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事变”催生“大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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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日本就是日本，小日本、大日本的说法我们都不愿意理睬。但是大日本的说法也是由来已久。世人大多以为，“大日本”源自19世纪下半叶，是明治维新膨胀了日本征服世界的野心，其实，寻根问底，明治维新已是“大日本”的完成式，而“大日本”的启蒙期至少要上溯七百年。一个有关中国的历史节点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这个历史重大节点就是蒙古灭宋。

当时的日本处于镰仓幕府八代北条时宗执政时期。听闻陆秀夫携带宋代最后一位小皇帝投入大海、宋朝亡国消息的镰仓幕府，朝野上下皆恸哭，哀悼中原从此陆沉，感慨华夏为夷狄所辱――“崖山之后无中华”。

几乎在灭南宋的同时，忽必烈派使令日本臣服，年仅23岁的“少主”北条时宗以一国之主的身份断然拒绝，斩杀来使。忽必烈一怒之下发动讨伐日本远征。

蒙古横扫了中原并吞并了南宋，随后两次讨伐日本，均遭失败。文永之役，创下了日本历史上罕见的逆转记录，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败在了当时军事力量还不及南宋的日本手下。第二次伐日的蒙古大军在入侵日本过程中遭遇了“神风”，“神风”助日本再获全胜。

日本人从这件事找到了自信，蒙古帝国不能夺走日本一寸土地，而中国大陆几乎被蒙古帝国吞个干净，彼时的汉文明也不过如此，蒙古是我们手下败将，南宋连蒙古都打不过，怎么领导东方世界？既然蒙古人可以南下吞宋，日本为什么不可同样“如此这般”？以抗元战争为始，日本的心理从寻求与中国平等的地位转变为要“取而代之”，日本开始视自己为“中国”，并沿用了中国的华夷秩序观，初萌当“东方老大”的“野心”。

可见，宋亡抗元，对日本的历史转向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南宋灭亡后，大批汉人前往日本，北条时宗组织他们在日本修建了一座大型寺庙――建长寺，这座日本“准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吸引大陆精英来日的一个文化航标，同时也标志着日本学习继承中华大统的志愿。此前，大陆为华，日本为夷，此后，日本以“东方正统”自居的思想开始逐渐形成，并且试图“君临”大陆。尤其是明易清后，日本人的这种思想与历史观变化愈加强烈。

大家都说日本人欺软怕硬，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对孱弱的宋朝出兵，反而叫板宋亡后的元、明、清这些中国大一统王朝？除了日本本国的政局动荡与否，还有一个根源，就是启自这个“崖山事变”。

日本人至今对宋朝都有强烈的感情，他们对汉文化的学习延至于宋，他们认为：元朝之后事实上已经没有真正的中国人了。而自古以来没有被异族支配过的日本才是华夏文明的唯一有资格的继承者。

据说即便是明朝汉族复国，日本也不再崇拜，他们认为亡国之后的华夏已经不纯了，只有他们能取而代之。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致明中国国书中尽显狂妄。吹嘘日本已非昔日之日本，“其教化所及之处，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师，无不分别上书输贡”，俨然建立了一个取代中华的“大日本”。

17世纪，华夏再度陷入“鞑虏”之手，日本对中国的鄙夷态度加剧。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下的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在看透了清帝国的现状、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日本，更存了轻蔑之心。日本学者在与清代学者论学时，表面上很客气，但骨子里对清朝鄙夷不屑，已经是透露无遗了。

崖山之后无华夏，元明清“不过是唐宋的影子”。这是日本学界的普遍观点。19世纪，对中国失望的日本主动转型，明治维新后终于真正具备了压倒“中华”的底气。

崛起后的日本人认为，清国根本无法领导东方，甚至不配代表中国，而日本才应该正统相继。日本国学家抨击清代人虚伪，而日本的“大和心”与古中国人那样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福泽谕吉、石原莞尔这些明治维新后最活跃的日本精英，主张“狼性征服”、把中国纳入日本的“华夷秩序体系”中――“大日本”就此轰然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