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圣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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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的化身
圣人是中国文化追求的作为人的最高目标，是人们道德修养上的奋斗方向和要努力达到的人生境界。各家各派都对圣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具有最高道德水平和最高智慧的人。而在把圣人推向理性的化身这一历史运动中，老子和孔子有着特殊的贡献。老子对“道”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阐发，道是万物的本原，是万物运动规律和事之理，圣人则是惟一能知“道”的人，并把“道”传播给众人。圣人“体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基石，老子则是开凿这块基石的大师。孔子说圣人最伟大的功能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博施于民”表达了圣人道德高尚和当政的目的性，“能济众”则表示圣人的社会历史作用和功能。
二、使人成为人
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礼义道德，有制度，能“力”，有“群”，有“天理”等等。儒家把礼义道德作为人与动物区分的基本标志，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所谓几希，即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忍人之心”，亦即仁、义、礼、智。荀子除讲礼义外，又进一步提出了“群”这个标志，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就是因为有礼义。礼义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那么礼是怎么产生的呢？一种看法是，礼从天而降，礼与天地并生。另一种看法是，礼是由圣人创造的，制定的。其实这两种说法并行不悖，天生礼也要通过圣人之手。所以作为创制礼的主体，大抵都归结于圣人。圣人制礼作乐是儒家的一个基本认识，这一点毋庸置疑。法家、墨家所讲刑法、行政制度，同样是圣人创立的。《商君书・君臣》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秩，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管子・任法》说：“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墨子所说的行政制度也是由先王圣人创立的，民之初“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由于圣王创立了行政制度，才归于有序，才与禽兽有别。
人类赖圣人而成立，《中庸》所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圣人的历史作用是引导人与禽兽相别，使人变成人。另外使人进一步成为完善的人。如何使人完善：其一，圣人是“体道”者，把“道”撒向人间，使人提升为知道的人；其二，“圣人，尽伦者也”，所以使人变成道德化的人；其三，圣人治天下，使人成为安居的顺民。所以说，没有圣人，我们只能与禽兽为伍，没有圣人，我们永远处于无知的状态。
三、圣与王的合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圣人之治”是诸子百家所追求的一种政治状态，是表达政治理想的主要命题。这时，“圣人”就与“治”联系了起来，凡是提到圣人和论及圣人的社会功能，几乎没有不同政治连在一起的，没有不同王连在一起的。所谓的“圣人之治”，始终是圣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功能，正如墨子所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管子・乘马》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圣王”开始联系在一起，是把圣人与王统一起来，圣王是理想的实现者，是最伟大的仁慈者和创造者，圣王几乎都是崇拜的对象，是社会政治问题的核心。“圣王”的提出，适应了思想文化由崇拜神性向崇尚理性和人文转化的需要，使王由原来的神化人格转为理性、人文和道德人格。圣人当王是当时一股强大的思潮，荀子提出“尊圣者为王”，又说：“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因圣而王是把圣作为王得一个必要条件，甚至作为合理性重要依据，这样的话，谁是圣人，谁最有知识和道德，谁就有做王得理由。孔子说：“文王既绝，文不在兹乎？”很明显，他以文王的继承人自居。他的弟子们把他置于尧舜之上，宰我认为“贤于尧舜远矣”，于是徒子徒孙们就有把孔子尊为王的舆论。孟子也是雄心勃勃的，他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文王算起，到他的生活时代已经超过五百年，于是豪迈地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儒家主张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其中也包含了强烈的政治雄心，正如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圣王这一观念中，既包含了政治理想，又把政治理想与权力结合为一体，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这也是整个思想文化的归结点。
总之在先秦时代，民族理性精神自摆脱了难以企及的空泛惧怖的神力后，从现实中努力寻求有望实现的社会理想并共同确立了新的至高无上的救世主――圣人这一极至理想的目标。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目标，才使得人们的精神追求一直是孜孜不倦的，为达成这一目标做出的艰辛努力，圣人这一观念一直是先秦乃至以后的思想界所遵循的价值标杆，不管是修身还是处事，都以这一标杆为衡量标准，行事的原则，思想家们也一直在为这一目标在奋斗着。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