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师信任危机的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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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师德败坏事件屡屡发生,此前曝光的教师涉嫌侮辱学生和教师对学生体罚过重以至对学生造成了生命威胁等案件早已引发了公众对教师系统信任的危机,而2013年5月8日发生的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女生开件更是刺痛了公众的神经。令人担忧的是,猥亵并非个案,自5月8日到5月28日的20天内,又有8起小学教师涉嫌猥亵幼儿案被曝光,引得社会舆论一片哗然。[1]网络上对教师的质疑此起彼伏,政府相关部门也对此类事件高度重视,教育部官员明确表示,将出台相关文件划出师德“红线”。[2]这种种情形都反映出公众对教师信任的逐渐丧失,教师信任危机凸显。鉴于此,非常有必要对教师的信任危机做些学理上的分析,并提出相关应对措施。
一、信任、系统信任和信任危机
西方社会学家中最早对信任做出专门研究的是齐美尔。他不仅对一般意义上的信任做出了论述,而且在其《货币哲学》一书中对货币这个制度化象征物从信任的角度做了深刻分析。在齐美尔之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学界对“信任”的研究日益兴盛,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卢曼和吉登斯。卢曼认为信任是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这一论断对信任的社会学研究影响深远。吉登斯则看到了现代性制度同信任间的关系。他区分了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并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将“信任”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3]30本文中的“信任”就采取这一定义。由此定义可以看出,吉登斯有意识地区分了对一个人的信心(人际信任)和对一个系统的信心(系统信任)。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吉登斯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社会系统的脱域问题。所谓“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3]18。脱域带来的时空不确定性使得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转变,也相应地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发生转变。传统社会中的信任大多是建立在人与人互动基础上的人际信任,为了简化现代社会由于脱域问题带来的时空不确定性,“降低社会交易的成本,现代社会必然要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系统,依据对系统的信任来克服或避免因不确定的时空所导致的不信任现象,这便使得系统信任取代人际信任,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信任形式”。[4]具体而言,系统信任是指对由匿名者组成的制度系统的信任,包括对象征标志的信任和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对象征标志的信任以货币为典型代表,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以医生、教师等为典型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所说的“教师信任”是指社会公众对作为专家系统的教师的信任,而不是对某教师个体的人际信任。同时,本文中的教师如未特别说明,仅指在中小学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以及在中小学任行政职务者(如校长等)。
再来看看“信任危机”这一概念的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中将“信任危机”定义为: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重任的现象。不难看出,这里的定义还是限定在人际信任的范畴内。对于系统信任的信任危机,笔者将其定义为:由于某社会组织或制度系统同公众的普遍期望发生了重大偏离甚至违背,而受到公众普遍质疑的社会现象。由此观之,正是由于在公众看来,教师没有很好地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反而表现出了众多侵犯学生与家长权益的行为,才导致了教师信任危机的出现。
二、教师信任危机的原因分析
从表面上看,教师信任危机的产生是由于个别老师丧心病狂、道德败坏做出了有损学生和家长权益的举动。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事情并非这样简单,至少我们无法解释如下疑问:为何一个系统内部分人的行为会导致公众对整个系统的人员产生质疑呢?个别人的行为是危机发生的唯一原因吗?在这里,我们不妨先从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说起。所谓信任基础,是指从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表征具体信任关系当中信任所依据的内容或促成信任产生的根源。[4]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是学历(证书)、科学和同行评议。[5]教师作为专家系统的典型代表,其信任基础也主要来自这三个方面,可以一一分析。
(一)学历(证书)
学历(证书)是我们当今社会诸多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入场券”。公司招聘要看应聘者是否有大专、本科乃至更高的研究生学历;进入各行各业要获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比如教师行业的教师资格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学历(证书)社会。那为何公众会相信学历(证书)呢?公众相信的学历(证书),并不是相信那薄薄的一张纸,也并非相信那张纸上对应的具体的某个人,而是相信学历(证书)背后的那一套社会竞争机制。这样的一套社会竞争机制使得此学历(证书)的拥有者被贴上了专业性的标签,公众相信他们拥有着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具体到教师专家系统上,教师系统的“入场券”一般指接受过师范类教育且拥有教师资格证,后者更为必要。两个都未接受过师范类教育的人,一个拥有教师资格证,一个没有,公众会更倾向于选择前者进入教师行业。因为他 们相信这一证书的拥有者具有专业素养,能够胜任专业任务。现今的教师信任危机也同学历(证书)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们且不论由于大学扩招带来的师范类毕业生人数剧增而导致的个人专业素养良莠不齐的现状,仅从教师资格证的考核与管理角度来说,就存在教师职业入口不严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入口不严主要指由于教师资格证认证机构只能是教育行政部门且往往缺乏师范类院校专家的参与,会招致公众对认证专业性的担忧;其次,由于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教师资格证的考核在公正性和有效性上也会招到质疑。管理不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时效性的限制。很多非师范类专业的毕业生迫于就业压力而把教师职业作为一项备选项,教师资格证书也就成了他们进入这一行业的“永久通行证”,一证在手,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这一领域(当然,成为教师还需要通过教师聘用考试)。而且到了使用教师资格证进入教师行业的时候,他们的教育专业知识和技能可能已随时间消耗殆尽。二是没有同教师的专业发展相挂钩。对于已经进入教师行业的从业者而言,教师资格证在他们的专业发展中失去了现实意义。教师资格证这一“入场券”在获得上的相对简易和管理上的不善越来越为公众所知晓,这无疑导致公众对教师这一专家系统的信任大打折扣。
(二)科学
科学决定了专家系统的性质。因为公众信任科学,所以对于在科学领域内有所专长的人,公众也是信任的。为何公众选择信任科学?我国社会学家郑也夫在其所着的《信任论》中给出了三点理由:1.公众接受过一点科学教育,因而对科学一知半解,在接受有限的科学教育的过程中,他们至少在消极意义上被科学征服了,即他们没有能力去怀疑科学;2.近两百年来,科学极大地改变了物质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对此公众都有亲身体会,“相信科学就会有美好生活”的观念已在公众脑海中根深蒂固;3.对具体的成功者(科学家)的崇拜也使得公众信任科学,我们这个时代对科学家的大力宣传,使得科学家的光辉形象深深印在公众脑海中。[6]215
由此观之,公众之所以信任教师这一专家系统,归根结底是信任他们背后的教育教学知识(科学),信任他们在教育教学领域所拥有的权威。然而,现今的教师信任危机同此也不无关系。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公众中拥有较高科学素养的人越来越多,懂得如何教育孩子的人也越来越多,再加上越来越便捷的大众媒体,使得公众越来越敢于在教育领域内发声,同教师争夺话语权。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广大农村,家长领着孩子去学校见老师时,总免不了说这样一句话:“老师,孩子就交给你了。若是他在学校里不听话,你就狠狠地打!”这句话固然反映了家长对教师的无限信任,但其背后更多地透露出家长由于缺乏教育科学知识,而无法同教师进行平等对话的无奈。现今,绝大多数的家长都不会再说这话。不仅如此,他们还会主动地同教师沟通交流教育心得和教育理念。当教师的所作所为同自己的想法和理念相违背时,他们敢于去质疑;当矛盾不可调和时,他们甚至直接让孩子脱离学校教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童话大王”郑渊洁。公众从之前的唯教师马首是瞻,到现在掌握了部分教育话语权,他们越来越勇于发声、敢于质疑。当他们发现教师的做法和理念甚至不及他们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时,教师信任危机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是指“由从事该领域或接近该领域的专家来评定一项工作的学术水平或重要性的一种机制”[6]208。同行评议是对系统内每个专家最准确和可信的评议,它往往决定了一位专家在这一系统中的地位。但为何同行评议是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除了同专家系统背后的学历(证书)和科学有关外,还往往同某些具体的专家有关。换言之,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往往会同他们对某些自己知晓的专家的信任相互印证。如果某些为公众所熟知且在专家系统内占据显赫地位的专家被证明是不值得信任的,那么公众对此专家系统的信任也会大打折扣。两个同为公众熟知但在专家系统内地位悬殊的专家,其对专家系统信任的破坏力一般而言也是地位高的比地位低的更严重。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如何准确、公正的评价专家在专家系统内的地位,便影响着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由于“专家系统因远离偏好、价值观和利益,并以科学为基础,而获得了一种单一的理性尺度。又因为这尺度不是常人所能理解,因此专家系统依赖于同行评议。”[6]212因而,相较于其他评议方式,同行评议更为权威和准确,同行评议也成为专家系统信任的基础。
回到教师这一专家系统。在我国现今的教师系统内,反映教师在系统内地位的主要指标是职称。而职称的评定权掌握在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手中,依据所评定职称高低的不同,其管理的教育行政部门的级别也不一样。这样的官方评定相较于同行评议,其准确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且易造成评定过程中的弄虚作假、的状况。又由于我国历来的论资排辈的传统,职称评定往往又异化为“熬职称”,这使得青年教师因为资历不够而不愿进取,已评上职称的教师由于失去目标而“混日子”。
综上所属,由于教师资格证的考核不严和管理不善,使得公众对于教师系统的“入场券”产生不信任;又由于教师专业化建设不足,使得公众对教师的专业性有所质疑;最后由于教师在系统中的地位评定不够准确和权威,也间接影响了公众对教师的信任。三大信任基础被削弱,无怪乎当有教师的负面消息被曝光后会引发社会对教师的信任危机。
三、对策与建议
上文中,经过分析我们看到教师信任的三大基础被削弱,从而对教师的信任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消除这一危机,我们的建议对策也由三大信任基础出发。
(一)加强教师资格证的考核与管理
政府应当对教师资格证的考核严加把关,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具体而言,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适度放权,将教师资格证的认证权交于由师范类院校参与组建的认证专业委员会负责,必要时可引入社会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在管理上,限定教师资格证的有效期,且针对不同的群体(师范类毕业生、新入职的教师和入职已久且取得良好教育成效的教师)发放不同期限的教师资格证。对于把获取教师资格证作为“备选”的“潜在教师”群体,可以规定在一定期限内若不从业则教师资格证自动失效。另外,把教师资格证的认证同教师继续教育相结合,保障教师入职后的专业水平。从考核和管理两个方面着手,既保障了教师资格证书背后的社会竞争机制的公平性,又保障了资格证拥有者的专业性,进而消除公众对教师资格证的疑虑,达到提高教师系统信任基础的目的。
(二)促进教师专业化由“技术性”向“理念性”转变
前文中我们分析到,现今存在公众同教师在教育话语权上的争夺。其实这样的争夺还只是限于公众与教师在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上的冲突,对于日常的课堂教学活动,一般公众很少有参与的机会,也无法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毕竟这涉及深层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专业化不能仅仅强调所教科目的深度学习与教学教法技艺的提高,更应当注重提升教师的教育理念,实现教师专业化从“技术性”到“理念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要 求把教育理念作为教师专业化的方向,将教师的教育理念作为教师教育活动和教师专业知识的统帅,从根本上杜绝教师不恰当教育行为的出现,维护公众对教师的信任。
(三)改革教师职称评定制度
建议教育行政部门放权,将职称的评定权交由教师(包括大学教师)系统内的评议组织来施行,教育行政部门行使监督权。具体来说,由教师系统内部组成评定委员会,分设各地各学科分会负责评定事宜,必要时也可引进社会第三方评议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