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新贵与计生政策的一场PK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超生新贵与计生政策的一场PK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说到超生，人们很容易就想起中国的农村农民，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对象也出现了新的超生群体，他们利用交纳社会抚养费等方式成功地在生育问题上达到了多生孩子的目的。
这一超生群体，就是城市中富有的“超生新贵”，其中富人名人超生现象特别突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现实：面对重罚新贵不怕
现在有不少富人名人，凭借自身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为了达到“传宗接代”“儿女双全”的目的，明知道基本国策不允许，还名正言顺地“犯规”，“大不了交一笔社会抚养费，你再怎么厉害的‘政策’总不能把生下的孩子杀了吧”！对于超生新贵们而言，征收所谓的高额社会抚养费也只是“小菜一碟”、“九牛一毛”，只要让生，钱是无所谓。政府计生部门开展工作就很被动了，甚至遭遇不少尴尬。
前年，温州市一私营企业主因违法生育第二胎，被征收了68万元“社会抚养费”，成为温州市当时征收社会抚养金数额最高案例。在温州，私营企业主超生被重罚的事例屡见不鲜。然而，经济处罚这种“软”措施却被证明收效甚微。2005年，温州市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1.8亿元，2006年则达到了创纪录的2.2亿元。然而，违法生育的人数并没有减少。
无独有偶。前不久，一名大腹便便的广州孕妇在丈夫陪同下，大摇大摆地来到街道办计生人员面前，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存折本摔到办公桌上。“这里有20万元，随便你们怎么扣，我需要安心养胎，请你们别再上门骚扰了！”
“有漂亮的房子，几个小孩，几条狗。我有条件有培养能力，为什么不生呢？培养出人才建设国家。”章子怡在接受采访时如此坦言。
2006年底，歌星毛阿敏在上海喜得贵子，有人祝福，有人不禁质问：凭什么毛阿敏生了女儿又生儿子，可以不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人猜测毛阿敏已经加入加拿大籍，不是中国公民，所以生孩子不受限制了。据知情人透露，毛阿敏的儿子是在美国怀上的，这次是专门赶回上海生孩子，上海籍贯的她之所以生二胎与她的先生有关。
此后不久，王菲（港籍）和李亚鹏的身边好友透露：夫妻俩计划在明年再生孩子；此外，一再宣称至今还是中国户口的导演顾长卫计划和蒋雯丽生三到五个孩子……
与普通百姓相比，富人、名人确实有更多办法达到多生的目的，而且还能做到不违反国家的生育政策：或同境外人士结婚，或自己获得了国外“绿卡”或国籍。另外，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的，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采取的方式之一。
质疑：交票子就多生孩子
国家计生政策是强制性法规，遵纪守法是对每个公民的基本要求，富人名人也没有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富人有了钱就为所欲为，有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也得有个界限；名人名声在外，除了继续发扬也得注意维护，不能因为有名气就丢掉普通人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有钱能使鬼推磨”，用金钱取得超生渠道，对大多数富人名人来说，他们的超生是合法合情的，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用金钱造就的合法性无异于是对法律尊严的一种挑战和蔑视，其合法性恰恰体现了法律脆弱的一面。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生孩子毕竟不是买卖商品，而富人名人超生却露骨地表现出，交票子就能多生孩子，这种逻辑实际上是对人性和公平的践踏。
为了多生孩子，这些富人和名人们会想方设法来对付现行的计生政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实现自己的超生愿望。他们的社会影响和示范作用，对现行计生政策的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一项民意调查中，六成以上的网友表示，应对超生的富人名人进行严惩。广大网友呼吁：对敢越超生“雷池”者，该重罚的就重罚，该开除的就开除，该封杀的就封杀。
归结：解决问题是根本
其实，富人名人“不怕罚”的心态和现实，反映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法律、制度的漏洞和道德的束缚力。时下，如何出台一个行之有效的体制来遏制住这种超生的势头，成为决策层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杨魁孚针对富人名人超生问题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分层细化，超生问题也出现了分化，城市富人或名人生两个或多个孩子的情况较多。长此以往，人为使得财富数量、声望值与人口出生量成正比，人口出生的‘两极分化’情况必将严重。针对这个问题，单通过罚款解决，效果不是很理想。除常规罚款外，应将城市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记入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
国家计生委政法司司长于学军指出，考虑到他们大部分都并不惧怕罚款，而是注重名誉，因而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建立一个不良记录档案，一旦富人名人超生了，他们就将受到经济和社会谴责的双重惩罚，包括他们将不能参加各种奖项的评选等。
有人主张对不怕重罚的超生者动用刑法，也有人持反对态度，“超生者毕竟没有危害他人和社会”，如此“打击”显得有点过分；有人主张完善目前的法律法规，更多的法律惩处手段除了对“单一罚款式处罚”进行补充外，还要用制度跟进来督促道德自律――将名人、富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建立相应的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