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功认定中若干问题探讨 －法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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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立功制度，是我国刑法中非常重要的刑法裁量制度，立功制度的确立，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司法理念，有助于调动犯罪分子或罪犯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司法机关的办事效率，节约办案成本，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从犯罪分子内部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从而减少犯罪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完善。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立功的表现形式、立功认定中的一些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在立功认定的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较大争议，笔者从立功的主体及立功认定的主体、立功认定的期限、共同犯罪中立功的认定及共同立功的认定等几个方面入手，对立功认定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图抛砖引玉，进一步完善立功认定的理论和制度，促进立功制度充分发挥其效用，更好地促进法律的实施，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完善。（全文共9430字）。

关键词：立功 认定 主体 共同立功

以下正文：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立功制度的规定集中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最高法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等。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立功的表现形式多样化：一是经查证属实的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二是提供重要线索使得其他案件得以侦破；三是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四是协助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五是其他有利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或者重大贡献的行为。一般来说，凡是属于以上五种情形之一的，均可认定为具有立功行为，可以考虑给与立功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或减刑、假释的特殊待遇。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天然属性的法律法规已经逐渐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犯罪行为，但是，只要严格按照这些法律法规的基本原理，完全可以对立功做出明确的判断和认定。笔者在此对立功认定中的若干问题做以探讨，以图抛砖引玉，更好地完善我国的立功制度，使其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立功的主体及立功认定的主体

（一）立功的主体

依据《刑法》第68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事诉讼法》第262条“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的规定来看，立功的主体应当包括犯罪分子和正在被执行刑罚的罪犯。

1、犯罪分子

犯罪分子作为立功的主体，是毋容置疑的，一般是指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但问题就在于：首先，犯罪分子是否包含“单位”？其次，犯罪分子是否包含实质上未构成犯罪的行为人？

首先，对于犯罪分子是否应当包含“单位”的问题，我国理论界中有两种观点：否定论与肯定论。否定论者认为根据字面解释的原则，犯罪分子中的“分子”应当仅指自然人(1)，只有自然人才具有犯罪分子的资格，单位与自然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主体，因此认为犯罪分子不应当包含“单位”；肯定论者则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单位和自然人一样，都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同理，单位应该同自然人一样可以成为犯罪分子。笔者认为，否定论者的关键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未免太牵强，其将犯罪分子中的“分子”仅仅理解为自然人的做法，缩小了犯罪分子的范围，如果仅将犯罪分子理解为“自然人”而排除“单位”，那么对于同是犯罪主体的“自然人”和“单位”来说，意味着其所享有的争取宽大处理的权利有着天壤之别，即“自然人”可以通过立功行为来争取享受“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特殊待遇，而“单位”则因为被排除在“犯罪分子”之列而不能享受此待遇，如果坚持否定论者的观点则是对刑法平等原则的违背和践踏，也是与立功制度确立的初衷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否定论者的观点是错误的。反之，肯定论者的观点则是正确的。我国刑法中在对自然人犯罪做出规定的同时，也对单位犯罪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只是相对来说单位构成犯罪的条件极为苛刻，仅在特定情形下才构成犯罪，但这并不影响对其“犯罪分子”身份的认定。依据平等原则，既然同是犯罪主体，就应该同时享有通过积极行为争取宽大处理、享受“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特殊待遇，也只有如此，才能符合立功制度设计的初衷。法律的基本目的在于赏罚，尤其是罚(2)。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犯罪分子不仅应该只包含“自然人”，而且还应当包含“单位”，单位成立立功的条件可以参照自然人立功的条件，但又不能完全照搬(3)。

其次，犯罪分子应当仅指实质上构成犯罪的行为人。一方面，犯罪分子之所以立功，多是出于争取宽大处理，争取“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考虑，另一方面，司法机关适用刑罚的对象只能是刑法规定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人，否则就违背了《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所以，犯罪分子仅指从事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犯罪行为的犯罪行为人，而立功是建立在行为人构成犯罪的基础之上的，既然“立功行为人”根本就不构成犯罪，何来立功？如果行为人从事的行为未构成实质上的犯 罪，则其行为不能认定为立功，其提供的线索、材料或者从事的“立功行为”只能认定为对犯罪行为的举报、检举等。

2、正在被执行刑罚的罪犯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大多数学者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立功主体来研究，却少有学者研究正在被执行刑罚的罪犯的立功问题。笔者认为，正在被执行刑罚的罪犯也应当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共同构成立功的主体。依据《刑法》第68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立功导致的结果是司法机关在刑罚裁量时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刑事诉讼法》第262条的规定，正在被执行刑罚的罪犯立功导致的是对其适用减刑、假释，由此看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立功与正在被执行刑罚的罪犯的区别仅在于导致的结果不同，均符合立功制度的目的和初衷，因此，正在被执行刑罚的罪犯应当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共同构成立功的主体。

（二）立功认定的主体

对立功主体立功行为的认定，与立功主体的利益紧密相关，对立功主体能否适用“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和减刑、假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明确规定有哪个机关具体负责立功行为的认定，目前司法实践中关于立功认定的主体有两种观点(4)，一种是审判机关，另一种是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都应当是立功行为认定的主体，但是不仅限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立功行为进行认定的主体应当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

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3条“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的规定，公安机关除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外，还要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而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行为恰恰是其罪轻的重要证据，所以，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行为”的，应当对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行为进行甄别、认定，如果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行为”符合立功的条件，应当对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行为”进行认定，并在移送审查时，将立功认定作为案件材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并移送审查。其次，检察机关可以对部分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并负有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和自侦案件提起公诉的职权，检察机关对其自侦的案件在调查、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证据的同时，也应当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行为”的，应当对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行为进行甄别、认定；检察机关的职责之一是对公安机关行使监督权，无论是对自侦案件提起公诉还是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提起公诉，其在公诉过程中，均应当对所有案件材料进行审查，并且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行为”进行甄别、认定，并对公安机关认定的“立功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在书中提出认定立功的建议和相关材料。第三，审判机关是确定被告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最终的决策机关(5)，同时也是是否准予减刑、假释的决定机关，是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立功进行认定的当然主体，“立功行为”是否成立，应当以审判机关的最终审判为准。第四，检察机关是刑罚执行的监督机关，刑罚的执行机关包括监狱、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2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者余刑在一年以下，不便送往劳动改造场所执行的罪犯，也可以由看守所监管”的规定，可以认为看守所也是刑罚的执行机关，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2条的规定：“对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如果有立功表现，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经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可以对其予以减刑、假释”，由此可以断定，看守所可以对“立功行为”进行初步认定，并按照相关程序提出减刑、假释建议，但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并没有相关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已决待送罪犯的权益保障有所缺失，特别是不能对已决代送阶段的立功行为进行认定，从而不利于保障已决待送罪犯的合法权益(6)。

综上所述，对“立功行为”进行认定的主体应当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但是由于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立功及其认定的规定不完善，导致立功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所以，笔者建议，应当建立完整的立功行为审查、认定制度，自犯罪嫌疑人被立案侦查之日至刑罚执行完毕，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应当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进行刑事司法活动时必须将立功认定作为处理案件必不可少的环节，对立功行为的认定应当贯穿侦查、公诉、审判和执行的全过程。

二、立功认定的期限

有学者将立功的认定分为若干阶段(7)，或称之为立功认定的程序，无论采用何种称谓，都不影响对立功的认定，解决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根据《解释》第5条“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的规定，立功的起始时间应当为“犯罪分子到案后”，但是，在犯罪分子成立犯罪行为之后至其到案的这段时间里，如果犯罪分子有从事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等立功行为的，是否应当认定为立功？坚持根据《解释》第5条将立功起始时间界定在“到案之后”的规定，则不能将犯罪分子成立犯罪行为之后至其到案的这段时间里从事的“立功行为”认定为立功，这将有失刑法的公正性，也与立功制度的价值追求不相符合。因此，为了贯彻人权思想和最大限度的保证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的考虑，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适当考虑将立功的起始时间延伸至“犯罪成立之日”。

在侦查阶段、、审判阶段，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应当对“立功行为”进行甄别、认定，这是立功认定的重要阶段，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对犯罪分子立功的（初步）认定，将为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起着重要作用，为审判机关对“立功行为”进行认定提供最基础的材料和线索。审判机关对“立功行为”的认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刑罚与否、刑罚的轻重，对“立功行为”的认定起到决定性作用。

有学者认为，对立功的认定至审判阶段已经结束，但是笔者认为，在刑罚执行阶段，仍应当将立功认定工作持续下去。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可能被执行减刑、假释，而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62条的规定，“立功表现”是执行减刑、假释的前提条件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在刑罚执行阶段，一旦被认定为有“立功表现”，便有可能被减刑、假释，对立功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罪犯的切身利益，执行阶段对立功的认定也是对立功制度的贯彻和执行，符合立功制度的本质和初衷。所以，“犯罪分子到案”不是立功认定的起始时间，审判阶段也不是立功认定的结束时间，应当将立功的认定时间向前延伸到犯罪分子成立犯罪之日，向后持续到刑罚执行完毕之日。

三、对共同犯罪立功的认定和共同立功的认定

（一）对共同犯罪立功的认定

共同犯罪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相比较一般的犯罪而言，共同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和复杂性。共同犯罪的复杂性，陡增了对共同犯罪中立功认定的难度(8)，但是如果严格按照立功的构成要件，还是可以对立功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认定。我国刑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笔者认为，在 对共同犯罪立功的认定过程中，根据不同类型的犯罪人，可以对其“立功行为”进行甄别、认定。

1、主犯立功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26条的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主犯包括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首要分子和除了犯罪集团以外的在共同犯罪中其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该条同时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因此，针对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首要分子，如果供述的是其所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的任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的线索使其所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的任何犯罪活动得以侦破的或者协助抓捕其所组织、领导犯罪集团内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均不能认定为立功，符合自首条件的，可以认定为自首。如果其所从事的是揭发犯罪集团外部的犯罪行为或者提供线索使得侦破犯罪集团以外的案件或者协助抓获犯罪集团以外的犯罪嫌疑人的以及其他形式的立功行为的，均应当认定为立功。

2、从犯立功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27条的规定，从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因此，对此种类型的共同犯罪行为人，所交代的犯罪行为是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的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立功；符合自首条件的，可以认定为自首。如果交代的是其所从事的犯罪活动以外的犯罪行为，包括犯罪集团内部的犯罪行为和犯罪集团外部的犯罪行为，符合立功条件的，应当认定为立功。

3、胁从犯立功的认定

胁从犯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犯罪过程中表现出来较强的消极性和被动型，所以其社会危害性相对主犯和从犯较小，对其立功的认定比较容易。除其被胁迫参与的犯罪行为，任何揭发的犯罪行为或者有其他形式的立功行为都应当认定为立功。如果胁从犯转化为主犯或者从犯，对其立功的认定，应当参照主犯、从犯的认定标准。

4、教唆犯立功的认定

教唆犯是“教唆他人犯罪”的犯罪分子，对教唆犯立功行为的认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如果其所交代的是被教唆人从事的非其在其教唆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并符合立功条件的，或者具有其他形式的立功行为的，应当认定为立功；如果其所交代的是教唆行为或者被教唆人在其教唆下实施的犯罪行为的，不能认定为立功，符合自首条件的，可以认定为自首。

（二）共同立功的认定

我国现行法律中仅对单一犯罪主体的立功认定作出规定，而没有关于共同立功认定的规定，从理论上讲，也是存在共同立功行为的，如：同时犯对同时发生的犯罪行为的揭发，经查证属实的；或者犯罪嫌疑人同时阻止犯罪活动发生的；或者同时从事的有利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等。

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共同立功的认定问题，但是可以参照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来界定共同立功的问题，基于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笔者认为，共同立功须具备以下要件：其一，必须具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立功主体；其二，立功主体必须具有共同立功的故意；其三，立功主体实施了共同的立功行为；其四，立功主体所从事的必须是立功表现形式的其中之一。

如张某和孙某因共同盗窃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在侦查阶段，张某和孙某共同揭发了在实施盗窃犯罪行为时，亲眼目睹了郑某实施故意杀人的全部过程，并提供郑某的相貌特征等重要信息，公安机关根据张某和孙某提供的线索，抓获了郑某，经调查，郑某故意杀人属实，于是公安机关对张某和孙某做出了具有立功行为的认定。在此案中，张某和孙某实施了共同的“立功行为”，如果只认定张某或孙某的“立功行为”，显然对同时实施“立功行为”的张某或孙某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如果不同犯罪分子、罪犯实施了共同的“立功行为”，而只认定部分犯罪分子、罪犯的“立功行为”，显然是有失公平的，所以完全有必要确立共同立功的理论、建立共同立功的制度。确立共同立功认定的理论，是对立功理论和制度的补充和完善，使立功的理论和制度设计更加合理。

四、立功认定中其他问题的研讨

（一）被揭发、举报人所处的状态对立功认定的影响

立功行为的常态是依据犯罪分子、罪犯提供重要的线索侦破其他案件，或者根据犯罪分子、罪犯的揭发行为查证属实他人的犯罪行为，应当将其认定为立功，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被揭发、举报人所处的状态对立功的认定会有多大的影响？如：侦查机关根据犯罪分子、罪犯提供的线索查证属实了他人的犯罪行为，但是被揭发、举报人已经被立案、、审判甚至执行，那么该如何认定犯罪分子、罪犯的“立功行为”？如果在此种情形下否定犯罪分子、罪犯的“立功行为”，不仅会降低犯罪分子、罪犯立功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打击犯罪，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而且还是对立功制度初衷的违背。因此，笔者认为，对“立功行为”的认定应当具相对的独立性，不应当受被揭发人、举报人状态的影响，只要是经查证属实的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或者提供的重要线索使得其他案件得以侦破的，就应当认定为立功，至于被揭发人、举报人是否被立案、、审判、执行则在所不问。

（二）关于“买功”的认定

“买功”，涉及到立功线索的来源问题，“买功”即采取不正当手段收买他人犯罪事实和犯罪线索，以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9)。一般认为，立功的线索应当是犯罪分子、罪犯自己掌握的线索。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关于立功线索来源的明确规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买功”的争议也比较大，既有人认为“买功”可以认定为立功，也有人认为“买功”不可以认定为立功，还有人认为应当区别对待“买功”的行为。赞同将“买功”认定为立功行为的学者认为，基于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考虑，应该认定“买功”行为为立功行为，而且体现了立功制度的价值追求和本质特征(10)。笔者认为，肯定“买功”行为，虽然对分化瓦解犯罪势力、调动犯罪分子、罪犯的积极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买功”的行为应当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

首先，“买功”行为是对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基本原则的根本的、裸的违背。如果肯定“买功”行为，就意味着经济状况较好的或者其他类型犯罪分子、罪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立功线索获取立功机会，争取得到“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或者减刑、假释的机会，这是对定罪平等、量刑平等和行刑平等的公然违背。其次，“买功”一旦被认定为立功行为，将由改变刑种、缩短刑期等规避法律的可能性，如此将可能直接导致不能达到教育改造犯罪行为人、罪犯的预期目的，如果任由“买功”行为盛行，将严重破坏正常的司法秩序、破坏了监所的正常管理秩序、造成社会管理秩序的混乱。对“买功”行为的认定需要依靠良好的社会管理制度、健全的法律制度、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我国在各个方面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是还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如果将“买功”行为认定为立功，将会带来较大的社会和法律风险，因此，笔者认为，在现阶段不宜将“买功”行为认定为立功行为。

（三）一般立功与重大立功的界定

根据《刑法》第68条和《解释》第6条的规定，一般立功与重大立功的区别就在于，重大立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这是一般立功与重大立功的原则性规定，针对一般立功与重大立功引起的法律效果却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许多条文只对重大立功行为做出规定，而对一般立功的行为未作规定。笔者认为，仅对重大立功行为做出的规定，不利于调动犯罪分子、罪犯的积极性、主动性，而且一般立功与重大立功的划分不太合理，应当在对重大立功做出规定的同时，也对一般立功的行为做出相应规定，应当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一般立功可以转化为重大立功，如：两个或一定量的一般立功行为可以转化为重大立功，如果建立一般立功向重大立功的转换机制，将会大大激发犯罪分子、罪犯立功的积极性，从而更加有助于立功制度预期目的的实现。

法律的生命在于法律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立功制度的设计，对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重大作用，有助于调动犯罪分子、罪犯的积极性，有利于从犯罪分子内部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从而提高司法机关的办事效率，节约办案成本，节约司法资源，也使得刑事法律能得以更好地贯彻实施。但是，正如道格拉斯·N·胡萨克在《刑法哲学》所说的那样：“刑事司法系统应该更注重预防犯罪和保护社会，然而注重这些功利主义的利益不应该违反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或其重视的道德权力”(11)，因此，在贯彻实施立功制度的时候，仍然应当 坚持刑法的基本原则，如此，立功才能发挥其有益功效，才能顺利实现立功制度的预期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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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卢宁、郭泰靖，《已决待送罪犯立功情节如何认定》，载《人民检察》20__年第7期，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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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谭卫红：《论“买功”行为的性质》，载《学理论》20__年第29期，第102页。

（10）谢望原等译，(美)道格拉斯·N·胡萨克著，《刑法哲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11）陈立、陈晓明，《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__年第4版，第374页。

（12）张剑，《论我国刑法中的立功制度》，四川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论文，20__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