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利玛窦离开肇庆之原因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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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玛窦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肇庆是利玛窦进入中国内陆传播天主教的首站，他在肇庆6年取得了十个“第一”的成就，但却被驱逐出肇庆，其中有客观上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利玛窦他们在传教策略运用方面固然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当时历史环境所至。利玛窦离开肇庆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本文提供一些参考，以期对于正在发展中的社会有些积极意义。

[关键词]利玛窦；成就；离开；肇庆；原因；思考

利玛窦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1583年9月10日与神父罗明坚到达了肇庆，开始了他在肇庆6年的文化之旅，却在1589年被迫离开肇庆。后来辗转于韶州（今韶关）、南昌、南京、北京，1610年5月在北京去世。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被迫离开肇庆？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为此，本文想从这个议题开始，寄望能从中加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

利玛窦不仅是一位传教士，更是一位西方文明传播者。利玛窦在肇庆居留了6年，他以他的努力和敬业，取得了多项的成就。包括：在肇庆建起了中国内地第一座欧式风格建筑――仙花寺。利玛窦利用仙花寺的一个房间，开辟了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1584年绘制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山舆海地全图》，一改国人长期以来的“中国居天下之中”和“天圆地方”的观念，让国人开阔了了视野。1587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个机械自鸣钟，使中国内地的人学到了西方机械自鸣钟的制作技术；1588年合编了第一部中文的《葡汉字典》，使国人与外国人交流有了一本语言翻译工具书，为汉语拼音的出现作了铺垫。除此以外，1583年9-10月，罗明坚采用肇庆居民陈氏的主张，第一次以中国的“天主”作为天主教造物主Dies或 Dio的中文译名；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罗明坚使用天竺僧的身份进入肇庆，天宁寺成为利玛窦进入肇庆的第一个居所；1584年1-3月，罗明坚和利玛窦为肇庆一垂危病人洗礼，成为中国第一个天主教徒；1584年；罗明坚、利玛窦与他在肇庆的汉语老师合译的《天主实义》，成为在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天主教教理书。利玛窦在肇庆取得的这十个“第一”，这是肇庆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对肇庆提升城市地位和国际影响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一、利玛窦离开肇庆的原因

一个对肇庆乃至中国如此有影响的外国人，被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在1589年夏圣母升天节那天却被迫离开肇庆。对于利氏离开肇庆的原因，学者们也纷纷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在多个版本的《利玛窦》传记著作中，都对利玛窦离开肇庆的原因进行了记述，似乎都把总督刘继文的驱赶当成利玛窦离开肇庆的主因。近期笔者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查阅了相关资料，从中也找到一些有关利玛窦为何离开肇庆的佐证。经整理归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王泮态度转变，肇庆传教失去了依靠。王泮①是接纳西方文明的先驱。利玛窦于1583年9月来肇庆，可以说是全赖王泮支持和帮助，王泮一路为利玛窦他们开绿灯。没有王泮的帮助，他可能来不了肇庆，也无法在肇庆居留6年，更不可在肇庆创造十个“第一”。王泮全力支持利玛窦在肇庆传播西方文明，包括派人护送利玛窦等传教士入境、为利玛窦争取在肇庆的居留权、划地给利玛窦建起了中国内地第一所天主教堂、公正审理“崇禧塔”掷石头案及罗明坚通奸案、竭力增加两位西僧的声誉等方面。当然王泮的支持和保护也是事出有因：一是奉当时两广总督之命；二是王泮本身对西方文化的喜爱。如果说利玛窦他们是中国大门的敲门人，那么知府王泮就是一个开门人，也是西僧的保护人。利玛窦也多次提到王泮对传教士的保护。比如他提到“他（指王泮）不仅公开支持和保护传教士，而且他的前例也促使别的官员去拜访他们，并起着同样有益的效果” ②。“肇庆长官③采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荣宠他给予保护和支持的那些人，因为他认为由于他们的成就，他们值得这种荣誉。④”但是保护人首先要自保，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王泮便会因为各方的压力而摇摆乃至退缩。1585年万历皇帝禁止不准建立新佛寺时，再加上利玛窦他们在行为上显得不安分，违反王泮知府当初提出“要答应遵奉中国的习惯，要服从我们的地方长官、要做天子的臣民”等要求，王泮知府对利玛窦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王泮升为岭南道尹之后特别明显。个人认为其中有两个事件让王泮与利玛窦之间的友谊受到了影响。

第一件事：为王老父领洗入教。1585年底，罗明坚为了开辟新的传教据点，取得新任知府郑一麟的支持，并同未办理入境手续的另一神父麦安东到浙江绍兴进行活动。麦安东冒充商人混进广州同罗明坚汇合前往绍兴，他们两人于1585年11月20日起程，次年1月抵达绍兴。绍兴是王泮知府的老家，王泮的父亲就住在乡下。罗明坚他们就凭借与王泮的朋友关系，住在王泮老父家活动了半年之久，还为王老父领洗入教。群众对此议论纷纷，又引起广州官员们的怀疑。王泮了解到事情不妙，立即命罗明坚他们返回肇庆。此后，王泮逐渐对他们冷淡，可以说与西僧们的关系到了冰点：先是取消西僧节日对王的例行拜访，后下令删除所赠匾额上的}名，同时又命令手下把自己的署名从利玛窦所画《山舆海地全图》的木版删除，甚至见面也不打招呼。

第二件事是：桂林拜访皇亲被拒。在第一件事发生后王泮并没有下逐客令，对罗明坚、利玛窦他们只作初步行动的警告。为此，罗明坚认识到肇庆已不能久居，再次试图开辟新的传教据点。于1587年1月由罗明坚带着一个翻译前往湖南，途经广西桂林，为了寻求上层官员的支持，冒昧去拜访一位住在那里的皇帝亲属，那位皇族拒绝接见他们，连送去的礼物也被退了回来。后又去拜访当时广西巡抚吴善，吴善对罗明坚他们去拜访皇族十分不高兴，为自保，他命令将罗明坚他们驱逐出桂林。尽管罗明坚他们作了很大努力，仍没能留在桂林。灰溜溜地于同年7月返回肇庆。王泮当时正等待一个升迁机会，得悉此事，非常火恼，因为这件事将直接影响王泮的声誉和仕途，他觉得利玛窦他们显然不安分，违背了当初入境时王泮对他们提出的要“安分、谦虚，对中国有好处”的要求和原则，随即以新总督不乐意外人居留为由，下令西僧们全部返回澳门。至此，王泮与利玛窦的友好关系到此破裂。

（二）如何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

我们应该记得，在近代以前，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外界的大规模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魏晋以来的佛学，一次是明清之际的“天学”。佛教进入中国，那是中国人去请他们来的。佛祖达摩在南北朝的梁陈时代就来到了中国，他与梁武帝关于功德之论至今还被人们热议，禅宗六祖惠能也把这个历史故事作为解答何为功德论的例子来引用⑨。有学者提出：如果说一千五百年前是中国皇帝主动去印度高僧的话，如今的西方高僧却是不请自来的。既然中国历史能给予支谦、鸠摩罗什那些印度传教者以很高的地位，为什么就偏偏要歧视这位“西方高僧”呢？这恐怕正是因为对这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已经没有往日汉唐那样的胸襟和气度了⑩。如果说是胸襟和气度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体现。因为至今我们都未能从肇庆地方史志中找到有关利玛窦和仙花寺的文字记载，我们只能通过《利玛窦中国札记》以及相关的研究书籍去查找，然而，与仙花寺同期修建的崇禧塔在之后的历代肇庆府志及高要县志中均能找到相关文字记载。显然当时的官员或修志者对利玛窦和仙花寺这一史实是存在偏见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更确切地说是缺乏一种文化自信的反映。所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尤其重要，这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做到洋为中用，以促进我们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

（三）如何加强对人才的吸纳

抛开利玛窦传教士的身份，他完全是一名西方知识分子。利玛窦20岁进入罗马学院，系统地接受西方科学教育，利玛窦涉猎的学科非常广泛，包括应用数学、天文学、欧几里德几何、地理学、音乐理论以及透视学。此外，他还专门学习怎样演讲。他作为一名西方文明的传播者，是值得称赞的，也是值得后人记住他，特别是对中国的文明进步影响尤其突出。首先他给中国带来了五个“第一”的伟大成就，而后将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意大利文，传播到欧洲国家，被称为西方孔子，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他的才华不仅体现在上述这些方面，他的医术方面的才华也是非常出众的，只不过人们的关注点不同罢了。利玛窦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帮助教徒医治不育、疯癫、天花等疾病，让他们都享受天伦之乐、解除了病痛。王泮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利玛窦通过他的医术让结婚三十年的王泮首次当上了父亲，为他实现了生子心愿。利玛窦不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还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中国的热爱：他现在成了中国公民了，他穿的是和尚的衣服，他写的、读的、说的全是中文，住的房屋也是中国的布置、他行的是中国礼，像王泮当初提出的要求“变得和中国人一样”。到后来，得到了士大夫的热捧，士大夫们都与利玛窦交友为荣。据利玛窦自己总结：之所以与他结交有以下同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一个会说中文的大鼻大眼睛西方人，他们有兴趣；第二为记忆术；第三为他的数学专长；第四对科学仪器的兴趣，包括折光七彩的三棱镜及烫金精装书籍；第五为点金术，认为利玛窦精通此术；第六才是来听教会的道理 。可见利玛窦就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精通数学、天文历法，是一名学术卓著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从中我们也不难找到当初王泮为何喜欢与利玛窦结交朋友的原因。如果不是社会环境所至，相信王泮是不愿失去这样一位令人钦佩的朋友。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利玛窦失去了王泮的支持，也被迫离开了肇庆，这就是历史。

（四）传教方式值得商讨。利玛窦被迫离开肇庆，宣告他在肇庆传教失败。本文认为，这与他的传教方式或者说传教策略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先来看利玛窦他们在肇庆是如何吸纳信徒的。他们最初直接劝人入教，他们的传教对象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普通老百姓，现在我们来分析利玛窦在肇庆为之洗礼的几个代表人物：

第一个教徒是一个病危的老人，他们没能挽救这个教徒的生命，却说是去拯救他的灵魂。这样的传教方式在当时多少都有点让人难以理解，更无法吸引更多的人去信服。第二个入教的信徒是个疯子。“在河的对岸，住着一个得了一种惊恐病的人，或者有魔鬼附体，晚上他就在坟墓四周游荡。他肯定是象一个被鬼魅的人那样在行动” ，他的父亲把他教堂来，他接受了教诲，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后来他的全家都成了基督教徒。第三个是叫梁的小官吏，婚后多年无子女，渴望着有一家人，便听从一个神父的话入了教，后来他成为一对孪生男孩子的父亲，同时也把孩子献给上帝。第四个是最令利玛窦他们头痛的教徒――叫马丁，利玛窦自己也认为这个人不配信教也不配这个名字 ，因为他是一个骗子、无赖。他在澳门被接纳入教，他对教团既是包袱又是威胁。”因为这个教徒让利玛窦他们在肇庆的传教事业遇到更大的阻力 。从上述可知，利玛窦为之洗礼入教的都是一些底层市民，他们都或是病人或无赖，他们不仅没能为他们传教带来多大的帮助，反而对传播天主教造成了负面影响。所以，他们在肇庆居留6年，入教人数不过80人。这样的传教成绩单与 “成功”二字是无法结缘的。

外教的传入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汉唐时期的佛教最为突出。佛教的进入不但没有被驱逐，反而被接纳，佛教还被统治阶级利用而成为他们统治国家的工具。这显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也与当时的文化交流有直接关联，更与他们的传教策略和传教方式是否正确有关。佛教进入中国，走的是“上层路线”，是一种由上而下的传教方式，首先从统治阶级开始入手，争取统治阶级的支持，然后才在民间传播，这种先官后民的传教方式，自然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拥护。然而，利玛窦他们在肇庆传教走的是“基层路线”，是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为传教对象，在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其传教结果自然是以失败告终。此外，他们肇庆传教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利玛窦他们自称西僧。他们在肇庆的时期是一个值得思考颇有意义的时期。因为直到1589年为止，一直遵守并在未来还遵守原有的布教的方式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问题，两者间的矛盾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程度。直到后来，他们吸取了教训，才开始转走“上层路线”，通过向万历皇帝献贡自鸣钟争取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他们侧重于与中国皇帝、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文人士大夫、知识精英、社会名流们打交道，发展的教徒也以他们及其亲属朋友为主，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李之藻、杨廷筠等高级官吏。这些官员加入天主教，在当时的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才进一步扩大，并有较好的发展。从肇庆到北京，天主教教徒也不断增多，从1583到1610年，由1人增加到2500人。到了1636年天主教教徒已增至38000人。由此可知，传教事业的成功与否，与其传教的策略和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结语

利玛窦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把当时西洋的新知识传入在中国。利玛窦入华作为一个代表，作为一个历史象征，反映了中西文化在16世纪接触时的互动，有碰撞、有吸纳、有排斥，还有意想不到的个人心理冲突与对文化的自我审视。利玛窦在肇庆居留6年，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然而，却落得被驱赶的结局，其中有利玛窦传教策略上的主观因素，也有历史的客观原因。

从分析利玛窦离开肇庆的原因中，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思考。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氛围里，作为一座城市，应如何吸引人才、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新科技、新知识、新事物，这将影响到一座城市的发展速度与成效。所以，我们应以包容性的姿态、开放的眼光看待一切新生事物，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人为我用，兼容并包地吸纳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像王泮当时对利玛窦所说那样：“只要安份、守已，对我们有用”我们就应该持欢迎的态度，这必将有益于促进我们工作的开展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意）利玛窦，（比利时）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3）；

〔2〕张错.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利玛窦入华及其他， 香港.香港城市中文大学出版，2002 （9）；

〔3〕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

〔4〕（法）谢和耐，戴密微等.《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M].耿N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贾敏（1965--），女，文博专业副研究员，负责博物馆陈列展览、文物保护，发表《论文化强市与博物^的关系》、《试论乡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多篇专业性论文。现任肇庆市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