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向无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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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帮犹太人藏起来了？”17岁的阿拉图萨・海因兹（Aleatha Hinds）对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身份发起了大胆猜测，她已经排队等了两个小时，准备参观这位全球知名日记作者的博物馆。二战期间，安妮和她的家人在密室里藏匿了25个月。

“不不不！”几位同行的朋友赶快纠正，他们是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圣查尔斯大学高中11年级和12年级的学生。“她自己就是犹太人！”

16岁的埃里克・勒布雷顿（Eric LeBreton）说：“她藏在父亲的工厂里，当时纳粹到处追捕犹太人，因为希特勒要搞大屠杀。”

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纪念安妮・法兰克的博物馆）的参观人次从2010年的100万飙升到了130万，然而该馆直到现在才意识到应该拓宽讲解范围：许多蜂拥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和外国游客对大屠杀的历史知道的很少，甚至对安妮也一无所知。博物馆及其他普及犹太人历史的机构正在寻求新办法，来加深人们对二战及在欧洲夺去600万犹太人生命的大屠杀的了解。这些行动与欧洲和美国不断出现的反犹太人事件息息相关。

博物馆总经理贾兰斯・里乌斯-迪尔德（Garance Reus-Deelder）表示：“我们发现，虽然战争离我们一天天远去，我们的游客，特别是年轻人和欧洲以外的人，对二战并没有足够的了解，无法真正体会到安妮和其他人藏身在这里的意义所在，我们要确保安妮不仅是一个偶像，而是走进历史的一扇大门。”

美国大屠杀博物馆馆长萨拉・J・布卢姆菲尔德（Sara J.Bloomfield）称，每年有50多万名学生前来参观，但“要吸引并保持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难了”。除了叙述事实和事件，博物馆逐渐将重心放在对个人故事和想法的讲述上，计划通过这样的改变来吸引年轻人。

技术也很重要，因为它在年轻人间很受欢迎。“但一定要引发参与和学习才行。”布卢姆费尔德表示。

她补充道：“如果只是为了套近乎，对历史便是一种轻视。”

对一些专家来说，博物馆不再以大屠杀为中心，反之呈现历史细节和“纪念文化”，这样的趋势令人感到担忧。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提出了“纪念文化”这一说法，他是美国知名的二战和大屠杀学者。

斯奈德表示：“今天大部分好心人会想，我们当然应该铭记犹太人大屠杀，但人们对大屠杀历史的认知程度却并不高。纪念变成了一种循环―你只认为自己应该去铭记，却不知道应该铭记什么。”

除了留存并呈现历史，博物馆还要和历史修正者以及否认犹太人大屠杀的人抗争，后者在互联网上的声势越来越大，在公众间混淆视听，而如今关于大屠杀的原始记述越来越少。 >> 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

阿姆斯特丹犹太文化区拥有犹太人博物馆和新的荷兰国立犹太人博物馆，其总监埃米尔・斯赫雷弗（Emile Schrijver）表示：“我们提供给人们的那些最有力量的信息都来自直接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

与此同时，美国的犹太人墓地袭击事件频发，纳粹党所用的十字记号涂鸦出现在学校围墙上，全国的犹太人社区、学校和教堂收到了150多次炸弹恐吓，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表示，该组织的几处办公室也成了袭击目标。

在欧洲，对犹太学校和法国一家犹太人超市的袭击也证明了十年来包括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在内的反犹太人趋势的上涨。欧洲一家基本人权工会机构报告称，自2016年起接受调研的犹太人中，有76%的人“认为在过去的50年中，反犹太人势头在他们所生活的国家有所上升。”

柏林犹太人博物馆的目标是帮助人们了解犹太人历史，特别是犹太人遭遇大屠杀的历史，该机构项目总监莱太恩・梅杰-范・门施（Léontine Meijer-van Mensch）称，2016年面向游客发起的一项调研显示，人们“想要知道更多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知识”。

博物馆计划用1800万欧元在2019年重新设计长期展馆。新展馆将更好地呈现纳粹在德国崛起的历史。

她说：“我们不仅要成为一个关于历史的机构，同时也要有自己的立场。”

丽比・盖夫特（Liebe Geft）是洛杉矶宽容博物馆（Museum of Tolerance）的馆长，她表示，安妮的故事“已经通过许多方式被浪漫化和扭曲了”，把她的人生和作品放置在更广大的历史语境中对教育年轻人而言至关重要。

“安妮拥有着非凡的写作天赋，通过纯粹和自然的语言，我们发现她作为一个青少年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在今天也同样适用，”她说，“她可以教导人们如何化解仇恨和不公，如何面对迫害挺身而出。”

该博物馆每小时仅能容纳300到400名游客，门前排起的长队已成为附近教堂广场的一道风景线。

博物馆已经调整了政策，这样游客就可以拿着预先在网上买好的票参观上午或下午早场的展览，而没有买到预售票的游客，则可以现场排下午晚场的队。这些尝试也许不会大幅缩短排队时间，但至少可以缓解馆内馆外的人流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