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令 做艺术不仅仅为了贡献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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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令的事业是从“小红人”系列作品开始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瘦弱敏感瑟瑟发抖的孩子,是陈文令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自我写照。1969年,陈文令出生在泉州安溪县,70年代末期,正是农村改革时期,春耕、除草、种粮食,陈文令在这个闽南小村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挥洒着童年和少年,懵懵懂懂梦想着自己的人生:有一技之长将来就可以有饭吃。
红孩儿是社会性的写照
1984年,陈文令考上福建省最好的艺术技校――福建工艺美校的中国画专业。对于从小摸爬滚打的“野孩子”,陈文令到了一个新天地,总感觉浑身的力气使不完,中国画的文人气质并不适合他。于是他自学雕塑,凭着内心的冲动刻木雕，做雕塑!坚定的理想和坚韧的意志让陈文令的生活充满希望。
1993年,轰动一时的罗丹雕塑展在上海展出。陈文令自筹资金去了上海看展览,又毅然地去中央美院进修了一年。资金耗尽之后,陈文令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厦门。他的艺术历程从此开始一线光芒。
“厦门市是经济特区,但也是精神的沙漠。我到了厦门发展全凭着一股子小时候的野性,我不相信走不出一条路。我思考的是:当艺术还是零的时候,我对世界能够提供什么?”
少年的经验和生命状态的体现,促成了红孩儿的诞生,这就是陈文令的少年自传,也是陈文令得以出道的第一套作品。开始的红孩儿系列更像是从福建民间艺术中脱胎而来,带着稚气和乡野的猛劲。而之后红孩儿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惟一不变的是通体闪亮的红色。
“在厦门的环境里面,一定会把我用的这个红出来。我的工作室离海边只有几分钟路程,沙滩被阳光照过去金灿灿的,绿草地蓝天碧海,在这里没有什么颜色能够表达这种野性的东西。艺术品要给人一种新鲜感,一定要是陌生的、有排他性的。”
2001到2002年,陈文令屡次北上,到北京寻找出路。但是没有经费也没有人脉,当时的艺术界没有那么多的画廊和空间,碰得灰头土脸之后只得又回到厦门。挫折感总会激发陈文令更大的力量。这时候机遇也会善待能够坚持得住的人。一个台湾人赞助陈文令20多万,陈文令也卖掉自己一所房子补贴进去,破釜沉舟之后,他的第一个展览在厦门的海边开幕了。
“我把100多件红色雕塑铺满沙滩,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当时使用汽车烤漆做雕塑的很少,因为它像塑料制品,而当时流行的是精英艺术,用学院标准来看,我做的是工艺品。我就是抱定了心思,完全是乱来。我请了30条船,船头摆满2米高的小红人在海边游过。小红人站在船头瑟瑟发抖,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也带有极大的社会普遍性。”
红孩子的作品在当时的南部中国引起了相当的轰动效应。很多重要媒体跟踪报道或者转载了这套作品,把它作为当时流行的大地艺术的概念大加赞赏。红孩儿强调了质朴的、本色的生命状态,说到底就是穷开心。陈文令展览的时候,中国一些地区,尤其南部中国已经富裕起来的,这种富裕带来生活改善的同时,也带来对于物质欲望的无限追求。陈文令的红孩儿正是把当时这一代的人带回过去,用每个红孩子本真但是无奈带有嘲讽的表情和瘦弱坚韧的体态表现了浸泡在物质世界里面的冲突和差异。
随着当代艺术在一些大城市中蔓延,很多人投入到艺术创作中,而一些成熟的艺术创作方式难免对后来者有所启发。陈文令的红孩子出炉之后,逐渐烤漆成为很主流的雕塑方式,红色随着政治或者艳俗题材的蔓延也成为时尚。艺术不应该追随任何市场,而是创造先锋。2002年,陈文令参加完上海双年展之后,就不再创作红孩儿了,而是开始做“奋斗系列”。
陈文令的作品在主体上有过三次主要的变化:幸福生活、英勇奋斗和现在正在创作的物神。物质生活的不断张扬,使物质生活的合法性成为幸福生活的惟一准则,人的精神生活被贬低,“幸福生活”就是针对上述的问题所产生的作品,是属于解构性的作品,它带有强烈的反讽与批判性,正契合当代艺术主旨的倾向性。而“奋斗系列”反映了更多社会性和普遍性的东西。“物神系列”将在9月份亚洲艺术中心的展览中亮相,相比之前的作品,物神系列将更加地有力,某种程度上更加刺激和令人不快。
虽然做了很多年的“奋斗系列”,陈文令仍然力求每一种阶段都有不同的变化。尤其最近,陈文令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创作大型的不锈钢雕塑中国风景系列。这套作品是比较抽象的,对陈文令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雕塑本身有一个很大的无可替代性,就是对公共空间的侵略性。陈文令的抽象风景正是超大型为公共空间而做的城雕。其中一件7米长就需要30个人来制作。中国风景系列作品在市场上获得很好的口碑,500万、600万的价格都卖过,但一旦陈文令对一种风格没有感觉了,就做不下去了。因为一味赚钱,会腐蚀掉他的创造力。
“很多人说我的作品是符号化。我觉得他们没有全面地了解我。如果我在不断地重复红孩儿,重复幸福生活,那就是符号化。但我是把一个符号不断地深入下去。
惟一不变的,是在我的作品里面的娱乐性和喜悦感。严肃的东西被放在背后了。每个时代有它的阅读特征,裸的教育不是艺术的作用。但是讽刺性的、观点性的东西应该隐藏在其中,这就是艺术家的良知。”
“中国民间艺术极为丰富,民间资源对我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真正的学院美术背景十分短暂,跟专业的人士相比无力抗衡。艺术家应该是走像鲁迅说的,就是要踩一条自己的路。只要你敢于付出辛苦,富有智慧地去开拓,你肯定会走出一条路的。”
的确,艺术家不应该去适合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去和流行的趣味合流,而是以批判的目光提出新的看法,来佐证现实的问题,为观众贡献新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而这个跟现实的距离就是批判性。这也是陈文令不愿也不能被归入流行的艳俗艺术的原因。
“很多人认为我的作品和艳俗有很大的关系,但其实我并不是艳俗艺术家。因为我的作品来自民俗的很多,我曾经在福建的庙会里拍了几千张照片,作品最初的来源也是这里,我跟艳俗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会越来越爱自己
在陈文令的概念中,作品始终要贴近普通人。说他热爱庸俗毋宁说是讨厌故作深刻。这个时代的艺术变化更加地多元和快速,但是道路决不止一条。陈文令的道路是更加社会性的,他要告诉我们:展览和作品不是为理论守灵,我们这代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话越多,越会感到陈文令的自信和坚持,甚至可以称之为自恋。他并不否认这一说法,因为今日的陈文令是一步步跋涉出来,回头每一个脚步历历可见,前望一条充满活力的道理就在眼前。他有什么理由不自信不自恋?
“我们的价值是指向未来,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也许我搞不定。但我相信自己,随着我的成长,不断反思和追问自己,我觉得自己正在走入状态中。另外我有很好的合作班底、工作团队和家庭,每天看到自己身边的生机勃勃,我就很兴奋。不要怕困难,没什么搞不定的。
要树立自己的朋友和敌人,没有立场就没有场。有人喜欢就有人讨厌我,这是辩证的。骂我没关系,只要靠谱。我现在就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来拥抱未来。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能量,而且长年累月锻炼了一颗强韧的心。”
采访结束后,陈文令又说了一件不同寻常的往事,1996年3月22日,陈文令在福建海边被人抢劫,身中数十刀和歹徒搏斗,侥幸活了下来。之前陈文令吃了两个皱巴巴的面包一瓶矿泉水,这差点成了他最后的晚餐。那时候开始,陈文令就对自己说,要做一个快乐的人,把每天活得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