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高一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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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在QQ上留言：“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提倡教师写教育反思，很多老师也确实写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写的都是教育怎么无奈，体制怎么不合理，评价怎么不公平，学生怎么不爱学习，社会对教育怎么苛刻……然后就是无休止地发牢骚。我觉得教育反思是教师发现问题、尝试解决问题的一个自我成长手段，目的应该是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提高自己的教育能力。如果长期这样反思下去，不仅对自己的成长没有好处，而且有可能让自己越来越迷茫，越来越倦怠，您说对吗？”

写这段文字的，不是名师，不是教育专家，更不是教育行政管理者，而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即将加入教育战线的准教师。对于中小学教育来说，他还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恰是这样一个“旁观者”的清醒，更值得我们“当局者”认真地审视自己对“体制”的认识。

不可否认，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体制当成逃避责任和自我解脱的借口：当有人指责我们把分数当成教育的唯一追求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体制要的就是分数；当有人提出我们大一统的管理扼杀了学生的个性时，我们最拿得出门的理由是――体制要的就是整齐划一；当我们从事教育一生却没有心灵的收获时，我们埋怨最多的是――体制不够公平，没给我们希望……似乎，我们所有的过错和不足都是体制造成的，教育里的那些生冷和僵硬都是体制的必然，与我们无关。换句话说，我们是无辜的，体制在那里，我们不得不屈服和顺从。

在这种心态下，所有不合乎情理的教育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很多违背教育常规的做法也就变得自然而然。在这种心态下，面对那么多无原则的约束和管制，我们开始变得坦然；面对那些生硬的驱赶和拖拽，我们开始变得麻木；面对随处可见的教育悲剧和伤害，我们开始变得无动于衷。

难道在体制下，我们只能给学生这样的教育？难道在体制下，所有的教育缺陷真的都与我们无关？

记起上世纪的一个事件，细节已经不是很清楚。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士兵亨里奇受到审判。原因是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一个企图翻墙的青年。法庭上，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亨里奇仅仅是在执行命令，别无选择。法官西奥多不以为然，他的一番话振聋发聩。他说：“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把枪口抬高一厘米，这是在法律管辖之下的一种人性良知。只要人的内心不是一块铁板，应该都能做到。

法律是冰冷的，但不应该冷的是人心；体制是冰冷的，但不应该冷的是教育。也许我们的体制是个坚硬的东西，它所营造的教育环境也过于刚性，但我们的工作是滋养孩子心灵的，不应该也不能过于急迫。我们也许无法与体制对抗，也没有时间等待体制的完善，但我们完全可以在体制下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用为师者的智慧、专业和勇气，为孩子赢得一个缓冲地带，让他们尽量触碰到教育的柔软。对于教师来说，这不仅是职业尊严，更是一种人性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