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徽州地方文献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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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徽州地方文献的独特性，是因为徽州有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深入开展地方文献资源研究，推动徽州文化、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徽州位于安徽南部，古称新安。自宋宣和三年（1121）形成一俯（徽州）辖六县（绩溪、歙县、休宁、县、祁门和婺源）的格局，直至清宣统三年（1911），基本未变。在长达890年的时间里，这六个县一直稳定地隶属于徽州，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徽州地方文献，是徽州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的记载，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遗产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据学者们的估计，总数在7000种以上，目前存世者尚圾4000余种。清代学者马步蟾称赞为“新安为人文渊薮，自文公倡明正学，代有通人，撰述之多，无虑千万卷，择而录之，一代文献在是矣。”[1]可见，徽州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数量十分丰富，为研究徽学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地方文献是徽州区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徽州闻名的一大标志。
一、徽州文献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徽州历史上留下大量的地方文献，其中最多的是文集、族谱、家乘、方志、契约文书、笔记、理学、戏曲等，另外，还具有总结性、集成性的文献，便是文献中的最大特色。因此，徽学能成为与久负盛名的敦煌学、藏学并称的中国三大以地域命名的学科，并引起国内外学人瞩目和潜心研究，徽州地方文献功不可没。
徽州是一个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文献之邦，其文献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闻名于世。除了文集、笔记、历代著作和丛书之外，徽州地方文献的独特性有以下几点。
（一）特色的徽州地方志
徽州今存历代各类志书64种，以时代计算，宋代1种、明代11种、清代41种、民国11种。以类型计，府志11种，县志48种、乡镇志5种，不仅为全省之冠，而且在全国也堪称发达地区。徽州的“方志之书，纵横古今，分门既多，搜检难周于通志之外复有专志，专志所以补通志之不足，与通志相辅也”[2]。值得称道的是，罗愿所编著的《新安志》是现存三十三种宋志之一，也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志书之一。是现存徽州乃至安徽省惟一的一部宋代志书，历史价值很高。此外，还有乡镇志，这也是方志一大特色。清朝安徽乡镇志大部分出自徽州，全省共有乡镇志8部，徽州就占5部，他们是：《孚潭志》《岩镇志草》《沙溪集略》《橙阳散志》《善和乡志》。乡镇志的出现，说明徽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呈现出繁荣富强，也是研究徽州地区经济文化的第一手重要资料。
（二）独特的徽州契约文书
徽州契约文书在20世纪50年代在徽州屯溪大规模面世，从宋代到民国的文书档案，它们包括：交易文契、合同文书、承继文书、私家账簿、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文案、会簿会书、乡规民约、信函书札等。现在看来,我们对徽州以外的收藏很难搞清，对徽州属县民间的收藏也探不到底，不知还有多少徽州文书不为外人所知。所以，难于对现存徽州契约文书数量作出有根据的估计。现在徽州文书仍在不断发现，其总量当在30万件以上，其最大的特点在于真实、具体，可以作为历史的凭证。
（三）庞大而独特的徽州家谱
徽州家谱主要内容有家谱、族谱、房谱、世谱、统谱、支谱、宗谱、徙谱之类，为了方便叙述，我们统称家谱。明人程尚宽的《新安名族志》记载，从汉至宋以来，从中原地区相继迁入徽州的有88个家族，这些“衣冠巨族”，带来了自己的宗族、部曲，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形成了强固的宗族势力。他们聚族而居，一村一姓。徽州家谱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数量多、善本多。现存馆藏明清徽州家谱约1 300种左右，其中明代家谱约有400部左右，多为古籍善本。探其原因是，徽州人大多自幼就“习儒业”。如宋代胡舜申、元代陈栎、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也就形成了纂修家谱，以弘扬宗族文化的一种氛围。
第二，家谱的种类繁多。徽州地区家谱，主要有汪、胡、金、米、方、李、黄、王、吴、余、周、俞、徐、唐、孙、许、高、张、叶、程、詹、郑、刘、钱、戴、谢、章、冯、罗等姓氏家谱，其中大族有程、汪、吴、黄、胡、王、李、方八姓[3]。他们视族谱为经典，把修谱看做是家族内部的一件盛事，至重至隆。它们或为一门之谱，或为一族之谱，或是一村之谱，内容虽有侧重，但皆以体现血缘与地缘关系为主旨，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其中有代表性的家谱是：《新安程氏统宗谱》《新安汪氏统宗谱》《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济阳江氏族谱》等。
第三，家谱体例完备。从具体修谱方法看，明清徽州家谱继承了欧、苏谱法。欧阳修、苏洵在北宋时各自创立了家谱，他们所使用的编修方法被称为欧、苏谱法。明清徽州家谱在编修过程中不仅继承了史表、欧苏谱法，同时也有所创新。程敏政编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即被徽州家谱编修者称为是一大变革。如《新安许氏世谱》说：“古今修谱之例有三变，始如道统图体者；中如欧、苏谱体者；至程篁墩谓欧、苏谱体，一图一传，不见统宗之义，乃变为《汉书》年表、《唐书》相表体。”
二、徽州地方特色文献保存和研究的现状
徽州文献是一种极有价值、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献。至今，徽州已经发现大约有30万余件文书档案，据学者们的估计，总数在7 000种文献典籍，目前有存世者尚有4 000余种。徽州留给后人的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实为一巨大宝藏。而大量散落在民间的徽州文献，境遇却十分令人担忧。一方面，它们由于得不到保护，正在遭受自然和人为的损耗、损坏，许多已遭虫蠹、水蚀、掉页，失去其供研究利用的价值。另一方面，徽州文献大量流入市场，被一些人贩买贩卖，其后果是相当糟糕的：第一，文献大量流失，加大了抢救与整理的难度和经济承受程度；第二，破坏了徽州文献本身的文化价值。尤其是徽州文书中的私人文书原本是统一的、一家一户的。可一旦上了市场，卖者总是要根据品像挑选而分开售卖，这样，整体性便受破坏，户属性丧失，文书的研究价值也就大大降低。
徽州地方文献整理和研究的现状是：第一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张海鹏、王廷元主编，黄山书社1984年出版），就是这一部资料集的出版，揭开了徽州文化研究的序幕。随后又陆续出版了《明清徽州长社会经济资料汇编》《岩镇志草》《明代黄册研究》《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徽商研究》《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徽州文代史探微》《徽州文化全书》《文化徽州》《徽州文化》等资料集和著作的出版。另外，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目前正在大力进行徽州文献的整理，由朱万曙、胡益民主编的“徽州资料辑刊”，目前已陆续出版：《太函集》《新安文献志》《紫阳书院志》《新安名族志》《新安学系录》休宁名族志》《清代徽人年谱合刊》《茗洲吴氏家典》《寄园寄所寄》等徽州资料的整理出版，无疑是对徽州文献保存和保护都有很大的贡献，对徽学研究提供了史料价值。
三、徽州地方特色文献的地位和价值
徽州地方特色文献是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自然、地理等的综合记录和反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文献的内容所体现出的鲜明的地域性和独特性徽州文化的特色，因而被称为“文献之邦”。
徽学已成为国内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煌学、藏学、徽学)之一。因此，徽州地方文献的地位不能忽视。《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收入历代著作3 461种，录入存目书名6 793种，总目合计著录10 254种。而徽州人的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195种，录入存目256种。共计451种。徽州人著作占《四库全书》著录总量的1/23（4.4%）、占收编著作的1/18（5.6%），这个比例对一个徽州地区来说是相当大的数字了。当时清代内地18个行省240多个州府，徽州著作收入《四库全书》的比例与一个行省的平均数相当，超出州府平均数的10倍[3]。从以上的数字来看，徽州的地方文献之多，地位之显赫，在全国同类地区是无法相媲美的。
徽州地方文献著作质量和学术水平在当时全国都是有很高的价值，如：朱熹、程大昌、朱升、程等新安理学；朱熹的《原本周易本义》《别本周易本义》《文公易说》《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孟子精义》《宋名臣言行录前集》《二程遗书》（编）《二程外书》（编）《近思录》（编）《楚辞集注》《晦庵集》等。程大昌的《诗论》《演繁露》《考古编》等。朱升的《朱枫林集》等。江永、戴震的考据学、朴学；戴震所校《水经注》解决了长期以来经文、注文混淆的问题。所著《孟子字义疏证》等。罗愿、程敏政的方志学等。罗愿的第一部宋代《新安志》，所存佚文内容最多，最为丰富，涉及面也最广，历史价值很高。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一部徽州地方文献总集，对研究徽州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徽州地方特色文献资源，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既有地方性、典型性，又有谱遍性、共同性。这些徽州大家的著作，都是代表当时最高学术权威，最有影响力，其著作的价值和思想至今仍闪耀着光辉。
参考文献：
[1][清]马步蟾.徽州府志·序[m].清道光七年（1827）.
[2][宋]李，等，编.太平御览·序[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汤华泉.徽州人与〈四库全书〉[j].安徽史学,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