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环境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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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汉至唐，“含沙射影”的含义，由含沙暗中攻击人的方式，演变为阴谋诬陷别人的行为。其词义的变化，反映了含沙社会影响力的减弱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其农业景观的建立，含沙的生存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其分布范围逐步缩小，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优化，更加适宜人们的居住。

[关键词]汉唐；含沙射影；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优化

[中图分类号]K23；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3-0038-07

汉唐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当今学者认为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负面影响，即生态环境不断恶化。①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考虑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地域性和时段性特征，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由不适宜人们的居住转变为适宜人的生存。

“含沙射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它的含义原为作为毒虫的含沙伤害人的方式，到了唐代，开始演变为暗中诽谤或者陷害人的行为，其词义的变化是否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有关。本文试从汉唐时期“含沙射影”词义的转变入手，探讨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优化过程，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含沙”社会影响力的减弱与“含沙射影”词义的演变

“含沙”作为一种毒虫，又名蜮、射工、射影、水弩、短狐等，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战国时期的文献已经有所记载，屈原《离骚·大招》中，“魂乎无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险隘，虎豹蜿只。鰅鳙短狐，王虺骞只。魂乎无南！蜮伤躬只。”①虽然含沙已经在南方存在，但是，这一时期，南北尚未统一，诸侯国间战争不断，经济文化交流并不频繁，含沙还不足以引起中原社会的关注。

秦汉帝国建立后，南北统一，中原社会加强对南方的经营和管理，南北社会的联系日趋紧密。由于南北生态环境的差异，中原社会十分在意南方的生态环境，尤其对于危及人生命的各种有毒之物。时人对含沙的分布状况有所关注。《搜神记》卷12中记载汉武帝时期，长江水中生存着含沙。“汉光武帝中平中，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中记载，“刘向以为蜮生南越。……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南方谓之短狐。”王充的《论衡》卷23《言毒》中，“南道名毒曰短狐。”道为方的意思，南道即南方。②南方到处都有含沙。另外，人们对含沙的形状以及含沙伤人的方式也有所认识。许慎《说文·虫部》中，“蜮，短狐也，似鳖，三足。”服虔也认为含沙似鳖，“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状如鳖，古无今有。”③他还指出含沙以沙射人，“含沙射人，皮入肉中”。④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大量中原人士避乱江南。他们的亲身经历，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对南方生态环境的整体评价。在他们看来，南方地区多毒物。受此影响，时人对含沙的认识更加全面。在分布区域上，三国吴人陆玑指出江淮之地皆有含沙。⑤东晋葛洪指出吴楚之地多毒物，其中之一为含沙。⑥南朝宋鲍照的《苦热行》中，“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瘴气昼熏体，菵露夜沾衣。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毒泾尚多死，渡泸宁具腓。”⑦华南一带的毒物中包括含沙。魏收《魏书》卷96《僭晋司马睿传》中记载也记载了南方的毒物，“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与秦汉时期相比，含沙的分布范围没有发生变化。

在含沙的形状方面，葛洪《抱朴子》卷17《登涉》中指出含沙似鸣蜩，“状如鸣蜩，状似三合杯，有翼能飞，无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蜩，即蚱蝉，“俱方首广额，两翼六足，以胁而明”。⑧张华《博物志》卷3中认为含沙似甲虫，“江南山溪中水射上虫，甲类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这一时期人们对含沙的认识存在着争议，明人李时珍认为含沙的形状和鳖、蝉、甲虫的外形皆有关，“射工长二、三寸，广寸许，形扁，前阔后狭，颇似蝉状，故《抱朴子》言其状如鸣蜩也。腹软背硬，如鳖负甲，黑色，故陆玑言其形如鳖也。六七月甲下有翅能飞，作铋铋声。阔头尖喙，有二骨眼。其头目丑黑如狐如鬼，喙头有尖角如爪，长一、二分。有六足如鳖足，二足在喙下，大而一爪；四足在腹下，小二歧爪，或时双屈前足，抱拱气喙，正如横弩上矢之状。”①如果李时珍的认识正确的话，那么汉魏六朝时期的人们只是从局部描述含沙的形状，没有从总体上把握。

这一时期人们对含沙攻击人的方式以及含沙射人后的症状也进行了仔细的探究。干宝《搜神记》卷12中记载含沙以沙射人，“江人以术方抑之，则得沙石于肉中。”葛洪认为含沙以气杀人，《抱朴子》卷17《登涉》中，“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此外，含沙也可以攻击人影，使人患病。陆玑《毛诗草木虫疏》卷下中，“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见水中，投人影，则杀之，故曰射影。”张华《博物志》卷3中，“以气射人影”。葛洪《肘后方》卷下《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中，“以射人形影则病”。含沙射人中，症状明显，有发热、头痛、畏寒、浑身抽搐、结痂等。干宝《搜神记》卷12中，“所中者，则身体筋急，头痛发热，剧者至死。”《肘后方》卷下《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中，“初得或如伤寒，或似中恶，或口不能语，或恶寒热，四肢拘急，旦可暮剧，困者三日，齿间血出，不疗即死。其中人有四种，初觉则遍身体视之，其一种正黑如墨子，而绕四边突赤，以衣被犯之，如刺状。其一种作疮，疮久即穿陷。一种突出如石痈状。其一种如火灼人肉，熛起作疮，此种最急，并皆煞人。”

在唐代，人们对含沙的认识没有突破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认识。如在含沙形状方面，孙思邈认为含沙与甲虫相似，《备急千金方》卷25《治三种射工虫毒方》中，“其虫形如甲虫，有一长角在口前如弩，檐临其角端曲如上弩”。在含沙射人后的症状上，《备急千金方》卷25《治三种射工虫毒方》中所描述的与《肘后方》中的基本一致，“其初始证候，先恶寒噤瘆，其成疮似蠼螋尿，亦似瘭疽疮。射工中疮有三种：其一种疮正黑如黡子，皮周边悉赤，或衣犯之，如有芒剌痛；其一种，作疮久久穿，或晡间寒热；其一种，如火灼熛起，此者最急，数日杀人。”但是，与汉魏六朝时期相比，唐人所记载含沙的分布范围明显缩小，只分布于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及岭南一带。白居易元和八年（813年）写给江陵府士曹参军元稹的诗中，②“君年虽校少，憔悴谪南国。三年不放归，炎瘴消颜色。山无杀草霜，水有含沙蜮。”③湖北江陵一带的水中生存着含沙。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所写的送别诗《送人贬信州判官》中，记载了江西上饶一带的毒物，“溪畔毒沙藏水弩”。④柳宗元的《与李翰林建书》中，“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⑤永州（今湖南零陵）环境恶劣，有蝮虺、大蜂、射工、沙虱等毒物。岭南地区也分布着含沙，刘禹锡的《莫徭歌》中，“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⑥沈佺期的《入鬼门关》中，“夕宿含沙里，晨行菵露间。”⑦

到了宋代，虽然医书中对含沙有所记载，但是相关内容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医书中的记载基本相似，没有较大变化。①而且，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只谈及岭南一带分布着含沙。“百越之地，……三月五月，春草黄茅，岚雾瘴氛，上炎下潦，飓风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虫、蚺蛇、沙虱，过而踣者犹十三四焉。”②作为毒物的含沙已经不被时人所重视。

从以上可以看出，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人们对南方环境认识的深入，他们也对含沙的认识逐步深化，无论是分布范围、形状，还是危害人的方式、射人后的症状。这说明含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较大，否则，人们也不会对此毒物过分关注。自唐代以来，除医书外，其它文献对含沙的记载逐步减少，反映了随着含沙分布范围的缩小，整个社会对含沙的关注度降低，含沙所产生的影响力日益衰落。与此同时，“含沙射影”的词义发生着演变，由作为毒虫的含沙攻击杀害人的方式，形象地转变为阴谋陷害人的行为。白居易的《读史五首》中，“含沙射人影，虽病人不知。巧言构人罪，至死人不疑。”③白居易用“含沙射人影”比喻使用计谋陷害别人的行为。随后他举出几个例子进行说明，“掇蜂杀爱子，掩鼻戮宠姬。弘恭陷萧望，赵高谋李斯。”这几个例子分别见《琴操·履霜操》、《战国策·楚策四》、《汉书·萧望之传》以及《史记·李斯列传》。④宋人欧阳修的《亳州谢上表》中，“造谤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阴以中人。”⑤诽谤之人必如含沙射影，中伤于别人。欧阳修此篇文章写于治平四年（1067年）。这一年正月，宋英宗去世，神宗即位。欧阳修因在丧服内穿紫袄，被御史弹劾。他以前所推荐的蒋之奇趁机诽谤，说他与儿媳私通。宋神宗彻查此事，证明欧阳修遭受诬陷，蒋之奇因此被贬黜，而欧阳修也被贬到亳州（今安徽亳县）。⑥明代归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3中，“《亳州谢上表》，欧公遭罹馋谤，故其言多呜咽。”⑦欧阳修对含沙射影的理解或许更为深刻。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枢密副使吴充指出，朝廷在广开言路的问题上，一定要仔细审查，不使善良之人造诬陷，“含沙射人，束缊还妇，怀阴害以中良善，托公谊以售私恩，此风浸成，实黯圣政。”⑧吴充用含沙射影比喻阴谋诬陷他人的行为。

二、汉唐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司马迁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指出，“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蓏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长江中下游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满足当地居民日常生活需要，人们的生产活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湿地广布、植被丰茂的自然景观。根据今人的研究，江汉平原云梦泽为平原—湖沼的地貌景观，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属于河网切割地貌。长江下游一带湖泊众多，沼泽湿地广布。①而且，长江中下游山地丘陵地带森林资源极其丰茂。②

含沙生活在潮湿的环境中，《肘后方》卷7《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中，“居溪旁湿地，天大雨时，或逐行潦，流入人家而射人。”沙虱不仅生活在水中，也生存在草丛之中。《肘后方》卷7《治卒中沙虱毒方》记载，“山水间多有沙虱，其虫甚细不可见。人入水浴及汲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及阴雨日行草中，即著人，便钻入皮里。”今人在研究这两种毒物的生存环境时指出，沙虱、含沙的传播媒介为恙螨，其孳生在阴暗潮湿的丛林边缘、溪沟江河沿岸的灌木杂草丛中等场所。③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为含沙的生存提供有利的条件。

东晋南朝时期，随着华北政局的动荡，北人的南下，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农业景观不断建立。在江汉平原，《太平寰宇记》卷146记载南朝刘宋荆州刺史沈攸之将荆州一带的沼泽之地开辟为农田的史实，“宋沈攸之为荆州刺史，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故以获名其湖。”《宋书》卷46《张邵传》记载了张邵在襄阳一带围垦汉水滩地，“及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开田数千顷，郡人赖之富赡。”在江淮地区，淮南扬州一带，土地荒芜，《南齐书》卷44《徐孝嗣传》记载，“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南朝齐人徐孝嗣建议在这一地区开田辟地，“随地垦辟。精寻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异”。太湖流域的开发是以太湖为中心，从四周高地逐步向近湖沼泽地带发展，到了南朝末年，常熟二十四浦形成，这一地区的塘浦圩田得到较大发展。④宁绍平原西部山阴（今浙江绍兴）经济发展较快，出现人多地少的现象，于是这一地区的居民向宁绍平原东部沼泽之地迁移。《宋书》卷54《孔灵符传》记载对此进行了记载，“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湖田即围湖造田，将湖周围的滩涂变为良田。《宋书》卷54《孔季恭传》史臣之论中，记载了江南一带经济发展的成果，“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隋唐时期，南北一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地丘陵。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以及洞庭湖地区，修筑大量的堤防工程，水网沼泽之地进入全面开发阶段。⑤在长江下游沿海一带，由于海水倒灌，农业生产受到制约，淮南、浙东以及浙西等地海塘的修筑，将沿海荒芜之地变为农田。《新唐书》卷143《李承传》记载李承在淮南楚州（今江苏淮安）修筑的常丰堰，“以御海潮，溉屯田瘠卤，收常十倍它岁”。《新唐书》卷166《杜佑传》记载扬州一带滨海废弃之地得到改造，“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太湖流域盐官县（今浙江海宁）的海塘在开元年间重新修建，“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⑥《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中记载了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海塘修筑的经过，“东北四十里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开元十年令李俊之增修，大历十年观察使皇甫温、大和六年令李左次又增修之。”海塘的建设，促进太湖流域圩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到唐中后期，这一地区的塘浦圩田系统基本形成。①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带沼泽湿地广布的环境条件，决定了这一地区的水利设施必须兼具排水和灌水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开垦沼泽湿地的能力，使沮洳之地变为良田沃土。《全唐文》卷430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中，“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公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穑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风以布种，雨以附根，颁其法也。”沼泽湿地之中，榛莽丛生，有利于含沙的生存，农田的建立，杂草的清除，水环境的变化，使得含沙所依存的环境彻底发生改变，加快其消亡的步伐。

长江中下游地区山地丘陵主要包括江淮丘陵、江南丘陵。其中，江淮丘陵从大洪山、桐柏山和大别山一直向东延伸，直至苏北平原洪泽湖一带。江南丘陵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南，五岭以北，由中山、低山及介于其间的丘陵盆地构成。茶树的种植、畲田农业的发展，山地丘陵地带的植被发生较大变化。

茶树适合种植于低山丘陵地带，《四时纂要》卷2记载，“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随着野生茶树的驯化、人工栽培茶树技术的提高，茶树分布面积进一步扩大。“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②虽然陆羽主要讨论不同地区茶叶品质的好坏，但可以看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种植茶树，低山丘陵地带植被丰茂的自然景观发生改变。

在山地丘陵地带，畲田农业也发展起来。唐代畲田农业主要位于山南道、剑南道以及江南道所属州县周边的山地间。③时人已经意识到畲田农业对山地丘陵地带生态环境的影响。“畬山儿，畬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崖出，芝术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锄，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④畲田农业破坏山地丘陵间的植被，直接影响到动物的生存环境，这在刘禹锡的《畲田行》中也有体现，“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⑤虽然畲田农业破坏了山地地带的森林植被，但是它也清除了各种灌木丛林，改变了含沙的孳生环境。韩震在舒州同安郡（今安徽桐城）通过焚烧草木，消灭老虎和毒虺，“桐城……本同安，至德二载更名。自开元中徙治山城，地多猛虎、毒虺，元和八年，令韩震焚薙草木，其害遂除。”⑥山地丘陵地带植被的改变，灌木丛林的清除，使得含沙这种毒虫逐步消失，不再危及人的命健康。

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的发展、沼泽湿地以及山地丘陵环境的改造、植被资源的变化、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水利工程的修建，从根本上改善着当地的生态环境，含沙的生存环境发生明显的改变，其分布范围进一步缩小。这种变化也体现在瘴气分布范围变迁方面。战国西汉时期，瘴气分布的北界可能在秦岭淮河一线，长江流域为重病区。隋唐五代时期，主要分布在大巴山及长江以南，邛崃山、大雪山和横断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域，以大庾岭—衡山—鬼门关一线以南尤甚。江淮地区以及苏杭地区，瘴气已经销声匿迹。①瘴气的形成与南方潮湿的环境、茂密的森林直接相关，②森林植被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瘴气分布范围的变化。长江中游以南五岭以北广大区域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畲田农业主要集中在山地丘陵边缘地带，其深处植被茂密，因此，这些地方依旧生存着含沙、瘴气等毒物，环境恶劣。

在秦汉社会的观念中，南方属于恶地，疾病流行，环境卑湿。③然而，在唐人心目中，长江下游风光旖旎，美不胜收。江南，吴越，几乎成为“好山水”的代名词，④在张籍看来，广大的江南风光旖旎。“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苎。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⑤江南土地虽然卑湿，多虫蛇，但丝毫不影响他欣赏美景的心情。孟浩然《送袁太祝尉豫章》中，“江南佳丽地，山水旧难名。”⑥白居易也时刻惦念着江南的美景，“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⑦另外，他在《郡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中又写到，“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⑧崔国辅在《题豫章馆》中写到，“杨柳映春江，江南转佳丽。”⑨韩翃《送客游江南》中，“赏称佳丽地，君去莫应知。”⑩韦庄的诗中也谈到了江南秀丽的景致，“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11}总之，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造，由沼泽遍地、榛莽丛生的自然景观转变为农业景观，人们的生存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地区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更加适宜人们的居住，从而奠定了“含沙射影”词义转变的基础。

三、结 语

环境史主要研究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受当今环境污染现状的影响，学界在探讨古代环境问题时，更多地关注人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实际上，人的活动，不一定只会导致自然的破坏、环境的恶化。评价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应该看这种影响是否适合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除此以外而无其他标准。汉唐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沼泽湿地遍布、草莽丛生的自然景观转变为农业景观，含沙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分布范围逐步缩小，社会影响力不断减弱，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优化，更加适合人们的生存。相应的，“含沙射影”的词义也发生着变化，由含沙暗中攻击人的方式，形象地演变为阴谋诬陷别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