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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嵇康,正始时期主要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情驭文,无不尽之意。目前结合各专家学者的观点,关于此文的写作意图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真正意义的绝交,其二是表明自己的心志,其三是保护山涛。本文将从儒家忠君思想和嵇康临终托孤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反对“绝交说”和“保护山涛说”,再表明他的真正意图是表明自己的心志。
关键词:嵇康,山巨源,写作意图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1-0000-02
“正始”是曹魏少帝曹芳的年号(公元240—249年),从正始开始曹魏政权由相对稳定的时期进入了一个风雨飘摇的阶段,社会处于政治的黑暗与恐怖之中,文人少有全其身者,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1](p1360)。而此时的嵇康正是十八岁到二十七岁间,他在这个变幻风云的岁月度过了自己的青年和中年时代,人生观、功名观也由此转变。原本有“荣进之心”的嵇康开始对“任逸”的兴趣浓厚起来。嵇康的这篇《绝交书》就是是在他思想经过大转变后写成的。就其文章的真正意图从以下几点进行阐释。
一,反对“绝交说”
从整个文本内容来看,嵇康不满山涛投靠司马氏集团,与之绝交。有的学者认为司马氏集团在借用山涛与嵇康的好友关系来拉拢嵇康[2]。也有学者认为“涛一见司马师,便以吕望比之,尤见赏与昭,委以腹心之任,摇尾于奸雄之前,为之功狗。”[3](p800) 还有的学者认为山涛是名利之徒,其预“竹林”是工于心计的表现,一为博取高名,二为等待时机[4]。因此来山涛的人格并不怎么高尚,傲视世俗卓然不群的嵇康愤慨的要与之绝交。
可是我们我们从《晋书》和《世说新语》中来窥探嵇康与山涛的关系:
“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1](p1370)
“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着忘言之契。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1](p1223)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 [3](p799)
由此可以看出嵇康和山涛是竹林之交,更是真正意义上心灵相通的朋友。并且后来嵇康将嵇绍托孤给山涛,如果是真正的绝交,那托孤之事怎么解释呢。
另外,我们知道,君臣关系是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
《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5](p486)
《论语?颜渊》云: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5](p862)
可见为人臣就要忠,忠君思想不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价一个人道德的重要标准。我们从《山涛传》来看:“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1](p1225) 可见山涛是按照皇帝的喜好来选人,因为当时的嵇康在士大夫阶层中声望很高,他的品格、才学、作风都受到推重,是当时正直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如果把这面旗帜拿过来,就会更好的治理国家,促进国家的发展,同时也让嵇康进入仕途,实现自己的抱负。山涛这种“推己及人”的儒家仁爱思想,作为好友的嵇康显然是理解他的一片好心的。
我们的孔子更是把忠君思想视为道德价值判断中最为核心的观念之一。所以山涛的做法便是对国家“忠”的表现。我们如果从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去解读,就会知道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政权嬗代的乱世之秋,司马氏集团几乎将曹魏集团一网打尽,甚至打着“以孝治天下”的儒家名教的旗帜敷衍统治,也暴露了他们对于曹魏集团政权的背信弃义、巧取豪夺以及弑君夺权、镇压异己的卑劣行为。所以嵇康写的《绝交书》正是自己与司马氏集团作斗争的一种表现。在孟子的君臣观念中,君主的品质是被特别强调的,他认为臣对于君主的态度不能迎合为上,臣事君应以道义为基础。还有荀子提出的“从道不从君”[6](p250)的观点,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也比较重视君主的道义。由此我们知道在那个血腥的时代,嵇康自然会不愿意出仕,但对于嵇康的做法,嵇康显然明白,所以临终时将嵇绍托付给了山涛,而山涛也没有辜负嵇康,后来推举嵇绍做了官。很明显,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绝交。如果仅从片面的观点认为他们是真正意义的绝交,这是不合理的。
二,反对“保护山涛说”
近年,有的学者通过“驳绝交说”和“驳划清界限说”对《绝交书》提出了新的解读,即“撇清关系,保护山涛。”[7] 她认为如果嵇康被人抓住把柄,定会连累举荐之人,不想做官的嵇康因此极力撇清自己与山涛的关系,声明山涛根本不了解自己,由此也可以理解嵇康绝命前托孤的行为。嵇康把信写得如此决绝,也就是要告诉大家他和山涛已经绝交,以后互不相干。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嵇康真的要保护山涛,又为何临终时把嵇绍托付给山涛,这样不是同样会引起司马氏集团的猜忌和怀疑吗?从而也连累了山涛,更达不到保护山涛的目的了。在文末嵇康又突兀的写到自己的家事:新失母兄之欢,儿女年幼多病等。我认为表现了两层含义,其一是体现他们的好友关系,其二为自己不愿出仕所找的借口。这样看来,如果真的有意保护山涛,又为何提及家中事呢,谨慎的山涛怎会如此大意呢?如此以来,他写《绝交书》的苦心也只有付诸东流了。所以保护山涛这一说法也难以让人信服。
三,坚持真正的意图:“表明心志”
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的嵇康,才华出众,而且相貌堂堂。人称“龙章凤姿”。约在二十岁时,被沛王看中,把女儿长乐亭主下嫁给他,从此成了曹魏宗室的姻亲。他在政治上倾向曹氏集团,始终对司马氏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意志坚决,刚肠嫉恶。,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司马氏的唾弃和自己的强硬态度。在文章中,他提出了九条与礼法相背反的事实,也就是有名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表面上看是说自己有种种不宜为官之处,实际上是拒绝了了司马氏的拉拢,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公然明确说到“非汤武而薄周孔”,这不仅仅是离经叛道,讪谤圣王的问题,而是对司马氏集团的猛烈抨击,嘲讽了司马氏集团的虚伪残酷。因为司马氏父子以周公摄政自拟,而司马昭更随时实行汤武革命,改朝换代,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鲁迅先生说:
“司马懿因这篇文章,便就得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在当时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8]
此外我们从嵇康的《与吕长悌绝交书》可以看到,他斥责了吕长悌包藏祸心违背人伦道德的行为,坚决的说到“从此别矣。”吕长悌之所以如此怙恶不悛,无非是有司马氏集团给他做后台,所以,这两篇绝交书实质就是与司马氏集团的绝交书,表明嵇康由衷的蔑视司马氏借以杀人的礼教,也体现出他自己高尚的人格。还有嵇康临行前的《悲愤诗》也同样在表明自己“托好老庄、贱物贵身”的志向和“抗心希古、任其旷尚”的秉性,也包含了自己对司马氏陷害无辜的愤怒和抗议。“《晋书》云:“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1](p1369-1370)因此说《绝交书》明确表明嵇康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心志。
所以我认为从《晋书》和《世说新语》等资料来看,对山涛褒赏之辞远远胜过批判之言,由此来断定嵇康对山涛人品的鄙夷蔑视,从而与之绝,实在不对。据徐公持先生考证,“绝交”二字为后人所加,初题本为《与山巨源书》。另外从托孤之事来看,“绝交说”和“保护山涛说”都不合逻辑。加上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让处于那个时代的名士难以抉择自己的道路。所以,笔者认为这封《绝交书》仅是嵇康为了表明自己越名教而任自流,坚决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的心志和他鲜明的个人意识与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王晓毅.嵇康评传[M].南宁:广西 教育出版社,1997
[3]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
[4] 高华平.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0
[5]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 曾飘飘《与山巨源绝交书》新解[J].重庆: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10
[8] 鲁迅.而已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