念受到空前挑战，“艺术模仿艺术”似乎成为许多创作者心照不宣的共识。表面上写着小说，实际上大量运用着剧本的写作技巧。在提笔之前，头脑中就先入为主地考虑着是否有影视改编的可能。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作家们纷纷以图像化的方式，一边向影视暗送秋波，一边悄悄从困境中突围。
文学作品语言高度感性化，表现图像、身体、场面和景观的语言比例大幅提升，表现意义、价值、思考、心理的语言大幅缩减。一方面，我们在文学文本之外的日常生活中被种种“外显的图像”所包围；另一方面，当我们进人文学作品文本之内时，又发现此处依然存在一个斑斓的图像世界，这可称之为藏于语言之中的“内隐的图像”。这种“内隐的图像”并非今天才有，但就在今天，它特别多，特别突出，特别显眼。在这些作家的小说中，非常注重画面和时空的转移，注意场景交代，注意人物外貌、表情、体态的叙写，注意情节的好看和视听效果，近乎照搬影视剧本创作的那套法则。为了迎合这种“视觉化写作”，一些文学期刊推出了“好看小说”“视听小说”等栏目，一些出版社还专门推出“好看文丛”，怂恿作家们创作这类小说，满足读者对“视觉化写作”的需求。
尤其值一提的是，近年来流行的“身体写作”，其实就是“内隐的图像”在创作中的最好证明。从“个人化写作”到“私人化写作”再到“下半身写作”，从“美女作家”到“作家”再到“美男作家”，从“木子美”到“竹影青瞳”再到“流氓燕”，“身体写作”吆喝的是“身体”，叫卖的是“身体”，展示的是“身体”；“身体”图像的展览从精神层面转向肉体层面，从上半身转向下半身，从展览公开部位到暴露私密部位，愈演愈烈。
“聚变”效应还表现为读者的娱乐化趋势。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一直被看做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而其中的意识形态性是一般属性，而审美性是特殊属性。文学以审美为根基，并且最终以审美为归宿；审美既是文学价值取向的内在规定，又是文学价值得以实现的桥梁和中介，而且审美本身就是文学最需要实现的价值。因此文学最需要有审美素养的读者，文学也最能培养和塑造具备审美素养的读者。但就在娱乐化的影视传媒的强力作用下，文学的审美价值变得日渐暗淡，文学的娱乐价值变得坚挺无比，审美的读者慢慢被娱乐的读者所取代。更多的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是想找乐子，是想寻求某种刺激，是想满足某种世俗的欲望。
审美的读者渐渐变成娱乐的读者。读者再也不想去进行有距离的深度审美，再也不想面对文学作品进行虚静观照和仔细品味，冉也不想在字里行间苦苦搜寻审美的诗情画意，他们甚至认为像以前那样逐字阅读是浪费光阴，是自讨苦吃。一切变得匆匆，漫游和浏览已成为流行的阅读方式。
传统文学的读者群在急剧萎缩。而传统文学在“万物皆著娱乐之色彩”的娱乐时代，在娱乐传媒的霸权统治中，也被娱乐化。这义使某些传统文学的坚定读者们也跟着被娱乐化。文学界正劲吹着“戏说”和“大话”风潮，经典作品纷纷被“水煮”和“歪说”，文学画廊中的经典人物形象纷纷改变了他们的典型性格，曾经无比庄严的文学圣殿披上了娱乐的霓虹。保尔・柯察金被描画成圣斗士，白雪公主“爱穿着高又泳衣去打猎”；少年闰土变为“古惑仔”；贾宝玉竟然对贾政的丫环说，“你别跟着我，我要去上网”；《背影》中的父亲会唱“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荷塘月色》里的“我”居然希望在荷塘看见MM在洗澡；《沙家浜》中的阿庆嫂变成了一个与胡司令和郭建光同时上床的。“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也为对象生产主体”(马克思语)，娱乐化的文学浇灌出娱乐化的读者，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大都变成了充满后现代意味的新新人类，他们最爱看周星驰《大话西游》式的无厘头电影，最爱读《Q版语文》《烧烤三国》这样的搞怪书籍，最爱写充满“爽歪歪”“酷” “MM”“东东”“886”“GG”“郁闷”“菜鸟”“晕死我了”“131420”“PK”“TMD”“灌水”等词汇的作文和日记。
“聚变”效应还表现为传媒批评的兴盛。按批评主体分类，传媒时代的主要文学批评形式是两种：一是传媒批评，一是学院批评。传媒批评指的不是新闻传播学中所讲的以传媒为对象的批评，而是以强势传媒为批评载体，以传媒记者、编辑、主持人、评论员、自由撰稿人为批评主体，以时评、综述、随笔、访谈、解说词等作为批评文体的批评形式。学院批评则是以课堂、学术期刊为载体，以大学教授为主体，以课堂讲义和学术论文为文体的批评形式。这两种批评并存于文学批评领域，但受影视传媒“聚”变效应的影响，文学批评被拉拢到强势传媒的豪华宫殿里享受着荣华富贵，地位尊贵而显赫，汇聚着超强的人气。能呼风唤雨，能灭人还能造神。而与此同时。学院批评成为娱乐化的大众所不屑一顾甚至讨厌的东西，它只能在寂寞的象牙塔中沦为圈子里的事情，自言自语，自开自败，对作家、读者和批评本身失去影响力。电视里的文化类节目、人物访谈、谈话节目，大众报刊上的文艺副刊、读书版块、文学专栏以及互联网上的文学网页和论坛，成为公众获知文学信息和文学价值评判的主要渠道。它们在前台占尽风光，而学院批评在后台忍受着寂寞。
在传媒批评的控制下，文坛显得热闹无比，韩寒、豆蔻、郭敬明等“新新人类作家”不断诞生；“70后”“80后”“90后”“晚生代”“胸口写作”“下半身写作”“作家”等概念名词鱼贯而出；“二张二王之争”“马桥事件”“王朔骂金庸”“余秋雨现象”等文学事件令人目不暇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穿越文学大奖”“玄幻文学大奖”等各种传媒文学大奖让人眼花缭乱。在传媒批评的作用下，读者受众记住了闪亮于传媒上的文学英雄，在种种文学事件中获得娱乐和猎奇心理的满足，在传媒人煽情的评论文字里建立自己的文学认同。电视上盛传《哈利波特》，读者便排起长龙购买《哈利波特》；电视上经常晃动着余秋雨的身影，余秋雨的读者便大幅增加；电视栏目力荐《狼图腾》，许多读者的案头便摆上了《狼图腾》。传媒批评的作用就是如此明显和迅速。而那些炮制传媒批评的记者、编辑、主持人、评论员、自由撰稿人们看到自己的批评产生如此的轰动效应，不禁暗自得意，觉得自己比那些老气横秋的职业批评家们神气得多。
“聚变”效应还表现为文学的技术化倾向。传媒的控制力在另一意义上即技术的控制力。当下文学还通过技术化手段求得与影视传媒的靠近以拓展其生存空间，求得新的发展机遇，求得文学各种价值的及时实现。这一倾向首先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一些作家、搞起了“活页体小说”“辞典体小说”“游戏体小说”等技术性极强的文本实验，体现了作家在文本创新上对技术的追求。其次，在影视技术的影响下，许多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有意或无意地体现出图像化、镜头化的行文技巧，这也是文学创作技术化的表征。如卫慧、棉棉、朱文颖、韩寒、郭敬明等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中，意识流、光与影、节奏、结构乃至音响等方面的表现都每每呈现着影视镜头语言的感觉。再次，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也呈现出技术化的倾向。在影视和网络等强势传媒出现以前，作家体验生活的第一渠道是在现实生活中亲自实践，进行直接体验；第二渠道是通过书籍报刊阅读相关内容进行间接体验。但影视传媒出现以后，世界各地的风景、民俗、社会概况通过影视呈现于作家的面前，作家足不出户就看到了世界的万千景象，不用亲自游览就看尽了世界的大好河山，不用生活实践和文本阅读就知晓了世界风情。这样，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直接体验让位于影视观赏式的间接体验，读文体验让位于读图体验。在这样的传媒技术语境之下，作家需要亲自体验生活的古老传统近乎土崩瓦解。
由以上诸方面可以看见，当下文学的“聚”变实际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传统的纸媒文学从整体上向影视传媒看齐，汲取影视传媒的某些优点作出适时适当的改变：二是当下文学的作家、作品、读者等要素向影视传媒靠拢，借鉴影视传媒的某些长处作出适应性的变化与革新。
作者简介 张经武(1974― )，男，湖北黄网人，文艺学硕士，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与传播系讲师，研究方向：文艺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